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史】政治漩涡中的科学战

——1830年的法国生物学大论战（一）

文：尼伯龙根·蜗藤

近来突然对生物学史发生兴趣，趁假期狠狠地读了不少书。科学史和政治史差不多，都是充满了勾心斗角、党同伐异的东西。搞学术的虽不至于象搞政治的要生死相搏，但是对于读书人，失节事小，面子事大，论战输了，也等于判了死刑。在这样的环境下，培植自己的嫡系，或者投靠到一个大的门派下，都是生存之道。在中国，我们知道以前的“经典”都是靠老师弟子口口相传的，于是一个诗经也要分为四个门派，每个门派之间要互相看不起。在西方，其实也不妨多让。在英语中，学派叫做“school”，顾名思义，就是从一间学校出来的。教授与弟子也是星火相传，一般弟子学的研究的，就是沿着导师的路线和思路，所以同一个school出来的，无不抱紧成团。School和school之间有矛盾，通常就能唇枪舌剑，或者老死不相往来。18世纪牛顿为代表的英国物理数学派和莱布尼兹，惠更斯等大陆学人的论战，就使英国物理数学和欧洲断绝来往了上百年。但是像牛顿和莱布尼兹这样的论战，由于双方隔着一条海峡，各自有自己的地盘，彼此没有学术之外的利益瓜葛，最多就是空对空的骂战，所以总算是有节制的斗争而已。

历史上最惊心动魄的学术斗争莫过于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法国生物学界那一场跨学科、跨派系和政治紧紧结合在一起的生物学大论战了。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法国，是一个充满激情与交锋的时代。在外交上，是法国和欧洲各国合纵连横，战乱频频；在政治上，是革命党人、保皇派、自由派和独立派的战场；在思想上，是各种变革和保守的思想的交锋。那又是一个泛哲学化的年代，任何一个现代人看来很实在的问题，在那时都可以高屋建瓴地和某种主义拉上关系，各种-ism和-logy满天飞。科学家争论的东西，不仅在于是科学本身的对与错，还在于用何种眼光和哲学思维看待。这时候的法国，是一切欧洲政治旋涡的中心，从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开始，到激进和崇尚红色暴力的革命党人上台，到军事强人拿破仑上台再建帝制和全欧洲作战，再到波旁王朝复辟，再到七月革命，短短二三十年内，政权如同走马灯一般的变幻。在这样一个大环境，科学界也不可避免的和政治拉上扯上千丝万缕的关系了。

发生于1830年的法国生物学大论战，表明上是居维叶和杰弗莱两个人的科学见解不同，但内里却充斥着居维叶和杰弗莱拉马克等人的私人恩怨，生物学中进化论和反进化论的学派之争，数学物理化学等其他领域的相关矛盾的纠缠，各种政治势力的此消彼长，复杂的外国势力的介入等等，而这些矛盾整整积累了近40年，深刻地反映了动荡年代科学家的复杂人格。

博物三杰

说到这场大论战，论战的地点就是赫赫有名的法国巴黎的自然历史博物馆。说到巴黎的自然历史博物馆，就其传奇程度，可以写一本厚书。这个博物馆的成立可谓一个奇迹，因为它是在1793年这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建成的。这时正是雅各宾派的罗伯斯庇尔当权的时候，史称恐怖统治（reign of terror）。罗伯斯庇尔推行“以革命的恐怖对抗反革命的恐怖”，整个巴黎处于一片腥风血雨中，而同时外国干涉军正向法国首都步步为营。所以很难想象，这时的当权者还有能力和心思建立这么一所世界顶级的博物馆，尽管它是由前朝的皇家花园改造而成的。这个博物馆在往后的几十年中一直是欧洲自然博物学的中心。除了藏有丰富的标本外，它还是一个大图书馆，一个重要科学期刊的出版社，甚至还是一个养了上万只动物的动物园。19世纪法国生物学家在自然博物学上的成就和这个博物馆密不可分。无数描述动物形态和习性的论文和书籍，都是在博物馆里的动植物的观察报告。博物馆的组织有点类似中国的单位大院，几乎所有的员工都住在博物馆里面，而论战的几个主人公也都住在这个大院。

图：法国自然历史博物馆

这个论战的中心人物就是号称法国科学界的拿破仑——居维叶男爵（Baron George Cuvier，1769-1832）。另一方则是另外两个大牛，杰弗莱（Etienne Geoffroy Saint-Hilaire，1772-1844）和拉马克（Jean-Baptiste Lamarck，1744-1829）。此三人成就卓越，堪称法国19世纪初博物学三杰。

博物学是18到19世纪的一门庞杂的学科，其主要多研究范围一开始是动植物的形态和生理描述，后来发展到分类学、胚胎学和解剖学，在18世纪中后页，由于化石的发现渐渐增多，地质学、矿物学、地理学、生态学和古生物学也包括了进来。就当时的知识而言，博物学就是当时除了天文、物理和化学之外一切有关自然科学的学科。博物学在法国科学界的地位在十八世纪的博物界大牛布丰（Buffon，1707-1788）手中就确立了起来。

