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5月15日
最近对纪录片，准确地说，是所有纪实的东西，狂感兴趣。《未来从现在开始》，《开往家乡的列车》，《四川血泪》，都是打动人心的好片子。难得是，没有主观的情绪，只有客观的记述，这种真实感和现场感是最能打动人心和促人深思的。
早上接到在中环当大律师的帅哥Randy的邮件，他在香港艺术中心参与组织了华语纪录片节，给我们留了几张今晚的票。随手看了一眼标题——《麦收》——稀松平常得像北京的胡同，上海的弄堂，香港的糖水，似乎也没什么特别。吊起我胃口的是，附件里长长的抗议信，香港的几家维护性工作者权利的团体（紫藤、青鸟和午夜蓝）要求主办方终止播放《麦收》，停止侵犯性工作者的私隐。什么样的纪录片，会引起这么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尽管CP大考在即，还是忍不住拉上了教父，教母和老徐，前去看个究竟。
开场前，就在门外收到了不下五封抗议信；正在低头细读，一转眼几位NGO的志愿者已经“霸占”了舞台，红色的横幅，白色的标语，分外鲜明。NGO力劝观众离场，不要以性工作者的私隐为看点，不要让“文化产业压制基本人权”——“你点睇得落？”；不少观众反戈一击——你行使言论自由可以，但请不要影响我的合法权利；你为弱势群体发声可以，但无资格来为我来做判断。在我看来，弱势群体表达对权利的关切无可厚非，只是得注意方式和方法，以获得支持和理解为目标，过度的“表达”只会适得其反，起不到预期的效果。争论日益白热化，谁也说服不了谁。主办方请来了四五位“差人”，却只是例行询问、抄录标语和维持秩序，并没有什么实际的行动。
NGO的极端举动似乎情有可原，因为一旦放映，势必扩大受众面，加速对他人隐私的传播；观众的激烈反映也是有理可据，究竟是否侵犯隐私，自己不看又怎能确信？更何况，合法上映的纪录片，正当渠道购买的入场券，有什么不看的道理？——你看，存在交集的权利一旦对掐，就是一个难解的方程式。
一个小时过去了，该表达的意见也表达了，该发泄的情绪也发泄完了，大家也渐渐平静下来，有些观众到舞台上和那些志愿者对话，有些观众则到门外和“差人”商量妥协的办法，还有些观众就静静坐在那里，信心满满地等待事情的转机。
不一会，主办方出来喊话，宣布电影即将反映，但祈求志愿者只在舞台前方安静地抗议，希望观众不要太苛求观影的效果，双方和平相处。于是乎，留下来几个保安，坐到了第一排，几位差人在最后一排压阵。双方井水不犯河水，相安无事。
一次小小的“冲突”，让我看到了尊重自由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也看到了在高度理性的市民群体中可贵的相互协商和促成和解的“自治精神”，更看到了行政权力在面对宪法权利（表达自由）时的自我克制和时时谦抑。反过来看，相安无事的两种权利，深入透彻的辩论说服，也使得两种利益各得其所——抗议者实现了“警醒”的效果，观众得以自己来判断是非。这么来看，迟延一小时的放映，尽管让人小小不快，但也算是必要的代价吧——这总比撕毁标语，谩骂扭打，差佬抓人的代价小得多吧。
抗议者手牵手坐在了幕布前，无声抗议；观众也渐渐平静下来，纪录片的序幕缓缓拉开：
《麦收》：徐童作品。
时值六月，麦尖已经泛黄。红苗从北京回到河北老家。他爹趴在炕上输液；她娘出门赶集……生活好像从来就是这样，平常，没有意外。早先一段日子，在北京东郊，一个叫高西店的混乱肮脏的街边，在一个没有名字没有转灯的昏暗的小发廊里，苗这个才满二十岁的农村丫头，她的性工作者生活便露出一角。
她说决不跟客人动感情，却瞧上一个叫强的农民工；
姐妹间虽说隔着心眼儿，却不耽误一块去找乐子；
她瞧不起高西店的老板娘，因为她"太贪财了"；
她忘不了先前带她来北京入行的头一个老板——陈哥，可惜，去年冬天他出了事；
她爹病重，她把所有的钱都贴给家里，自个儿打算揣着一百块钱再回北京混；
一晃，麦子熟透了，可阴雨连天，不能开镰。
麦收的前后，记录了一个人的两种处境，两种生活。面对爱情、友情和亲情，面对金钱和人性，一个弱女子又是怎么去应付招架这一切的。最后的结局有些唐突，嘎然而止，似乎预示着：无论困境、命运如何，都是人的本性使然，试图改变却无所适从。一切只是无始无终的存在——还有什么比对人性的深切失望更让我们的灵魂不安？！
