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出版市场刮起了名人自传风，各界名人纷纷出书立传。从热炒的宋丹丹《幸福深处》到王蒙的《九命七羊》，再到英若诚、梅兰芳、郎朗的自传，可谓你方唱罢我登场。书商、出版商、媒体大肆宣扬，读者也议论纷纷。如今，年过九旬的杨绛老人也口述起历史来。《听杨绛谈往事》通过作者吴学昭与杨绛先生对谈的方式，讲述了她的生活往事。

　　“自传”就如萨特所说，是“通过历史境遇来定义我自身”。在《听杨绛谈往事》的序中，杨先生明确说明：经传主本人认定的传记只此一本。作为杨先生“钦定”的传记，该书在引领我们阅读杨绛的人生风雨、洞悉其如何定义“自我”方面具有独特意义。该书的前半部，记录了杨绛的家世及少年求学情况。从女校到大学，杨绛所在的学校都为她提供了宽松自由的学习氛围。书中讲述的杨绛与钱钟书比赛读书的故事，将她的顽皮和率真一览无余地呈现给读者。作者在杨先生口述的一手资料基础上，加入了自己的所见所闻及搜集的材料，本应具备史料翔实、准确的优势。但由于书中使用了大量小说式场景描写与人物对话，尤其仅凭“一家之言”对坊间流传的杨绛、费孝通、钱钟书之间的“三角”故事大肆渲染，让该书具有了较多虚构色彩。

　　一部自传的价值首先应该在于其真实性。好的自传之所以传神，正在于其非虚构性，譬如聂华苓的《三生三世》；也有的自传以“小叙事”写“大历史”，如吴祖光的《一辈子》。以作者与杨绛、钱钟书世交并至交之关系，把握传主真实人生并不难，难的是如何诚实地记录下传主的一生。好的自传作品即使不是完整的真实记录，也应该忠实于实际情况，不虚美，不避丑。以杨绛先生的学术地位和文学成就而言，作为“口述历史”的主角，引人入胜处自不待言。实际上，杨绛先生以前的回忆性散文，已经道出了人生之路的许多往事。《听杨绛谈往事》就史料而言，并无太多新意，而掺入的太多虚构成分，则使得传记功能大打折扣。

　　名人自传应具有深刻的思想性，而不应只是肤浅像生活表象的记录。《听杨绛谈往事》的后半部分读来晦涩，颇多语焉不详，其中大篇赘述杨先生《小阳春》、《洗澡》等作品，与传记本身关联有限。《听杨绛谈往事》中散记多于传记，虽然情感绵长，却素材琐碎，毫无新意。杨绛在本书的“序”中替作者分辩：“如果她写的传记读来淡而无味，只怪我这人是芸芸众生之一，没有任何奇异伟大的事迹可记。”然而这无法减少读者的失望。毕竟自传的价值在于传主的价值和意义，好的自传应该抛却自我美化的特性，坦率而真诚地对人生、内心进行剖析。替别人写传记颇不容易，要把握好作者与传主的距离。吴学昭唯一的优势是和杨绛亲近，可她思考有限，文采和叙事能力也很平庸，没有能力挖掘出更有价值的东西。

　　诚实书写自己的历史和思想，这是作者的最基本道德。《听杨绛谈往事》中很多篇章或评介作品，或辩驳翻案，或歌功颂德，与“谈往事”关系不大。该书名义上是为杨绛作传，但是涉笔芜杂，夹缠不清。自传写作最忌讳的就是自我美化、自我陶醉，唯有冷静客观的态度才能写出为读者称道的作品。《听杨绛谈往事》一书常常局限于对一个家庭生活的津津乐道，缺少对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生活状态、生存空间的关注。

　　自传持续热销的一部分原因也可以说是读者的好奇心使然，读者们总愿意关注名人的生活。王蒙声称：“我不会放过我独一无二的创作本钱”，所以他的《九命七羊》以自曝上世纪的“几次较大的文坛风波”为卖点。而《听杨绛谈往事》一书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杨绛与钱锺书先生的清华园恋爱故事。然而缺少对生命的自审意识，让《听杨绛谈往事》更像是一个堆砌起来的文字泡沫。

　　市场浮躁，文人却不能浮躁；市场不完善，文人却要自我完善。胡适在《四十自述》中说：“我们赤裸裸地叙述我们少年时代的琐碎生活，为的是希望社会上做一番事业的人也会赤裸裸地记载他们的生活，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名人自传不仅是当代中国史的重要史料，同时也是当代人书写当代史的重要见证。面对媒体的热炒，读者应该具有一双慧眼，排除猎奇、看热闹、窥隐私的心理，踏踏实实地沿着立传者的足迹，带着深深的反思，进行一次人文和思想的、精神之旅。

　　（《听杨绛谈往事》，吴学昭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10月出版）

　　《中国教育报》2008年12月4日第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