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丢道上了（二）

亦师亦友的家魁、阿建等在我博文《都丢道上了（一）》的评论栏里留言说：“结尾仓促了点，没有升华起来。非常好的视角！” ；“老纪算是经历了许多人生风雨的了，包括走过‘败道’——这个词我还是头一次见，如今回忆更觉沧桑。”幸好老纪还没狂妄自大到丧失辨别好赖话的程度，还能从师友们的只言片语中学到很多东西。看了家魁的留言，我想了很久，最后决定删掉那个结尾，并在这篇里把“结尾”升华一下，毕竟是一篇较长且不很连贯的随笔。随笔已成为以模糊著称的文体——小说的不可或缺的元素，但要独立成篇，还是应该写得明白些。阿建的“头一次见”是对我的赞扬，“头一次见”是说新，哪怕只有一个词新，也说明里头有“东西”，写出来有“价值”。能懂这一点的人不是很多，阿建懂。还记得曾在她的一篇博文里看到一个新思想，也曾说过“头一次见”之类的赞扬话。阿建老师立刻回复说：那是印度当代某学者的思想；小邱也懂这一点，她在博文《作家应该是一只自由的鸟》中说“评论家们拎着造好的笼子，开始四处捉着适合这个笼子的一只或几只鸟（评论家王双龙语）”扩号里特别注明了“王双龙语”，就是要把自己与他人的创作分开来，这就是创作的诚实，这就是诚实的创作，谁说的就谁说的，不打马虎眼，不糊弄人。“写过一篇不诚实的作品，以后就再也诚实不起来了。（海明威语）”不诚实能当作家，打死我也不相信。

“败道”，是我们这边的方言，意思是说几匹牲口拉一辆车或一副犁，其中的一匹总是找不着方向，往一边拽，这就是跟人家“败道”。当然，我也没弄准“败道”的“败”到底是不是这个“败”字，头一次用这个词。亦师亦友的笑千读过此文说，应是“拜道”，这我就明白了。家魁所说的“非常好的视角！”也是句赞扬的话，不想讨论视角的好与坏，只想说，我的文章的视角都是几十年来拜道“拜”的。

“文革”很象一出荒诞剧。不同学者从不同层面给荒诞做出过种种界说，我倾向于“荒诞是把所面对的现实理解为一种不合理状态、不符合逻辑状态的意识。”的说法。杰贤写过“荒诞”：轿车的后备箱里突然就冒出一只仙鹤。还解释说：生活中确有荒诞的存在。这没错，我想补充一点的是：一切的荒诞其实都是人为的。政治法律的荒诞，精神文化的荒诞，生存状态的荒诞，语言的荒诞……都是人为的。上一篇博文我讲的“败道”的故事，就有荒诞的元素：热爱学习，热爱劳动的“我”，突然被剥夺了学习、劳动，甚至做人的天赋权益，稀里糊涂地搅进了一场“武斗”，挨了一顿暴揍，又在“监狱”里享受特别“照顾”，这是不是有些荒诞？这都是人为的，更准确地说，是掌握了一些权力的人所为的。而真正荒诞的则是“我”并不懂得这些权益，例如，生存与自由、平等与公平、学习与劳动等是人与生俱来就应该有的权益，绝不是什么人恩赐的。当掌权者夺走我的这些权益，再给我一点儿小恩小惠，比如吃顿红烧肉，抽包“大生产”，我就感恩戴德涕泪交横了。这是我们民族自古以来的一种“文化现象”：打一巴掌，给个甜枣吃。更可怕的是这种“文化现象”早已深入人心，以至于那个看押我的小伙子都知道怎样对待一个蒙受冤屈的人。按鲁迅的说法是：把属于你的全部夺走，然后再“送”一点给你，你还得对他感激涕零；按欧洲人的说法，叫斯德哥尔摩综合症。问题是年青的“我”对这种“文化现象”视而不见，蒙懂中还接受了这种“文化”，还会自觉不自觉地以这种“文化”去教化别人。如果大家都这样沿袭我们的文化，那我们这个民族还有什么希望而言？针对上一篇博文，我也只能“升华”到此了，接着还说“桦甸行”。