因为之前的小小风波，观影时尤其关注“私隐”的问题。尽管导演徐童极力强调已经得到了主角红苗的同意，但现场的观众仍然不买账——为什么把红苗的个人信息披露得如此详细，特写的暂住证和汇款单，村口的地名牌，出租房的门牌号，这不是完全曝光吗？难道不会让当事人受到刑事检控吗？红苗的那些小姐妹，夜总会的男性性工作者，难道也同意上镜播放？
徐童导演的辩解有些苍白，魔鬼都在细节中，一次不经意的疏忽，却在香港抹杀了这部纪录片本身的价值。
其实这是个两难的选择。纪录片的价值，就在于真实，平时看不到甚至想不到的真实，才会直指人性的劣根和脆弱。一个打满马赛克，处处都是化名的纪录片，效果肯定要大打折扣。可是，这纪录片中人物的私隐呢？过度的曝光会不会置当事人于无法预测的尴尬甚至风险？导演徐童说，内地一位公安朋友已经看过，说不会导致红苗入罪。这点我可以证明，卖淫嫖娼都要抓“现行”，否则证据效力会有问题。但我关注的不是法律上的风险，而是当事人未来的生活。一个二十多岁的姑娘，基于对导演的信任，毫不保留地披露了自己生活中的一切——父母、家乡、姐妹、男友、老板、炮房、客人、鸭子，她难道不知道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她难道没有预测到，在传统守旧的农村老家，这一彻底的曝光将使自己乃至全家置于口舌之扰，永无宁日甚至无颜立足？
导演徐童说，红苗自己已经同意了。这，我信。红苗是个单纯可爱但又大大咧咧的姑娘，很多后果可能没有去细想，甚至导演的一点“好处”就可以让她大大方方地接受采访、吐露心迹。但红苗想不到的后果，导演难道也想不到？这种毫无节制地全盘曝光，是不是滥用了当事人的信任？
“只要主角同意就行了，其他人太多，无法一一确认”——这样的说法我更不认可。这是简单的马赛克处理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导演为什么不去弥补？难道仅仅是要追求艺术的真实？与纪录片的艺术效果比，当事人的私隐和随之而来的风险是不是就可以弃之不顾？
拍摄纪录片，尤其是关注弱势群体生活的纪录片，需要有艺术的灵感和敏锐的触角，但更要有一颗尊重人权、关怀人文的心灵。徐童“不经意的疏忽”和“细节上的大意”，也是内地不少纪录片导演所共同存在的问题。我们很多时候，看的是场面、情节、图像、意境、对白，却单单忽视了这其中的一个个大写的“人”，我们似乎觉得，只要目的正确、动机纯正，只要利益是“集体”的、“公共”的，就可以忽视、矮化甚至牺牲个人的利益。而这，与香港这个多元化社会所坚守的自由理念、人权价值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话说回来，《麦收》还是一部好的纪录片，至少让我重新审视这个生活在社会边缘和重重夜幕中的特殊群体；只是在处理手法上还有欠纪录片导演的职业操守。但遗憾的是，性工作者团体无限放大了观众观影对当事人私隐的伤害，却忽视了这部存在瑕疵的片子本身给所有观众带来的观念上的冲击，而这不正是这些团体所希望达到的效果吗？
这是导演徐童，也是我们所有人的悲哀，或许也正是本文开头那一幕争论的注脚。虽然不太认同他们的表达方式，但我尊重他们为弱势群体发声的努力和坚持，尤其是，他们的行动，给所有人上了一堂生动的公民教育课。
深圳《晶报》“法眼旁观”专栏：
http://jb.sznews.com/html/2009-05/22/content_633535.htm
内地的影评：
《这出民谣好在举案齐眉》
http://www.douban.com/review/1929339/
《发廊妹也有春天》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de75d480100bylt.html
一位香港朋友的现场观感：
http://loong5.wordpres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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