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王姓老师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别称我为兄弟，好不好》。他把它发表在他的博客上。很多人读了他的这篇文章，有不少人还在文章后面发表了“评论”，留下了他们的意见。

    我在线读完了他的这篇文章。读完之后，我忍不住想要在文章后面留下一些文字，发表一点什么。我写了几行字，但没有写完它，更没有“提交”发表。我不想像其他某些网友那样，只是发泄一下怒气，或者发一通牢骚。我以为，需要一些时间来做一点理性的分析。

    其实，在读的过程中，我就在想，为什么会出现“农民工兄弟”这样的称谓？它意味着什么？我想尝试着做一点分析。未必做得好，算是抛砖吧。

    在给出我的粗陋的分析之前，有必须复述一下王老师这篇文章的大概内容。最完整也是最偷懒的复述方式是把他的文章一字不差地全部拷贝下来贴在这里。不过，我不打算那样做，因为那不是最经济、最有效的方法。

    我先把他写的第一段文字抄录到这里：

    近几天评改公务员试卷，一些“准公务员”笔下动辄“农民兄弟”或“农民工兄弟”，其亲热劲令我像瞪着眼吞下一把苍蝇似的大为不快。说实话，我不喜欢如此“过度亲切”的称号，至少很矫情很虚伪。而且，从他们一篇篇循规蹈矩又干巴巴无情无义的申论里，轻易就能嗅出假惺惺的味道。这种随意称兄道弟的江湖习气，平常饭酒间说说笑笑无伤大雅，可堂而皇之地搁在“农民”“农民工”称谓面前，着实突兀。

    这段话足以显示他写这篇文章的整个背景。如果要还原文章的产生过程，也许可以作这样的猜想，其要点是：（1）王老师所在的地方要招聘公务员；（2）招聘的必经程序之一是“公务员考试”；（3）其中一门“考试科目”是申论；（4）一些“考生”在答题时“亲热”地使用了“农民兄弟”和“农民工兄弟”等字眼；（5）王老师有好几天时间被安排来批改这些试卷；（6）他批改试卷时很恶心，于是有感而发地写了这篇文章。

    我不明白“公务员考试”是由谁出题，应该由谁改卷。摆在我面前的信息是：老师在改公务员考试的试卷。我也不会去追问“改一天试卷能拿到多少钱”之类的问题。我现在不关心也不研究“什么是公务员”以及“怎么招考公务员”等问题。我感兴趣的是王老师在文章中提到的一些事情和他表达的一些观点。

    他的核心观点就是“别称我为兄弟”。称“兄弟”不是很好吗？怎么不让别人“称兄道弟”呢？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愿意再次引述他的一段话：

    几个月前，和三堂哥在老家泡茶闲聊。客厅的电视正播放本地新闻，一个肥头大耳的市官员堵在镜头前，夸夸其谈什么新农村建设。言语间三句不离“我们农民兄弟”如何如何。对不起，我有两年忘记看新闻了，三堂哥却看得忒认真。突然，三堂哥语无伦次起来：“土地都低价征用光了，还发展什么鸟新农村？他妈的，这些当官的，别再叫我们兄弟好不好，咱高攀不起。如果真是兄弟，为什么你一顿饭几千元，我只有几块钱？”

    看来，“别称我为兄弟”并非王老师的原创，他只是重复了“三堂哥”的话而已。据说，他这位三堂哥曾经到广东某玩具厂干过几年，一个手指头被机器削去半截。“钱赚少些，没关系。有口饭吃，平平安安就好。假如你到广东一些工厂走走，看到每年被机器切断的手和手指头有多少，你会做噩梦的。”他三堂哥说。

    三堂哥还拿王老师开玩笑，他说：“当官的称你们教书匠作‘教师兄弟’也蛮好听的。”虽然是开玩笑的一句话，王老师却“认真”了起来，他说：

    三堂哥颇具独创性的“教师兄弟”四个字留给我很深印象。几个月来，它不时会从记忆里跳出来，精灵一般地扑闪在我面前。除了三堂哥，还没人称我为“教师兄弟”，不过，我倒时时闻见另一个称呼——“人民教师”。我一直为之感到别扭。有时自己敏感些，会以为对方在有意嘲弄自己。教师就是教师，为什么非得在前面冠以“人民”二字？

