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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休著《永不泯逝的两颗诗星:绿蕾、杨吉甫》序言

(2010-09-04 16:0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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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诗钩沉

中国新诗史

中国文学批评史

分类: 文学研究与批评

 

         何休著《永不泯逝的两颗诗星:绿蕾、杨吉甫》序言

                                 苏光文

                永不泯逝的两颗诗星——绿蕾、杨吉甫(中国新诗史钩沉)》将由中国戏剧出版社

                   20116月出版.读者可与作者直接联系(电话13101382251).

 

    以重庆陪都文学为中心的大后方文学,尤其是诗人诗作,犹如一座储藏量十分丰富的矿藏,够我们一代一代学者去开掘的。这座富矿,在20世纪五、六、七十年代因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无人敢于问津,甚至望而生畏。中国历史翻阅过了1978年这个大坎之后,开始了新的征程。这以后,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与研究的人员,解放思想,转换思维方式,开始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中最为薄弱的部分进行研究——于是,大后方文学及其他曾经被视为禁忌的领域,进入了大家的研究视野。例如,80年代后期以来先后编辑出版了“大后方文学书系”等史料丛书,《大后方文学论稿》等学术专著,至于《九叶集》《现代派诗选》《白色花》一类诗集及其研究著作的出版就不用说了。但是无论是在史料搜集方面,还是在论析方面,都还有不少疏漏之处——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其是其中的中国新诗史中,遗珠现象还大量存在。这就需要有更多的学者来拾遗补漏,再作深入的研究,以便更全面、更真实地反映中国现代文学或中国新诗发展的历史面貌。

    因此我觉得何休教授的专著《永不泯逝的两颗诗星——绿蕾、杨吉甫(大后方文学与新诗史钩沉)》,是做了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工作。这一研究课题,理所当然地被重庆市教委列入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重庆市教委批准立项并资助这一研究是很有眼光的。这部著作,是这一研究项目结题的最终成果,堪称在大后方文学后续研究和中国新诗史钩沉工作中,取得重要成就的一部力作。

    这项课题成果显示出何休教授“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眼光、目标和气派,同时更显示出何休教授“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刻苦求索与钻研精神,因此才有了“纵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可喜收获。

    何休教授在这部专著中,对绿两位被新诗史遗忘的诗人(绿蕾、杨吉甫)进行深入的研究,其所选择的审视角度,是独具眼光的。他不仅对其诗歌创作、诗歌理论和诗歌批评进行了难得的钩沉梳理,还从诗歌美学批评和诗歌理论批评史的角度,分别对绿蕾、杨吉甫两位诗人及其诗作、诗论、诗评给予了恰当中肯的评说,并且还以现代人的审美眼光对其诗歌创作给予了审美鉴赏。这样,就使距今较远的两位诗人及其诗作、诗论、诗评所拥有的人文精神的血脉,得以流动起来,进入今天的文学与读者再创造的过程之中。

更重要的是:这项课题的成果——专著《永不泯逝的两颗诗星——绿蕾、杨吉甫(大后方文学与新诗史钩沉)》——将绿蕾、杨吉甫两位长久以来为“大后方文学研究”和“新诗史研究”所遗忘的卓有才华与艺术风采的诗人,从历史风尘的掩埋下发掘出来,让他们闪射出迷人的光彩,作为“遗珠现象”突出的例证,可以引起中国现当代文学及其“大后方文学”、“中国新诗史”研究界的普遍注意和警醒;同时专著又从风格、流派的层面,给予了两位诗人及其诗作应有的历史地位。

    杨吉甫是重庆万州人,人们只知道他是著名陶行知似的乡村教育家,但却很少有人认识他同时也是一位很有特色的“京派诗人”。由于其晶莹闪光的“田园小诗”,是作为儿童的教育诗篇而写的,并且熔铸了诗人热爱大自然的一片纯情,完全是一种田园牧歌的情调,因此在以“革命现实主义”为正宗,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自然得不到结集出版机会——尽管其诗友何其芳对之备极推崇,结果却只印出出了几十本油印本,被新诗史完全遗忘。幸运的是:这“田园小诗’的油印本竟然终于落到了在中国探亲的瑞典文学院院士、诺贝尔国际文学奖的评审委员马悦然(其夫人是四川人)的手里,马悦然读之大喜,将其大部分在欧洲的杂志上发表了,推崇备至。这才引起中国读者和文学史家的注意。但直至今日,国内真正对杨吉甫“小诗”进行研究和确切评论的,却只有何休教授的论著。何休教授认为,杨吉甫作于30年代的牧歌情调的“田园小诗”的发掘,不啻显示了其“为村童而歌”的独特的审美价值,而且作为30年代“京派”作家审美追求的典型范例,还弥补了30年代新诗史中“京派诗人”的重大缺失。这是很有见地的研究和评论,值得引起新诗史的重视。

     绿蕾本名黄道礼,四川开江县人,主要在抗战时期的大后方和40年代的国统区从事文学活动。比较起来,绿蕾无疑是一个很有才华和多方面成就的诗人、诗评家和外国文论翻译家。绿蕾作为一位早熟的天才诗人,19岁发表的〈青春〉一诗中就得到了充分地表现,在民族革命战争的艰苦岁月里,艺术表现的深度和力度更有长足的进步,他的诗歌不仅写得很有动感和感人的力量,而且场景、氛围和诗人的情绪与歌唱的旋律、节奏都统一得那样完美——何休教授对其代表诗作,从诗歌精神与表现艺术的结合上,进行了生动的解读鉴赏,足以让读者在阅读中获得审美的启示和熏陶。同时绿蕾还是一位很有见地的诗歌理论批评家,他对于诗歌创作规律的论述,对于抗战以来的诗歌运动的系统的分析批评,都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新诗的理论批评史——何休教授对此也进行了系统深入地阐述和剖析。在其关于绿蕾的全面、周密而深入的发掘与研究中,应该特别在这里提出的是何休教授用了较多的笔力和篇幅,对“绿蕾论西方现代派”的文字给予了条分缕析,这是弥足珍贵的。其珍贵之处,至少有二:第一读了绿蕾对西方现代派的论述文字,我以为,在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绿蕾称得上是第一个用阶级分析观点系统地论述“西方现代派”的文学批评家,很有其独到的见地。第二是何休教授从尘封的历史中,挖掘出了“绿蕾论西方现代派”的系统的文字,而且作了全面细致的辨析,这一工作并非易事。这一发现与发掘,无疑为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总之,何休教授这项课题成果具有珍贵的史料性、强烈的学术性和突出的审美鉴赏性,是“史料钩沉”、“诗歌(理论)批评”与“诗歌鉴赏”的完美结合,在同类著作中是不可多得的。这部著作即课题成果无疑实现了著作预期的目标。  2009年1月30日于西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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