我第二次去桦甸是为了寻找父亲的一位朋友，如若不然，我不大可能再去那个令我伤心的地方。一个人去什么地方总要有所扑奔，三毛去撒哈拉是为了寻找“摩西之爱”；苇岸去嘉荫是为了寻找“尚未启用的世界”…… 我第二次去桦甸是听命于父亲。他跟我说：“你爱往外跑，帮我找找冯承继。”父亲说这话时，已临近退休年龄。不知是从哪边论的，父亲说我得管冯承继叫姑父。伪满时期，通过冯承继的介绍，父亲在丰满水电局干过两年，还跟冯承继、孙海峰等拜了把兄弟。冯承继、孙海峰当时已是中共地下党员了，他俩都是我国水利战线上为数不多的老一代革命者，我父亲不是，他在丰满水电局干了不到两年，就自己做小买卖去了。我在水电一局时，就听冯承继的傻儿子说他父亲在水电六局当党委书记，那是“文革”时期，父亲听了，没有任何表示。直到他临退休了，才不止一次地跟我说：有机会去看看冯承继。龙欣老师在博文《小游白山湖》中提到的白山电站就是一局和六局共同承建的，还有红石电站，都在桦甸境内。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桦甸是龙老师有根的地方。我去白山水电站那次，只在一局工地住了一宿，吃了一碗炖土豆，喝了三两老白干。几位同学说第二天要领我去一个“尚未启用的地方”看看，因为听说冯承继已经退休回六局基地丹东了，没见到他，第二天，我就失望地离开了桦甸。

我在前面提到过我曾去了一趟丹东，那也是为了寻找冯承继，还是没找到。直到1989年，我在夹江找到了。他住在夹江水工厂厂长刘沛然张罗盖起来的一幢小二楼里。有人说刘沛然是以照顾老干部的名义盖起这幢小楼的，包括夹江厂的李书记，这幢小楼共住他们四家。越层，不是很豪华，三室一厅，房间都不大，一楼房后有个依傍山溪而建的三四十平米的水泥晾台。因为搞了“特殊化”，刘沛然被告到了水利部，后来，他们四家每家交了二千元“退赔款”才算了事。夹江是座依山傍水的美丽小城，有青衣江，有千佛岩，还举办过“百花电影节”，冯承继晚年能在这样的地方养老，我父亲也就不用惦记他了。

我删掉的上一篇博文的结尾，虽然没有升华，但我注意了连接。我说，那时候，我们的家庭状况是父亲被关在厂“专政队”，开除了党籍，工资降到了四十元，奶奶已老，弟弟妹妹还小，只有母亲一个人照看着这个家庭。我被关押在桦甸的消息，很快传到了母亲耳朵，母亲在担忧父亲的死活的同时，还要担忧我的死活，那滋味不是好受的。我母亲只活四十九岁，在父亲“解放”不久就去世了，不能说与这一段生活没有关系。但我那时根本体会不到这些。事实上，在此之前，我就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经风雨，见世面”进行“革命大串联”去了。我虽然不是红卫兵，但通过实习厂造反派头头蔡老师给我开出来的一张红卫兵介绍信，我终于出去“串联”了。蔡老师偏爱我，是因为我在他的钳工实习课的考核中，以7锤的成绩用扁铲斩断了一根10毫米的钢筋，而其他同学至少需要10锤。那个曾想给我介绍对象的女同学，是一位县长的女儿，她用了67锤都没斩断那根钢筋，最后，不得不用手掰折了。

