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二、联合国和许多国家政府使用的确实是“公元”纪年，但改称“耶元”既属可能，成本亦小
上文说过，“公历”、“公元”这些词只在华语中出现。当然，联合国和许多国家政府使用的确实是“公元”纪年，例如，《联合国宪章》中文版的一部分“介绍性说明”内容如下（http://www.un.org/chinese/aboutun/charter/charter.htm）：“联合国宪章是1945年6月26日联合国国际组织会议结束时在旧金山签字的，于1945年10月24日生效。”其英文版对应的内容（INTRODUCTORY NOTE）是（http://www.un.org/aboutun/charter/index.html）：The 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was signed on 26 June 1945, in San Francisco, at the conclus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nd came into force on 24 October 1945。这里没有提及“公元”一词，而直接使用了“公元”年代。其实这也是我们绝大多数时候使用这一纪年的方法，即，直接使用、不加“公元”的前缀。这样，改称“耶元”的成本就非常之小了：如果有“公元”、“公历”等词出现，直接以“耶元”、“耶历”替换即可，这在电脑时代尤其容易；如果没有这些词出现，在文字之末注明“本文（或本书）采用耶元――曾经称为‘公元’――的纪年系统。”即可。关于这些操作性的问题，第三部分有详述，请参见。
即使在中国，使用“公元”、“公历”等词的历史也不到百年。以“结合书证，重在溯源”（出版说明）为目标的《辞源》（商务印书馆1983年12月修订第一版）即未收“公元”和“公历”两词。据我所见，“公元”一词最早出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公文上是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决议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采用公元”（《人民日报》1949年9月28日第1版，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4-10/11/content_2075733.htm）。但是在现行宪法（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其后有几次修正）上，没有涉及“公元”、“公历”等词，也就是说，使用“耶元”、“耶历”没有任何法律上的问题。
中国使用“公历”始于1912年。是年1月1日，孙中山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2日，孙中山通告各省，宣告中华民国改用阳历，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十一月十三日（即辛亥年十一月十三日）为中华民国元旦（《中华民国大事记》第一册，韩信夫等编，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2月，174页）。这里的“黄帝纪元”于本文的主旨有一定关系，值得全文引用《辞海》的解释：
黄帝纪年（5822－5823）：清末革命党人采用的纪年法。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国民日日报》发表刘师培的《黄帝纪年论》，反对使用君主年号，亦不同意康有为提出的孔子纪年，主张以黄帝降生之年作纪年之始，以当年为“黄帝降生四千六百一十四年”。但黄帝是传说中人物，古籍所载生卒年代互有歧异。革命党人用此法推演的年份不尽一致。宋教仁则主张以黄帝即位元年癸亥为纪年之始，推定1904年为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二年。《民报》和其他革命报刊多采宋说。武昌起义后，湖北军政府的文告和各省响应的宣言，也多用此法。革命党人在上海、武汉讨论成立共和政府时，认为黄帝纪年原属权宜之计，不合民主共和的宗旨。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即电告各省，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十一月十三日（1912年1月1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并改用阳历。黄帝纪年遂停止使用。
民国政府对待传统历法和“公历”的态度是复杂的。强硬地禁止是一方面，“在历史上，中华民国政府曾将夏历称作‘废历’予以废除，并以行政命令推行‘岁首不准休假’等等；将基督教历法定作‘国历’。实在是倒行逆施、不得民心，以失败而告终是理所当然的了。大家知道，国民党要员大都信仰基督教，他们将基督教历当作新历来推行，一年之中最讲究的节日不是夏历岁首、不是公历元旦、也不是‘双十’、而是至高无上的主的‘圣诞节’！”（“关于农历春节及‘历法改革’问题的通信”，作者长弓水，http://www.qglt.com/bbs/ReadFile?whichfile=1438&typeid=84）“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孙中山政府取消了农历纪年而改为国际通行的公历纪年。同时，民国政府还想把中国的传统节日改为公历日期庆祝，甚至为此采取了很多极端的做法，‘当时的所出现的行政措施严重到这种程度——卖年货就要把店铺砸烂’，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民间文学论坛》杂志主编刘魁立先生介绍说。尽管当时的民众并不买帐，依旧按照农历庆祝传统节日，但是公历纪年却由此确立下来。‘更何况胡适大概在1921年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所有这些对传统文化的不关爱，变成了一种特殊的行政干预的强硬方式，到1929年甚至把农历全都废掉了。’”（“断裂、整合中的中国传统节日文化”，作者韩晓东，中华读书报网络版，http://www.southcn.com/news/community/shzt/ty/tvsf/200502230572.htm）
