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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秉文、麻九畴甚至“自称为道学门……”(《陵川集》卷二十六《太极书院记》)

(2020-03-23 15:31:18)

南宋 文化发展

理学方面

官窑贯耳瓶官窑贯耳瓶

南宋文化在北方影响最大的是南宋的特色文化——理学。大约在南宋开禧年间前后,也就是在金王朝迁都汴京前后,理学著作陆续传入北方,像尹焞《论语解》、胡安国《春秋传》、张九成《论语解》、林之奇《尚书全解》、夏僎《柯山书解》、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张栻《癸巳论语解》、吕祖谦《左氏博议》、刘子翚《圣传论》、叶适《水心别集》等一大批南宋理学名著,都传至北国,引起赵秉文、麻九畴、杨云翼、李纯甫、王若虚等北方一流文人的广泛关注,产生了很大影响。赵秉文、麻九畴甚至“自称为道学门……”(《陵川集》卷二十六《太极书院记》)。

南宋理学著作直接促进了北方理学的兴起和发展。一方面,北方文人编纂、翻刻南宋理学家著作,如有位叫傅起的文人将张九成《论语解》《孟子传》《中庸说》《大学说》等书经删节后汇集成《道学发源》一书,以广流传,赵秉文、王若虚分别为之作《道学发源引》《道学发源后序》,予以宣传。赵秉文自己还亲自动手,著有删集《论语》《孟子》解各十卷。另一方面,一些北方学者开始撰写理学类著作,表现出自己的思考。像麻九畴隐居遂平西山,潜心研究《易》学和《春秋》,享誉一时,赵秉文撰有《易丛说》《中庸说》《扬子发微》《太玄笺赞》等多种著述,阐发他对道的理解,可惜这些著作都已失传。南宋理学之所以能在北方盛行一时,是因为它适应了金源统治的需要。南宋理学家有关《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的阐释,现实政治性相对较弱,与金源统治者尊崇、提倡儒家经典的思想基本一致,如金世宗令人翻译五经,要让女真人“知仁义道德所在”,金熙宗本人“颇读《论语》《孟子》《尚书》《春秋左氏传》”。在这种背景下,南宋理学自然能畅通无阻。

值得注意的是,北方学者不是简单地追随或者附和、发挥南宋理学家的言论,更多的是展开对南宋理学家的思考。在南宋,批评理学家的仅有郑厚等个别人,其《艺圃折衷》排斥孟子,离经叛道,被朱熹等人斥为“邪说”(《朱子语类》卷一二三)。在北方,李纯甫推扬郑厚之论,以郑厚的传人自居,自称“自庄周后,惟王绩、元结、郑厚与吾”(《归潜志》卷一)。他信奉佛教,为了批判理学,特意针对南宋人的《诸儒鸣道集》撰写《鸣道集说》一书,“就伊川、横渠、晦翁诸人所得者而商略之,毫发不相贷,且恨不同时与相诘难也”(《中州集》卷四),因而常有一些偏激之论。除李纯甫之外,对宋儒展开诘难的还有王若虚。他的《五经辨惑》、《论语辨惑》、《孟子辨惑》主要是针对宋儒而发,特别是针对南宋理学家而发。张九成、朱熹、胡安国、吕祖谦、叶适等人都是他的辨驳对象。不过,他比郑厚、李纯甫要正统一些,他的诘难也更加中肯准确。如对待郑厚,他像多数宋人一样,批评郑厚偏颇失当:“郑厚小子,敢为议论,而无忌惮。汤武、伊周至于孟子皆在所非,或至诋骂。至汉祖萧曹平勃之徒,则尊为圣贤而亟称之,复以欧公讥病唐太宗为薄,佞夫之口,其足凭乎?”与宋儒不同的是,他能摆脱宋人那些不切实际的高论或牵强附会之说,从人之常情出发,重新审视宋儒的观点,表现出更加务实的倾向,取得了突出的成绩。《论语·乡党篇》记载的主要是孔子饮食起居的日常生活,张九成《论语解》等著作却从中发掘微言大义,夸大其辞,认为《乡党》能与《春秋》相表里,说什么“不学《乡党》,无以知《春秋》之用;不学《春秋》,无以知《乡党》之神”(《横浦集》卷四《乡党统论》)。王若虚严辞批评其穿凿迂曲、夸诞不实。他对宋儒的批评,正如《四库提要》所说,“足破宋人之拘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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