    在王老师看来，“人民教师”跟“农民兄弟”、“农民工兄弟”一样别扭。有人说，当教师“光荣”，所以在“教师”前面冠以“人民”二字，这样能表达对教师的尊敬。王老师却在文章中写道：“别再叫我为‘人民教师’，好吗？”他颇有感慨地说：

    一个越是不平等、越缺德的社会，越会创造发明出一大堆漂亮的口号与称呼，借以蛊惑大众，也给少数人的无耻厚颜贴金。

    “人民教师”也跟“农民兄弟”、“农民工兄弟”一样属于“漂亮的称呼”吗？也许是吧。“为人民服务”或者“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能不光荣吗？一定要“站在人民一边”嘛！

    我们的国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的银行是“中国人民银行”，我们的报纸是“人民日报”，我们的大学是“中国人民大学”，我们的教师自然也应该是“人民教师”啦！很多人都没觉得“不顺”，王老师怎么就觉得“别扭”了呢？

    王老师最终的意见（表态）是：农民就是农民，农民工就是农民工，教师就是教师，官员就是官员，不要互相称兄道弟，拉拉扯扯。

    王老师执着于“称兄道弟”的别扭，这种“神经过敏”的人怎么能不“自讨苦吃”呢？想那么多干嘛？何苦呢？“人民教师”也好，“教师兄弟”也罢，就像“农民兄弟”和“农民工兄弟”一样，多念几遍，念多了，也就“顺”了。

    写到这里才把王老师的文章复述完毕。该回到我关心的问题了，也就是：为什么会出现“农民工兄弟”这样的称谓？它意味着什么？

    套用一下最近流传的“被就业”、“被增长”、“被代表”之类的“被”字流行语，是不是也可以说农民“被兄弟”了呢？

    中国农民处于“被动”和“被不动”之中。“被动”有两种含义：一是与“主动”相对，小岗村那十几个农民冒着被砍头的危险搞“承包”，看似很“主动”，其实是一种“被动”，是不得已而“动”；二是“被……动”之意，如被拆迁、被征地之类的“动”。

    要考察“农民工”和“农民工兄弟”的起源，就不能不想到农民的“被不动”。它类似于我小时候玩的一种游戏，其词令是：“站住，不许动！”实现“不动”的典型机制就是“城乡二分”的户籍制度，所有的中国人自出生那一刻起就被分成两大类，一类进“城镇户口”，一类进“农业户口”，甚至同一个家庭里，其成员既有属于城镇户口的，也有属于农业户口的。

    农业户口的人呆在农村，城镇户口的人呆在城市，既有城镇户口，又有农业户口的家庭则两地分居。城镇户口的人（干部、知识分子、工人）可以下乡，农业户口的人（农民）却不能进城。农民及其子女要想进城，就得办“农转非”，或者通过升学（读中专、大专、大学）和参军这两大渠道变成“干部”身份。

工人被束缚在工厂，干部被束缚在单位，农民被束缚在农村。对于农民及其子女，没有人问“你是哪个单位的？”他们属于XX村、XX生产（大）队。

    “改革开放”之后，农民可以进城了，可以进城务工了。他们背井离乡，妻离子散，可以“自由”地出卖自己“劳动力资本”了。他们及其子女（后代）活跃在工厂、工地上，成了名副其实的“工人”，有些则成了搬运工、清洁工、钟点工等。他们虽然已经不再“务农”，或者以“务农”为主，但他们还是“农业户口”。他们的“出身”是农民，户口是“农业户口”，却做着“非农”的工作，因此，他们有了一个统一的名号，即“农民工”。

    王老师说：农民就是农民，农民工就是农民工，不要互相称兄道弟。我要“接着说”，农民就是农民，工人就是工人，不要叫什么“农民工”，更不要叫什么“农民工兄弟”——别扭了好几回了！

    可怜的农民，可怜的农民工，可怜的农民工兄弟！你何时才能摆脱“被兄弟”的地位和被歧视的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