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湖湘学派与岳麓书院有着无法分割的渊源，因此，岳麓书院也就成为湖湘文化的一座著名的论坛。
岳麓书院正式创立于公元976年，历经宋、元、明、清各代，到1903年改为湖南高等学堂，然后相继改为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湖南工业专门学校，1926年正式定名为湖南大学。千年岁月，弦歌不绝，故有“千年学府”的称号。
一千年，似乎是一段很长的时间，但与湖南人三百万年的历史相比，却又非常短暂。不过，岳麓书院千年的历史，已经使它超过了法国巴黎大学和英国牛津大学的年龄，也足以使它留下朱熹、王阳明、周敦颐这些大学者的足迹，使它一度成为中华文明的学术中心，培养出很多“传道济民”的人才。
一千多年的历史，给了岳麓书院许多的殊荣，中国大批的政治人才和思想精英，从它的院舍里，意气风发地走向了文明开化的前沿。思想家王夫之，爱国思想家魏源，政治家陶澍，外交家郭嵩焘，军政家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维新派志士唐才常，革命先锋陈天华、蔡锷，教育家杨昌济，都在岳麓书院接受过培训。岳麓书院靠着这些精英，证实了朱熹做出的“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的预言。
有人说，岳麓书院之于中国，就好比牛津和剑桥之于英国，哈佛与耶鲁之于美国。还有人说，岳麓书院对于人才的造就，胜过北大和清华。这些话出自湖南人之口，未免有自夸之嫌，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岳麓书院值得湖南人引以为自豪，总是一个事实。
今天的岳麓书院，在教育体制上当然已经现代化了，但表达书院精魂“实事求是”的匾额，依旧巍然高悬。它在呼唤人们保持一种朴素的学风，在千年以后的今天，继续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才。
岳麓书院的存在，固然是湖湘学派的一个象征，但也是传播湖湘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由于湖湘文化兼收并蓄的特质，岳麓书院没有成为某一个学派的圣殿，而是成为一个有助于湖湘文化吸收各种学识的论坛。人们在这里可以讨论“知行合一”，也可以鼓吹“无其器则无其道”；既可以在这里萌生政治改良的念头，也可以立下经世济用的宏愿；这里响起过维新志士的声音，也曾回荡着推翻帝制的呐喊；诞生在欧洲的马克思主义，也曾在这里最早燃起中国人共产主义思想的火花。
由于岳麓书院继承了湖湘文化的包容性，它得以成为湖湘文化的一个标志。由于岳麓书院是一个论坛，它又得以成为一个容许学子们自由吸取各种学派思想精华的教育基地。它的这种功能，为培养具有创新意识和开阔思维的湖南人才，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它也为湖南人重视教育的传统，开出了一条先河。
岳麓书院的诞生，本身就是中国的一个创举。从中唐到五代，湖南先后建立了石鼓书院和岳麓书院，是中国记载中最早出现的书院。
两宋时期，也是湖湘地方文化以鲜明的特色在全国引起关注的时期。这个时期，湖南出现了儒、释、道“三教合一”的重要理学派别——湖湘学派。
中国理学的开山鼻祖周敦颐，是北宋年间一个地道的湖南人，但是因为他的主要活动不在湖南而在江西，对湖南本土的影响不是很大。到了南宋，从福建迁居湖南的胡安国与胡宏父子，仿佛是为了使理学回归故土，把周敦颐所开创的理学传到湖南，并创立了湖湘学派。胡宏的弟子张轼，也从四川来到湖南，致力于理学的研究与传播。张轼这个人的生平，人们似乎知之不多。如今互联网上流传着一首题为《立春偶成》的诗，就是张轼的作品。当代人喜欢这首诗，大约是因为这首诗不仅给人以热爱生活的美感，同时也有能催人上进的缘故：
律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便觉眼前生意满，东风吹水绿参差。
大约就是从胡安国父子和张轼的时代起，湖湘文化中开始注入了理性的成分。