布丰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在生物学，矿物学，天文学和化学等众多领域都有自己的看法。成就最高的当然是生物学，他写了一部长达40卷的《自然科学史》（Histoire naturelle，generale et particuliere），全面地暗示了生物进化的可能性。他在天文学上也有过见解，就是提出了太阳系行星起源的假说，他认为行星是彗星和太阳撞击之后形成的。他在化学上维护旧系统，和另一位大牛拉瓦锡针锋相对许多年，这个以后还会提到。在布丰的领导下，博物学成为一大显学。在法国科学院分为两个部，一个是数学物理部，一个是自然科学部，博物学成为了科学院的半边天，布丰功不可没。

图：布丰

    拉马克在1744年出生于法国北部一个破落的贵族家庭，年轻时迫于生计，从过军，学过医学，也做过银行，很是庸碌了一段日子。当时植物学是显学，拉马克也对植物学感兴趣。在参观过皇家花园之后，他对植物的兴趣就一发不可收拾了，于是就转行研究植物。在那次对皇家花园的参观中，他遇上了自己的恩师Jussieu，而通过Jussieu，他又认识了布丰，从而他的命运就和布丰密不可分了。布丰是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前身皇家花园的总管，说话自然一言九鼎。拉马克由布丰一手提拔上来的，可以说是布丰的嫡系。布丰对拉马克有知遇之恩：1778年，拉马克写出了自己的第一部科学作品《法国植物群落》（Flore Fancoise），布丰对此大为赞赏，在利用公费为他出书之余还向公众大力推介。在布丰的力荐下，1778年拉马克就凭这部作品当上了法国科学院院士，之后更在皇家花园里当上了植物部的主管。1788年布丰去世之后，其影响力犹在。于是在1793年皇家花园改造成自然博物馆之后，尽管拉马克在植物部主管的竞争中不敌对手，但是拉马克也被照顾和安排到了。安排的结果十分惊人，他居然摇身一变成为了无脊椎动物部的头头，而这时拉马克甚至还没有任何一部关于动物学的著作。尽管拉马克颇受布丰的余荫，但是性格决定命运，在政治漩涡年代尤为如此。拉马克此人沉默寡言，长于著书立说，不善交际，这些大大妨碍了他进一步的高升。

图：拉马克

    和拉马克相比，年轻的杰弗莱就不绝一样。他世代生活在巴黎的科学世家，他的家族中就有三个科学院院士，属于根正苗红的一类。杰弗莱自小就接受科学训练，16岁（1788年，布丰在同一年去世）就在著名的college de Navarre跟随科学院院士Brisson学习，期间也跟随另一位院士矿物学家道本顿（Daubenton）学习，深得道本顿赞赏。这个道本顿来头不小，他原是布丰的助手，在1744年就已经是院士，成为布丰的亲密战友，所以杰弗莱也可以算是布丰的嫡系了。在道本顿的大力支持下，加上大革命开始，革命政府崇尚年轻提拔新人，杰弗莱在1793年年仅21岁，就令人咂舌地成为了新成立的博物馆12位教授之一，并当上了动物部的馆长。这个结果，恐怕连杰弗莱自己都有点意外，因为杰弗莱是以矿物学成名的，而动物学只能算是半路出家。这时的杰弗莱作为法国科学界的新星可算是踌躇满志了。

图：杰弗莱

杰弗莱的光辉前途，由一个人的到来而改变，这就是居维叶。居维叶被后世被称为生物界的独裁者或者生物界的拿破仑，这个称号恰如其分的表明了居维叶后在来法国科学界的影响力，科学家位列高官的本来就不多，而象居维叶那样有统治力的更是罕有，而象居维叶那样改朝换代历四朝还屹立不倒的真是绝无仅有。居维叶后来如此叱诧风云，但是在刚刚来到博物馆的时候，他还只是一个格格不入的外乡人。

有趣的是，居维叶之所以能来巴黎和进入博物馆，完全是杰弗莱的功劳。居维叶出生于德法边境处的一个新教家庭。他从小受的教育都是德式教育，求学阶段在德国的卡尔斯鲁厄渡过，和主流法国科学界没有什么联系。大革命爆发的头几年，居维叶都在法国诺曼底的一个贵族家里当家庭教师。居维叶和法国科学界的联系源于和杰弗莱的通讯。杰弗莱觉得这个年轻人的科学工作不错（其实居维叶比杰弗莱还要大3岁），于是在1795年把居维叶介绍进了博物馆，成为博物馆比较解剖部的代理教授（acting professor）。居维叶刚到巴黎时，孑然一身，寄居在杰弗莱的寓所，两人同煲同捞，亲如兄弟。之后的若干年，大家的关系也相当融洽，联名发表了一些论文。

图：居维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