但是问题的另一方面是，台湾省现在使用的纪年法中仍有其合理因素。“台湾当局对纪年方式有一定的规范。早在1987年台‘教育部’就通函各机关学校，要求正确使用‘国号与年号’，除涉外谈话或文件必须使用或夹注公元纪年外，一律使用‘中华民国纪年’。此外，台‘公文程序条例’、‘中央机关标准法’也都对‘民国纪年’有规定”（“台当局要废民国纪年欲影响民众心理认同”，环球时报，http://news.sina.com.cn/c/2006-03-16/04228451487s.shtml）。这种“以我为主”的心态就是值得称道的。而且，事实上台湾省官方和民间也没有使用“公元”或“公历”这样的词，他们用的是“西元”。虽然比起“耶元”来，我认为“西元”中的“西”有指示不清的毛病，但其中体现的文化自觉仍然值得我们在海峡这边喝彩。
我们的邻居日本也有可资借鉴之处。日本深受中华文明的影响，但其消化、改造能力很强，我们作为曾经的文化输出国也应该虚心向其学习。日本是“当今世界上惟一保持年号纪年的国家”（《中国历史与文化（中）》，10页）。“日本历和格里历的唯一不同是纪年法，日本仍然采用中国皇帝的帝位纪年法，每位新天皇即位更改年号，2006年是明仁天皇的‘平成18年’。目前由于国际交往的增多，在商业和外交上也使用公元纪年，但钱币印刷、公文来往仍然使用天皇年号”（zh.wikipedia.org/wiki/日本历）。帝位纪年法自然不足取（下文还有讨论），我们应该看到的是，即使使用如此落后的纪年法，也不会影响民众生活和政府运作的“与国际接轨”。
总之，在公务层面上改用“耶元”的成本很低，也有现成的例子可以参照，利大于弊，不行何待？
三、节日，最世俗却最形而上的时刻，干“公元”底事？
历法的最重要功能之一是为节日提供坐标。但是，“公元”、“公历”与我们的众多的节日没有关系。例如，春节是我们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它就不是按照公历确定的。虽然我相信多数中国人如非天赋异禀，恐怕和我一样，说不出明年春节的正月初一是哪一天。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知道、或者是感觉到，在冬末春初的某些日子，我们会挤上汽车火车或飞机回家乡与亲人团聚、度过一些特殊的日子，或者，我们有了由头、与近在城市的另一边或者干脆就是村头却在平日里很少交往的亲朋好友相聚。这样的日子，与公历有什么关系呢？这样的认同，属于所有中国人和中华文化流韵所及的个体，如果一定用“公”这个字，这才是我们的“公”、“私”一体的、形而下的习俗和形而上的心灵合一的根之所在（刘东的文章“有节有日”［《读书》杂志2001年第10期，87－94页］把“春节”之类的“节”、“节庆”和诸如“国际戒烟日”之类的“日”区分开来，其文摇曳生姿，令人神驰，请参看）。
据考证，“公历”的每个月中，都有人欢度自己的新年。例如，3月有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中旬）和阿富汗（春分），4月有泰国（13至15日）、尼泊尔和不丹，6月21日是埃及，索马里从8月1日开始，叙利亚的农村是9月月圆的第一天，缅甸的钦族是10月中旬，印度有些地区以10月31日至11月4日为新年（和利节），菲律宾是12月30日（《天文·时间·历法》，168－169页）。回历（伊斯兰教历）的新年不固定，例如，“公元”2007年的回历新年是“公历”1月20日，但是在1992年就是7月2日。“俄历为十月革命前的俄国所使用，其实就是西历的旧历，即‘奥古斯都历’。……新疆俄罗斯人民过圣诞节和其他节日，习惯上仍以旧历为准，与新历相比都迟些日子”（《中西回俄历表（1821－2020）》，纪大椿编著，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前言第2页）。我国的傣族一年中最隆重的节日是泼水节，现在是清明后10天（《天文·时间·历法》，178－179页）。彝历设冬、夏两个新年，大致在汉历的十二月份和六月份（《天文·时间·历法》，183页）。关于埃及，另有说法是把尼罗河涨水的这一天作为新年的开始，称为“涨水新年”。埃及的新年在秋天，因埃及的农业生产是从秋季开始的（“元旦的来历”，www.oaoffice.net/ml/97158.html）。
虽然我不知道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人们是否把“过年”看得如中国人一样重要，但这至少是一个标志，说明在“公历”告诉我们的“新年”、也就是1月1日之外，有更大的意义世界存在。是否可以这么说，如果你在1月1日感到万象更新，那么我应该恭喜你成为了“国际化”的新人；如果你仍然要听过除夕夜的爆竹之后才感觉新年之降临，那么，你就仍是一个地道的中国旧人。
即使在欧美的基督教国家，最重要的节日也非1月1日，而是圣诞节。这再次说明，“公历”作为后起的规范没有自己的传统，它的节日因而只有数字上的意义，比如1月1日、比如2000年，这些都在更大程度上是商业味的，比起春节、Christmas这样的日子，它们的文化意蕴（或者用上述田松的说法，谓之“根脉”和“土壤”）几至于无。因此，以“公”称之，实在是放之四海而皆不准。
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