宋代最重要的文化特征，是理学的形成。这个学派把“理”当作宇宙的最高本体，以“理”为哲学思辨的最高范畴。它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最精致、最高备的理论体系。湖湘学派是理学的一个重要流派，他在长沙地区形成以后，对湖湘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胡安国、胡宏父子是福建崇安人。1097年，胡安国进士及第，踏入仕途，迁居潭州城南，提举湖南学士，在官六年。以后还任过中书舍人等职。如果仕途顺利，也许他就不会研究学问。但他在官场中混得不好，晚年干脆辞职退隐，致力于学术研究。
北宋末年，黄河流域战争频仍，中原士人纷纷南下，给长江流域的文化兴盛创造了机遇。胡安国也于南宋建炎年间，即公元1127年到1130年之间，率领家人和弟子，从荆门来到湖南，在湘潭建起碧泉书院，由此在湘潭前后居住了三十年。然后，他又在衡山山麓开办了文定书院，以讲学撰述为业，除自己的子侄胡寅、胡宏、胡宪等外，还吸引了众多湖湘士子前来就学。其中仅长沙人就有治《春秋》和《资治通鉴》的谭知礼，以孝友信义著称的黎明等。
由于胡安国的弟子门人众多，湖湘学派就奠定了基础，成为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具有特殊地位的理学派别。1138年春，胡安国在湖南逝世，葬于湘潭阴山。他的传世著作有《春秋传》、《资治通鉴举要补遗》等。其中《春秋传》是他以毕生精力纂修而成，成为元明两朝科举取士的经义定本，也是湖湘学派的代表著作。 胡宏是胡安国的次子，字仁仲，因长期寓居湖南衡山五峰下，人们称他为“五峰先生”。胡宏从小就在父亲胡安国的督导下研习经学， 1125年，二十岁的胡宏进入太学，师从程门四大弟子之一的杨龟山，成为二程的再传弟子。金兵南侵时，他和父兄一起迁居潭州，创办碧泉等书院，并曾到宁乡朱良桥乡的灵峰书院讲学。
胡安国逝世后，胡宏**治学，以振兴道学、醇化风俗为己任，写成了《知言》、《皇王大纪》等著作。其中，《知言》是胡宏的代表作，被湖湘学派奉为经典。当时，一批批志学求道的青年纷纷来到衡山追随胡宏研经读史。这样一来，湖湘学派形成了思想体系和人才群体，完全奠定了作为南宋一个重要理学派别的基础。在胡宏教授的学生中，张轼、彪居正、吴翌、赵师孟等人，后来都是著名学者和湖湘学派的砥柱人物，尤其是张轼，更成为湖湘学派的一代宗师。? 四川绵竹人张轼，宇敬夫，号南轩。他的父亲张浚是南宋名相，曾任枢密使，封魏国公。张轼少年时随父亲迁居湖湘，从此湖南成为他一生中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张轼奉父亲之命到衡山拜胡宏为师，学习二程理学，经过潜心苦读和四方讲学交友，学业日进。胡宏曾称他“圣门有人，吾道幸矣”。张轼推动了宋代理学的发展。宋代理学家强调义和利的对立，张轼更进一步指出，这种对立实质上是天理与人欲的对立，利就是人们违背天理的心理活动，所以人们必须进行内心反省，以便使思想、言论、行动都符合天理的要求，而天理演化为社会政治道德就是纲常伦理，因此人们必须接受纲常伦理的规范。
张轼还注重“力行”，反对空谈，强调道德实践，行至言随。此外，在宇宙论、人性论等方面，张的议论也有其特点。因而，他成为南宋著名的理学大师，和朱熹、吕祖谦合称“东南三贤”。
当时，朱熹两度来到长沙，吕祖谦也寓居潭州所属醴陵城北，居民感其教化，建有东莱书院。“东南三贤”都来潭州讲学，可见湖湘学派盛况空前。
1165年，张轼在长沙城南寓所授徒传业，后又主讲岳麓书院，从学者广及江西、浙江、江苏、四川等地，名声远播，湖湘学派规模得到很大扩展。如果说胡安国、胡宏父子是湖湘学派的开创奠基者，那么是张轼使湖湘学派达到了极盛。当时学者就有评价：“方今学术源流之盛，未有出湖湘之右者。”这一现象，深深影响到以后千余年的湖南文化历史。 张轼去世后，他的学生许多改从了朱熹。朱熹在就任湖南安抚使期间，又致力于振兴岳麓书院，经常和生徒讲论问答。于是，程朱理学在湖湘占据了学术的主导地位。 湖湘学派之所以能够融入湖湘文化，因为它不存门户之见，抱兼容并蓄态度，对不同的学派并不一概否定，而是互为取舍。 宋代以长沙为中心的湖湘学派，是湖南文化史上规模最大的一个学者群体。这个学派重视经世务实和包容众家之长的学风，和湖湘文化的基因相吻合，因此得以流传下来，促使湖南人奋发成材。
喜欢干大事、能够成大局的湖南人，确实身体力行了湖湘学派关于知行合一的理念，他们只要认定了某个主义、某条道路，就会持之不疑，行之不悔，如左宗棠所说的“一意干将去”。湖南人“霸蛮”而又“灵泛”，其不胜不归的硬汉精神和死士精神，比野山椒更辛辣，比牛皮筋更柔韧。此外，湖南人有很强的种族观念和国家观念，连闾巷细民也关心政治，先天下之忧而忧。湖南人建功、立业、扬名的心劲特别足，这是湖湘文化的熏陶使然。
