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家琪老师在文章中说：

 哈贝马斯在《交往与社会进化》中说，“自我认同”就意味着“我”必须满足“我自己”内在的连贯性要求：我过去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小时候的“我”是“我”，现在的“我”还是“我”，只有这样，“我”才能自信自己所具有的内在的连贯性和统一性;这种自信是在生活经验中积累起来的，本身就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所谓社会化，指的是借助于对语言符号的吸收，把自己结合到某种特定的关系之中。

    这是一段有意思的话：“自我”认同的过程，或者或建立自信的过程，就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或者说把自己纳入到某种特定关系之中的过程，而特定社会关系就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符号。从这里我们知道，“自我”与“社会关系”是不可分离的，我们从社会关系之中把握“我是谁”的问题。如果离开了社会关系和社会文化，或者社会关系和社会文化陷入失范和混乱，那么人的自我认同也就出现了问题。泰勒在《自我的根源》里对此有很深刻论证。涂尔干也强调教育是社会化，教育即向学生传递集体意识的活动。

    杜威也是如此，他讲个人主义，但却是新个人主义，也就是个人与共同体是内在联系在一起的，人在与他人的沟通和交流中获得完善，成就自我。我想，《民主与教育》这一题目就很好的诠释了这一点。教育是民主的，为了民主的；学生要学会过一种民主的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讲，杜威是一个“教育社会学家”，而不是“心理学家”。

    今天的中国，虽然稳定和和谐，但仔细感觉，我们缺乏自我认同和共同体意识。党中央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许就是对这个问题的很好的回应。只是，如何把马克思与中国结合起来，是一个大问题。或者，中国文化独特性在那里？我们今天还在说“中国话”吗？传统的中国文化还在吗？现在的中国文化又是什么呢？如果这个问题弄不清楚，那么“中国人究竟是谁”也就成了一个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