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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文人书法起源初探

(2020-05-29 23: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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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都是有起源的,文人书法自然也不例外。文人书法与书法的起源,是两个殊同的概念。简单的理解,文士与书法的结缘,便诞生了文人书法,文士乃其父,书法为其母。故文人书法,内涵文人之气质精魂,外赋书法之美妙形体,何其高贵,简直是艺坛至尊。在此不妨先来探探书法与文人二者各自的渊源。


[转载]文人书法起源初探
甲骨文


史家历来认为,书法是中国特有的艺术形式,书法艺术的自觉始于东汉时期,但其起源与汉字的萌生是同时的。迄今发现的与汉字有关的最早的资料,主要是原始社会在陶器上遗留下来的契刻符号。但史学家认为它们还不是文字,只是对原始文字的产生起了引发的作用。大多数文字学家认为“汉字的形成大概不会早于夏代”,并在“夏商之际(约在公元前17世纪)形成完整的文字体系”(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学术界公认的我国最早的古汉字资料,是商代中后期(约前14至前11世纪)的甲骨文和金文。从书法的角度审察,这些最早的文字已经具有了书法形式美的众多因素,如线条美、单字造型的对称美、变化美、章法美以及风格美等。从商代后期到秦统一中国(前221年),汉字演变的总趋势是由繁到简。这种演变具体反映在字体与字形的嬗变之中。西周晚期金文趋向线条化,战国时代民间草篆向古隶的发展,都大大削弱了文字的象形性。然而书法的艺术性却随着书体的嬗变而愈加丰富起来。

严格地讲,文字发展到甲骨文,才称得上书法。因为甲骨文已具备了书法的三个基本要素:用笔、结字、章法。而此前的图式符号不具全这三种要素。迄今最早发现于1899年(即清光绪二十五年)的甲骨文,乃殷商时期锲刻于龟骨、兽骨、人骨上记载占卜、祭祀等活动的文字,是经过巫史加工过的古汉字。其风格豪放,字形大小错落有致,姿态生动,自然潇洒且富有变化,不愧为甲骨文书法中的杰作。


[转载]文人书法起源初探
青铜器上金文拓片


最早的甲骨文随着殷亡而消逝,金文起而代之,成为周代书体的主流。金文是指铸刻在殷周青铜器上的铭文,也叫钟鼎文。商周是青铜器的时代,青铜器的礼器以鼎为代表,乐器以钟为代表,“钟鼎”是青铜器的代名词。因为周以前把铜也叫金,所以铜器上的铭文就叫作“金文”或“吉金文字”;又因为这类铜器以钟鼎上的字数最多,所以过去又叫作“钟鼎文”。金文应用的年代,上自商代的早期,下至秦灭六国,约1200多年。与甲骨文相比,甲骨文笔道细、直笔多、转折处多,为方形有所不同,金文笔道肥粗,弯笔多,团块多。金文的内容是关于当时祀典、赐命、诏书、征战、围猎、盟约等活动或事件的记录,都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金文字体整齐遒丽,古朴厚重,和甲骨文相比,脱去板滞,变化多样,更加丰富了。金文基本上属于籀篆体。这些文字,在汉武帝时就已被发现,当时有人将在汾阳发掘出的一尊鼎送进宫中,汉武帝因此将年号定为元鼎(前116)。以后金文又陆续有所发现。宋代文人欧阳修、赵明诚都善书,对金文作过研究和记载。周宣王时铸成的《毛公鼎》上的金文很具有代表性,其铭文共32行,497字,是出土的青铜器铭文最长者。《毛公鼎》内容主政论,铭文的字体结构严整,瘦劲流畅,布局不驰不急,行止得当,是金文作品中的佼佼者。此外,《大盂鼎》铭、《散氏盘》铭也是金文中的上乘之作。

