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血像
不知，《黄河边的中国》里一位老支书的儿子曾因生活所迫而卖血——他是否能逃过这一劫？仅知道，高耀洁书中和书外老支书的子女多在这场灾难中丧生了。据悉，杨成武将军警卫员的两个儿子亦在这场血祸中捐躯。
无论是谁的儿女都是HIV的“易感人群”，都是当年要“加强血源管理”中的“监管对象”，都是我们定义中的“既往有偿供血人员”。有人说，“有偿供血员”是靠卖血卖浆为业的个体供血员，或常在县级血库（医疗机构）供血供浆者（杜占森，2001）或指1990-95年进行过单采血浆的一类人群。（梁桂华，2005）不知何故，近年文献越来越不爱用“献血员”这个词了，而“供血员”却越来越流行——“此一时，彼一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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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采血浆还输血球献血员(单采浆献血员)（献浆血员），单采血浆还输血细胞献血者（单采浆献血者），健康单采浆献血员（献浆员），献血员(简称血员)，全血血员，供血员,卖血者，有偿献血员，既往有偿献血员，既往有偿献血人群，有偿献浆者,有偿供血者，有偿供浆者，个体献血者，个体供血者，职业献血员，职业供血者，无偿献血者,义务献血者, 家庭亲友互助献血者，计划无偿献血者，志愿无偿献血者，补贴无偿献血者…… |
如有机会跟“既往有偿供血员”聊天，你可能会问及当年“卖血”的情形，可人家会告诉你当年“献血”的情景——无意纠正你，只是在说自己。那种心灵深处的微妙，多少有点让人猝不及防。看来，很难将融入血脉中的“献血光荣”像血浆一样分离出来，再把“既往有偿献血人群”当作血球输回去。
将过去留给历史学家。回到现实。
2003年12月18日，吴仪副总理紧紧拉住文楼患者张老太的手，关切地询问她的病情。（新华社记者高洁摄）据悉，吴仪每次与病人握手时，总是要问“有没有坚持吃药啊？”，临走时又会反复叮咛“一定要坚持服药啊”（高明，2004）
先看一组来自多个渠道的免费抗病毒药物的用药数据：
材料1HY的村医介绍，在已确诊的600多人中，适宜用药者占30%；刚开始有300多人在服药，现有30多人还在吃。ZY的村民说，卫生所只有2名医生，只管发药，不管看病。村民自己给自己扎针。（高英雄，2003）
材料2睢县C村：发药30多人份，90%坚持服药。
尉氏D村：发放37人份，2人退出治疗。
尉氏E村：发药56人份，1人退出，1人减量。
南阳F村：发药68人份，40%退出。
沈丘G镇：发药1200人份，700人退出。A村发170人份，40%退出。
周口H县：发药37人份，32人退出。
驻马店I县：发药1700人份，400人退出。
驻马店J县：发药300人份，68人退出。（高明，2004）
材料32003年7月发药。8月下旬，陆续有患者带药进京找我，说“药不能吃”，“为什么不能吃？”说服后腹涨、头痛、腹泻，不能坚持，很多人都不吃。我立即打电话问村医，情况属实。9月、10月及04年3月，我陆续去了柘城、睢县、尉氏、新蔡、商水、南阳等地，对用药问题进行详细调查，结果非常令人震惊，超过40%的患者自己停止服药，最为令人头痛的是应服药者停药，而目前还不需要服用者在用药。由于没有用药辅导，农民误认为服药后病就好了，人人都用，可一有轻微副作用就退出治疗、减量和断续服用。同时，当患者出现严重副作用时，没人为他们提供技术支持，有人甚至出现严重肝损害和贫血时仍坚持服药，少数病人因此死亡。（张可，2004）
材料4知情人访谈显示，领药后能坚持服药的患者有1/3-2/3，说1/3的是一位局内旁观者，说2/3的是一位具体执行人。两人对一线发药、服药状况都了如指掌。准确地说，统计材料把不少“坚持领药”的数据也当作“坚持服药”上报了。（现场访谈，2003，2004）
材料5截至2003年10月，全国九省5289名接受免费药物治疗者，两个月后仍服药者4247人，退出率达20%；12月底人数增到7000多，退出比例上升至25%。张福杰也承认目前农村吃药情况并不理想，坦承农村工作的复杂性。目前中国CDC对服药情况还没有系统调查，缺少一手资料。（高明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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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的调查，目前河南有四成患者退出治疗，其中绝大多数在1个月内停止服药。”张可伸出四个指头说。调查时，许多村医和防疫人员都强调，所谓的“坚持治疗”也就是坚持领药，至于病人回家后究竟有没有吃？有没有完全按要求吃？很难掌握。（高明，2004） |
