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立福说评书

书场是观众的外书房，有时就说得随便一些，但到电台电视台录音录像，说话就得注意，因为播出去后的影响太大了。有的书目涉及一些绕不开的内容，但分要怎么说。不敢说不行，说庸俗了也不行。有人说电影电视剧都演出来了，但我们这是说评书，讲仁义，说道德的。可以用文字来代替，比如“宽衣解带，共入罗帏”，观众能够意会就可以了，不能说得太直白了，否则就显得格调不高了。

上世纪80年代，我在和平文化宫二楼说书，正说到《陈云棲》中，真毓生在黄州西关外吕祖庵里，遇见四个小道姑，白云深、梁云栋两个不守清规，把真毓生灌醉了。正说到这个时候，进来好几个外国人，还有两个女的。我那时候票卖一毛五，他们来了卖一块，我一点不客气，照样说。但说跟说不一样，不能伤大雅。以文言代替，而且演员脸上的神色必须要严肃，到哪都摆得出去。他们还问我录音行不行，我回答“不行，如果录音要和我们团里商量。”那时我还没有退休。

解放初期在黄家花园耀华中学大斜对过盖了一个大书场，大席棚子，大长条凳子，是果仁儿张和陈某干的。我师爷在那给打的炮，后来我们老师张寿臣去了，说书说笑话，观众都是老英租界的座儿，不客气讲都是一些小资产阶级。我记得有一次说天津奇案《任老道》（任立奎）。任老道有同性恋，这一天正说到准备验尸了，要给任老道验肛门，这里边有点臭活儿，哏儿极了。正在这时进来四位，两男两女，女的象是 公馆的太太。大家一看心里这个乐啊，有的人听过后面的内容，心里话说“张寿臣我们看你怎么验？”我当时正坐底下那听着呢。不服寿爷不行，人家肚子里真有东西。他在台上东拉西扯，左一个包袱儿右一个包袱儿，大家乐，他也乐，刚进来那几位也跟着乐，最后散书时候，一摔醒木，“明儿见！”归齐也没验了，那验不了了，没法说啊，没点道行就搁台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