有点意外。汪洋的母亲托人捎话，要我为汪洋的死写几句话。接下这个话题，心情沉重，而且复杂。
那天，儿子一回来就心情沉重地对我说：我们松江大学城“牺牲”了一个大学生。他叫汪洋。
我们注意到他使用了“牺牲”这两个字。儿子说，汪洋是复旦视觉艺术学院的学生，喝咖啡时发现了一个小偷偷手机，就站出来抓捕，小偷逃进网吧的厕所，他追了进去，结果被小偷一刀刺中了心脏……
我听了第一个反应就是，如果我在现场，我会怎么样？
我发现我没能马上回答自己，因为在很久很久以前的一个夜晚，我们开始丧失这样的勇气。
“侠义”这两个字，本该充沛于天地，鼓荡于四野，但现在听来太过陌生。太多太多的现实是，贼伯下手，如今都堂皇潇洒得像“借东西”，一旦被察觉，要么就变偷窃为抢劫，要么就公然威胁或者殴打示警者，道德判断倒挂已久也！
我再次问自己：如果我在现场，我敢挺身而出吗？
我的秉性终于使我愤怒了：他妈的为什么不敢？！这世界到底是谁该谁啊？！
“侠义”是什么？在动物，是营救同类的本能，在人类，是一种规过向善的判断，一种舍弃小我，维护公益的风气，在黄河和长江之间，在昆仑和大漠之间，它们曾经的风行，就像当下的拜金和猥琐……
且不说孟尝、春申、平原、信陵，救危继绝，扶弱抑强；且不说田横、季布、剧孟、郭解，舍生取义，一诺千金；那岳武穆“驾长风踏破贺兰山缺”、文天祥“留得丹心照汗青”的精神，我们还有吗？那谭嗣同“变法流血自我始”、陈天华“不共和，宁蹈海”的精神，我们还有吗？
甚至，那“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的“江湖义气”，我们还有没有？
我已不能回答。民国以降，侠勇之风落花流水。是谁让英雄和壮士在这个时代显得滑稽可笑的呢，当人们潮水一样地争做一个狡黠的小人和猥亵的小丑时，我知道时代的心，已经停止跳动……
如果我在现场，我会发现我的呼喊几乎无人响应，“抓贼啊”！那声音如同尴尬的自嘲，苍凉而孤寡地挣扎几下，便无声无臭。
如果我在现场，我会发现人们甚至惊诧地瞠视我：不就是别人的东西被偷吗？何至于你如此热血沸腾，大声疾呼？
如果我在现场，我会发现追贼的底气反而不如被追的，他得央求大家和他一起追捕，而贼，却怒发冲冠地率领着队伍，指着前方大喊：抓住他……
但是，我们的汪洋，如同另一个时空降临的壮士，不顾这一切羞古辱今的懦弱自私，无视这一切愧对后人的蝇营狗苟，他腾身而起，果断地上前，即使没有大群的追随者，他仍然向前，奋不顾身地向前——
他追拿的不是一个贼，而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一道远去的光荣……
很久很久了，这样的勇敢和正义我们已经陌生，但其实，它是一直充塞于天地之间的，它是一直鼓荡于历史胸中的，是我们这群猥琐而低俗的人对它视而不见，见而不闻。
如同一道闪电，如同一声霹雳，如同一盏明灯，如同一记棒喝————谁说汪洋不是先知一样地突然现身，又突然消失呢。
沉溺于纸醉金迷，沉溺于搞怪出位，沉溺于贪嗔淫暴，沉溺于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的我们，天何言哉！
汪洋死后10天左右，华东师大一群学生和我讨论中日文化相互影响的问题，席间，几个愤青又开始对日本人骂骂咧咧。
我也不知何故，突然一改往日排日贬日的情绪，怨妇般地要求他们停止声讨：
“大家想一想，日本人其实非常幸运。他们的文化固然受中国古文化影响极深，更多的地方简直是原版克隆，我们当初的儒道、花道、茶道、医道、武士道以及书画艺术，都在那里得到了非常完整的保存，但他们的遣唐使只派到晚唐为止……”
“那就是说，他们几乎照搬了我们的先秦、汉唐文化，却幸运地躲开了我们宋元以下的苟且文化、自慰文化、汉奸文化、犬儒文化、酱缸文化、亡国奴文化以及最最卑鄙的‘伥文化’……”
“所以，你们不觉得他们在性格上行为上其实更像我们的古人——确切地说是汉、唐的中国人吗？他们是幸运的……”
汪洋也是幸运的。他死在了光辉的20岁。如果不死，我们不能保证他在以后漫长的岁月中会被我们的“伥文化”委琐成什么模样。
天下无道久矣。
在这没有月光的冬夜，我想着汪洋，想着这个殉道的孩子，想着我们的苟且，也想着铭刻在美国波士顿犹太人屠杀纪念碑上的那首著名的短诗：
在德国，起初纳粹追杀共产主义者，我没有说话
———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接着纳粹追杀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后来纳粹追杀工会成员，我没有说话
———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此后纳粹追杀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
———因为我是新教教徒；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却再也没有人为我站了出来。
汪洋，尚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