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90年代大批农民离开土地流入城市，数以亿记的农民工已经成为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相当独特的社会群体。企业里脏活，累活由他们干，社区服务（环卫，家政等）由他们干。农村40%的收入来自打工收入。城市的发展，居民的生活也离不开农民工。但是，他们的收入很低，只相当所谓正式工的三分之二，居住条件极其困难，根本享受不到城市居民应有的待遇。在“十五”期间，农民工的工资增长很少。有调查显示，珠三角地区农民工月平均工资12年来只提高了68元，平均下来，一年才提高5元。

另外，中国城市企业职工生活也很困难，社会物价轮番上涨，工资收入长期不动或者增长很低。一般地方工业企业职工平均年工资12000元人民币，企业高管人员平均10万元人民币，中层管理者年薪35000元人民币，基本上高管人员收入是职工的十倍。最近就有媒体惊曝，中国平安4位高管税后薪酬近亿元。其中董事长、首席执行官马明哲税后报酬2579.4万元；其余几位主要负责人，税后薪酬也都在千万元之上。这些收入，还不包括他们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重庆一家大型煤电企业，近5年员工工资增长未超过百分之五十，可中层以上管理人员显性的工资增长却达5~6倍。这还不包括高管和家属一起享受的灰色收入，比如吃喝行住企业全包，花企业的钱为自己修建高档花园住宅，到名胜景区“参观学习”，还有像进城般经常出国“借鉴考察”的大笔公款花销。企业高管人员工资早已与国际接轨，但是职工的收入为什么不与国际接轨，对高管人员的收入监管，公务消费为什么不与国际接轨？在城镇职工收入增长中，大部分增长的部分流入企业高管的腰包。我们的统计局长声称要抑制劳务收入过快增长，防止通货膨胀。这种讲法太片面。我们要加大收入结构性调整。重点要提高一线职工收入。通过税收杠杆提高高收入人群征收比率。政府要尽快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各阶层的收入分配政策。切实做到收入分配公开公平公正，引导社会公众回归勤劳致富，合法致富的轨道。否则，潜伏的社会矛盾总有一天全面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