问题出在哪里？
材料103年卫生部紧急购进5000人份药物援助疫区，但发现药居然太多，发不下去。其实，下面根本不愿发药，怕麻烦。年底，我去一趟河南，问村医发药了没有，说“没有”。但我走后第二天药就发下去了。原来地方官员误以为我是卫生部来暗访的，就赶紧发了。后来得知，只发了重点村，其它村庄也没发。（张可，2004）
材料2客观上讲，由于长期隐瞒疫情，没进行艾滋临床治疗能力建设，当地对大面积用药准备不足。真的用药、出问题时根本无人能应对，更谈不上规范。首先，基层防疫站不知道药物的适应症和用法，误以为这是政府发福利，每人一份，发完后就不管了。至于该用不该用，用后有什么问题——全不管。某防疫站提出的口号是：想活命吗？就服药吧。其次，许多农民误以为只要用上药，病就会好了，所以都用，因此许多CD4细胞在400-500以上的患者也在用，而许多CD4较低的患者却因轻微的副作用退出治疗。用药管理极为混乱。某县领导告诉病人：“药都发给你了，还需要什么？”（张可，2004）
材料3中国的免费抗病毒治疗其实是医疗体制中“防疫医生看病”的怪圈。有例为证。有一次，做为临床医生张可给村里病人讲用药的课，课后许多村民问张可：“张大夫，你讲的与防疫站医生讲的怎么不一样呢？” 张可只好说：“那你就听我的吧。”
材料4当然，药物方案欠妥，副作用较大，也是造成病人退出的主要原因。目前国家已制定以拉米夫定为主的治疗方案，但下面的问题就不那么容易解决了。（张可，2004）
材料5有关方面制定的抗病毒治疗标准操作手册（SOP）与实际工作脱节，且二者之间的沟通桥梁并未建立。（知情人访谈，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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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村抗病毒治疗任重道远——犹如“在一个沙滩上建一个大楼”，但问题又很紧急，急到甚至连打“地基”的时间都没有。（张可，2004） |
后果如何？
某些地区已出现耐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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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落点：在中原所打造的这场巨大的用药灾难，其后果不仅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将“合情不合理”不可阻挡地影响全球。“我们还是太晚了——可能要遭受更大的痛苦才知道问题的严重性”，高耀洁如是说。 |
将未来留给后人。借一位人类学家的视角（邵京，2005）回顾眼前：
中原农民有偿献血者中大批出现HIV感染是一种特殊意义的流行病学现象。走进一家紧挨着高发村的县医院门诊大楼，一块十分破旧的价格牌上毫不费劲找到“人体白蛋白”50 ml一剂300元。晚期艾滋病人的床头就放着这东西。
单单贫困很难让农民踊跃卖血。抽血会伤身子，谁都心怵。有些方言管献血叫“输血”，输血叫“补血”。“输血”者越少，“补血”者就越多，血制品也不例外。原浆可以“单采”（收获），取的只是“血里的水”，就像取井水一样无碍。从血液里离心出来看上去不像血反倒像啤酒的血浆，神秘地变成了可兑换成任何商品的身外之物。
原先献血集中村现在是感染者集中地，生病与血浆一样也是一种资源，一种自己更无法控制的资源。在一个诊所里，我看到不断来看病、取药、“输水”的村民，问吃药没有，说在吃，但不是上海药（指“杀病毒”药），而是北京“希望药”（其实是一种香港的中药冲剂）。另一诊所却冷冷清清。那个村子不出名，没人吃“希望药”。
农民的“过错”是在日益增长的新经济里成了多余。现在什么都要投资，农民所能体验的是不能投资的困惑。要是有钱拿去赚钱，他们会卖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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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无泪不沧桑。 |
（抱歉：本文2006年5月完成初稿，其间和之后仍有一些重要事实未能写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