文人是跟着文学样式诗歌的诞生而诞生的,因为诗歌是最早的文学样式。所以研究文人的渊源,首先得探究诗歌的源头何在。诗歌的特质在于其抒情性,文人与常人不同在于文人比常人更长于抒情。可以这样说,诗歌诞生于人类的快乐与痛苦,因为快乐需要放飞,痛苦需要倾诉,二者皆必抒情。文人在体验快乐与痛苦时,能比常人更好地放飞与倾诉自己的感情。人类的抒情,在文字未有时表之以声,即歌谣;有了文字进而表之以诗歌。所以诗歌的前身就是歌谣。最早的中国诗歌文献是《诗经》。《诗经》的创作者是先秦的文人们,因为各作品其风格不一,不可能是一家之言,孔子不过是其收集兼整理者。


[转载]文人书法起源初探
石鼓文


《石鼓文》产生于先秦这一诗歌繁荣的历史时期。它虽未入《诗经》,然其却是一首夹叙夹抒的上乘诗作。其它如上述几种钟鼎铭文,均以叙述议论为主,《毛公鼎》内容主政论,《大盂鼎》铭文载康王向盂叙述周文王、周武王的立国经验,《散氏盘》铭文为政事纪录文书,以上三者内容不足具抒情性,绝非诗意文章;虽然史家已首肯它们的书法成就,在此尚不能将其列入文人书法行列。然《石鼓文》石作鼓形,共十鼓,分别刻有四言诗一首,径约三尺余。内容记述秦国君游猎,故又称“猎碣”,所叙是秦君贵族们狩猎的宏大场景,气势雄壮,语言奔放,将贵族们尽情狩猎之乐抒泻得淋漓尽致,足具抒情性。其书为石鼓,秦篆的先声,字行方正、大方;横竖折笔之处,圆中寓方,转折处竖画内收而下行时逐步向下舒展。石鼓文字体多取长方形,体势整肃,端庄凝重,笔力稳健,石与形,诗与字浑然一体,充满古朴雄浑之美。其势风骨嶙峋又楚楚风致,确有秦朝那股强悍的霸主气势;其神采古茂雄秀,冠绝古今,堪为最早的文人书法一点也不为过。石鼓文是集大篆之成,开小篆之先河,在书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石鼓文被历代文人书家视为习篆书的重要范本,故有“书家第一法则”之称誉。石鼓文对书坛的影响以清代最盛,如著名文人书家杨沂孙、吴昌硕就是主要得力于石鼓文而形成自家风格的。考察《石鼓文》创作主体之文人身份,史上传《石鼓文》为周宣王时太史籀所书。仅凭实物之诗文书法,其文人气质已是不争的事实。


[转载]文人书法起源初探
大篆 《陪侍御叔华登楼歌》 莫非书


关于太史籀,史间资料多有争议:汉书艺文志载史籀十五篇,班固注:“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许慎也说: “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周宣王太史籀著《史籀篇》,汉人名为“大篆”,详“大篆”条。其后列国分治,诸侯力政,文字异形,至秦相李斯乃同一之,汉人称为“小篆”,详“小篆”条。近人王国维则认为“籀”是诵读之意,原书首句“太史籀书”,便以“史籀”二字作书名。笔者认为,太史为史官名位,籀则人名,“太史籀”即以“籀”为名的史官;而以名或姓来命名其所创书体史见不鲜,或许此例是由此开先河也未可知。其实《石鼓文》作者是否太史籀,其作者之文人身份也是勿庸置疑的,以其作品如此之雅量,何用疑虑其创作主体的文士身份呢;更何况作品内容是为歌颂秦君狩猎而立碑树传,其身份也是可想而知,必非当时大文人莫属。

综上所述,文人书法始启于先秦周宣王太史籀之石鼓文。此后文人书法不断演进,发扬光大,历历辉煌昭史,浩瀚精深,隆起华夏国粹书法艺术的瑰丽大厦,巍然矗立于世界艺术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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