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超：爱如烟花

　　他，30岁、教语文、高个子、戴眼镜、说话声音洪亮，我们喜欢叫他长春老师。女孩子仰慕他的才识，男孩子钦佩他的男子气。一次老师讲词，当读到秦少游的两句“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时，嘴角不自觉地露出笑意，“老师一定非常爱他的妻子”，大家不约而同地达成了共识。

　　后来，“官方”证实了“狗仔”的猜测：他和她是大学同学，感情很好。她原本也在一中教书，非常漂亮，由于身体不好，调到了郊外的另一所高中。他每天晚上一定要回家陪她，一次，他的摩托车坏了来不及修，他马上买了一辆新自行车骑回了家。他当着所有学生的面说过，他会永远忠于他的妻子……

　　他们，是一对如此恩爱的夫妻。

　　春日的一个下午，是长春老师的课。

　　那堂课，他是那样心不在焉，频频走到窗边向外张望。半堂课下来，他也觉得对不住我们，不好意思地说：“对不起大家啊，今天我妻子带着儿子来看我，现在正在楼下闲逛呢。”那一刻，他获得了我们的集体谅解。

　　长春老师和他的妻子就是这样旁若无人地相爱着，并不因为他们的教师身份而有所顾忌。他说此生的愿望只有两个：一是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二是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然而，爱情比我们想象的更脆弱、更残酷。长春老师在两年前辞世，死亡原因说来有些讽刺：学生家长为了感谢他，送他一根鱼竿。

　　他拿鱼竿去钓鱼，甩开的钓线居然搭到电线上……再后来，师母遭长春老师一个亲戚的侵犯，誓死不从，被那人用刀砍成重伤……

　　这就是长春老师的故事，我们一中的传说。

　　叶新安：爱情攻坚战

　　我和她在同一所小学任教，一个教语文，一个教数学。在我们学校，找对象的竞争是激烈的，好几个单身汉和我一样，眼睛都冒着绿光，盯着仅有的几个年轻女教师，蠢蠢欲动。在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情况下，我主动出击，企图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一次人生选择。

　　那一夜，我表白了，她拒绝了。其实她的理由很充分：她的家族是显赫的，和我门不当户不对。我只好频频用酒精麻醉自己，然后强作欢颜。我时常在夜里问自己，为什么我们还没开始就失败了呢？老实说，每当看见她，我下意识的反应竟然不是爱情，而是一种不甘心，一种占有欲。

　　我开始了新一轮的全力以赴，这其间怎一个“乱”字了得。关系好时，幸福得我不敢相信；翻脸时，折磨得我痛不欲生。这不是她的考验，而是她的善变。不过，每次都是我委曲求全。这也不是我包容，毕竟我的动机不良，就像一个投机商，在牺牲局部利益的前提下寻找着利润最大化。

　　到目前为止，我还是认定，她之所以嫁给我可能与爱无关，而是我经营有方。我会经常对她说一些诸如“不到黄河心不死”、“开弓没有回头箭”之类的话，让她感受到我的执著；会在她身体不适时在门缝里偷偷地塞进一些药品，让她感受到我的关心；会在她的书桌上放一束鲜花，让她感受到我的浪漫。终于，在我4年零7个月又3天的坚持下，她被感动了，最终彻底投降。虽然很不光彩，但是我们结婚了；虽然不是有情人，但我们终成眷属。

　　现实的生活很累人。现在，我们一家沿着大多数人的轨迹运行着自己的生活，维系家庭靠的是责任而不是爱情。剩下我能做的也是该做的就是懂得珍惜，和她一起慢慢变老。

　　潘力鹰：是爱造就了我

　　那天，我又像风一样从走廊里急匆匆地走过，无意中碰掉旁边一个人手中的吉他，“铮---”的一声，我停下脚步，一个清秀、挺拔的大男孩站在那儿。我惊讶，世界上还有这样的男孩子，一个和我截然不同的人。他单纯得像山间清泉，透明、清亮，不含一丝渣滓。我的世界就在遇到他---陈君恩的那一刻，开始改变。

　　从那以后，我大学里的每一个周末，都是在君恩的琴房里度过的。

　　我用我“真好听”的声音给他读书，君恩把我从一个游走的人变成了一个安静的人、工作的人。

　　我不能就这样让他从我身边走过、消失，大学毕业后，我对父亲说：“我决定和陈君恩结婚。”当时我22岁，父亲知道陈君恩是个双目失明的人，父亲说：“一个人能明确地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是幸福的。”

　　我们结婚了，开始了两个人的生活，我的生活中心就是君恩。君恩是全国优秀教师，撰写了大量的学术论文，他是个天才，写论文的时候沉思几日，把章节字句都想清楚，然后一气呵成地把整篇论文对着录音机讲下来。我下班之后，边听录音边在电脑上把声音转为文字，这需要很长的时间和很大的耐心，我常常为此工作到深夜。为了能够修改他的文章，我开始研读特殊教育学。后来，如果不是非常专业化的内容，只要君恩给我一个框架，我就能够按照他的意图写出他想要的论文。

　　君恩经常对我说，这辈子只要遇到处境艰难的盲人，我们夫妻见一个就要帮一个。因为如果没有别人的无私帮助，他不可能取得今天的成就，也不可能娶到我这么好的老婆。（张琳摘自《教师的爱情》）

　　《中国教育报》2008年12月4日第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