我们7个男生是经由沈阳、天津、南京、上海、杭州、韶山、广州、武汉、郑州、北京等城市进行“革命大串联”的。临走时，母亲不知从哪儿给我凑了32元钱，差不多相当于父亲一个月的工资，我们全家人一个月的生活费，这在同行的7个同学当中也是最富有的了。一路上的艰辛不细说，坐票车时，过道里、坐席下、椅子撑上、行李架上，到处挤着红卫兵，连插一只脚的地方也没有；坐闷罐车，一个车厢只有一只马桶，基本是被围成一圈的女生把守着，男生根本靠不了前，有尿得憋着。开车时，闷罐车的车门是锁着的，里面漆黑一团，也不知走到了哪里，停车时，都在小站，一停就是几小时，十几小时，甚至一两天，连口水都喝不着。

我们到天津那天，是在夜里，在“红卫兵接待站”拿到了一张天津市音乐厅的接待小票。过海河，一路徒步寻找，昏黄的路灯下，滨江道两侧的高楼大厦让我有乡下人的感觉。小白楼地区似乎与我有些缘分，那晚，我在天津音乐厅的舞台上第一次见识了三角钢琴，后来，多次去天津出差，包括旅行结婚，我基本上都住在小白楼地区，我二表哥在那个地区分到了一处住房，在一座小洋楼的二楼。我或者住在他家里，或者在附近找一家旅馆。独具特色的美租界，虽然不如英租界繁华，相比起来却安宁许多。在南京，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南京师范学校的一个女生，她身材适中，生着一对单纯的大眼睛，开始，她想在我前面夹楔，领去上海的火车票，后来，她说要跟我们一起走，我们到哪儿，她就跟我们到哪儿。同路的几个同学怀疑她出身不好，不然，不会没人照顾她，走到杭州，终于把她甩了。在长沙，我横渡了湘江，江对岸放着两口热气腾腾的大缸，里面盛着生姜水，上岸后，就有人端给我喝，让我感到非常自豪。捱到广州，已是十一月份了。下车时，整口牙全都松动了。广州是对红卫兵接待最好的城市之一，但也是控制较严的城市之一，南站根本不让红卫兵靠近；没领到火车票的是绝对出不了广州的，我们在那儿蹲了一个半月才领到火车票。刚到广州时，吴同学还煞有介事揣个笔记本到各大学抄抄大字报，我不陪他，他就急头白脸地批评我说：“那你干啥来了，游山玩水来了？”时间一长，他抄大字报也抄腻歪了，整天躺在宿舍里睡大觉，弄得东山小学接待站的一位东北籍女老师管我们“男二室”叫“懒二室”。为了接待红卫兵，小学校也停课了，我们住的那间小学教室很有特点，大屋顶，木结构，屋顶与墙壁是断开的，风从上部能吹进屋里，雨却淋不着我们的被褥。广州的历史文物保护得也较好，蒋介石提写的“中华全国总工会旧址”的碑文，四周都罩上了胶合板，上面刷着毛主席语录。转完名胜古迹，也就没什么可干了，白天，我就到菜市场看售货员从铁丝笼子里往出抓猴子，套上铁锁链往出卖，从镶满瓷砖的槽子里抓出金环蛇或银环蛇剥了皮往出卖。买香蕉，称完往你前面一倒；买梨，替你削了皮用块白纸托着送你手里。晚上，如果第五皮鞋厂的那几个爱好音乐的“海水”（有海外关系的人）不来跟我们联欢，我就跟“小广西”下围棋，一个个头不到一米五的中学生，让我两子还把把赢我，让我常常堵着气进入梦乡。在梦中，我不是赶不上汽车，就是赶不上火车。许多年后，我查过《周公解梦》那本书，也没查到赶不上汽车和火车预示着什么。

我在外面游荡了两个多月，回家时，就带回去一串黑了皮的生香蕉，母亲还表扬了我，说我懂事了，知道心痛弟弟妹妹妹了。而母亲带着弟弟妹妹和我奶奶是怎么熬过这两个多月的，我连想都未曾想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