在风雨如晦的中国近代史上，林则徐、翁同龢、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和章炳麟这些“王牌”人物，无不与湖南的俊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或是师徒，或是盟友，或是同志，或是劲敌，或是仇雠。由当初“无湘不成军”到后来“无湘不成事”，从当初“蛮荒之地，人才鲜少”到后来“湖南人才半国中”，近现代百余年间，湖湘雄杰的奇能伟力确实令人叹为观止。
从晚清到民国，天漏日残，湖湘雄杰每每迎着险恶去建功立业，充当“补天者”和“追日者”。他们一环扣一环，形成紧密坚固的人才链，屡次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起到扶大厦之将倾、挽狂澜于既倒的作用。曾国藩一手缔造湘军，平定太平天国；左宗棠统领湖湘子弟，保住了西部边陲的金瓯完整；谭嗣同头颅一掷，激起了革命回声；陈天华蹈海而死，使同盟会空前凝聚；黄兴指挥各地起义，使中华民国有了明显的胎息；宋教仁组织政党内阁，使民主宪政射出第一缕晨曦；蔡锷打响护国战争，彻底铲断了封建帝制的根系……从魏源、曾国藩、谭嗣同、黄兴到杨昌济、毛泽东；自嘉庆道光年间的湖南经世致用派、咸丰同治年间的湘军集团、戊戌维新群体、辛亥革命志士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身上，都或明或隐、或多或少地闪现出湖湘文化基因的影响。由此可见，湖湘学派对近代湖湘文化的发展所起的作用是极为深远的。
清代以来，湖南地面好像是春天向阳山坡长蘑菇，人才出了一茬又一茬。不单是政坛军界，就连文艺、学术方面的人才，也能排成长队，王夫之、何绍基、王闿运、王先谦、欧阳中鹄、叶德辉、易培基、易顺鼎、齐白石、欧阳予倩、贺绿汀、沈从文、田汉和丁玲，哪一位不是大师和巨匠？哪一位不是在其领域内执大旗扛大鼎的人物？
在明朝中叶，岳麓书院接待了浙江余姚人王阳明。他本名王守仁，字伯安。当时社会矛盾尖锐激化，王阳明“知行合一”的思想和反对强迫灌输的教育观，受到了学界的欢迎。 1507年，王阳明因触犯太监刘理而被谪贬到贵州龙场，途经对贬官文化十分欢迎的湖南，先在醴陵靖兴寺和泗州寺讲学，再到长沙讲学于岳麓书院。他居住在岳麓山，为朋友和门徒谆谆讲解良知的学问。当时，湖湘学派被人淡忘，需要振兴，而阳明先生的教化，使湖南又兴起了许多有志之士。从此，王阳明的学问开始在长沙传播。 1539年，王阳明的弟子季本来到长沙。他又是一位贬官。他当到了南京礼部郎中，不料出了事，被贬谪到湖南辰州，又升任长沙知府。在此期间，他修葺岳麓书院，并亲自开讲，吸引了大批士生前来听讲。季本进一步传播王阳明的学说，直到被罢官回乡。 在这期间，王阳明的弟子罗洪先也在岳麓书院讲学。罗洪先是江西吉水人。他特别强调“良知”要义，认为“良知”二字，是阳明先生一生经验的心得。但他没有盲从王阳明，对王阳明认为良知完全出于自然表示了不同看法，指出良知也与后天学养有关。他这种不盲从的品质，对岳麓书院的学生产生了一定影响。 明朝万历年间，王阳明再传弟子张无忭也到岳麓书院主讲，对王阳明学说在整个湖南地区的流传，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张元忭是浙江绍兴人。1582年，他因使事入长沙，应兵备道李天植的敦请，主教岳麓书院。明代初年，张居正执掌宰相权柄后，一度调毁书院，禁止自由讲学，但岳麓书院虽因其独特的文化地位而未被毁弃，但讲学之风早已停止。张元忭致力于重振书院学风，一些著名的王门弟子相继在此讲授良知之学，湖湘四方士生纷纷慕名而来。岳麓山下，湘江河畔，一时又书声朗朗。岳麓书院又进入一个学术繁荣期。
王阳明及其弟子在长沙岳麓书院的讲学活动，并没有排斥尊程朱理学为正宗的湖湘学统，而是表现出二者相融合的倾向。不仅如此，张元忭还对朱熹和张轼表示了极大的崇敬。因此，湖湘学派海纳百川、经世济用的传统，得以保存下来。
王阳明和他弟子们影响了许多后起的湖南学子。如以后任长沙惜阴书院和岳麓书院山长的长沙人吴道行，就是张元忭主讲岳麓时的学生。他在聆听了张元忭的讲学后，衷心服膺，追随左右。他日夜发愤攻读，终于成为湖南著名学者，他悉心修辑的《善化县志》、《长沙府志》都堪称佳作。王夫之在崇祯年间就学岳麓书院，对山长吴道行的学识人品十分敬重，因而王夫之学术思想的形成与吴道行有密切关系，并更长远地影响到近代湖湘文化。
湖南人王夫之生于1619年，卒于1692年，享年七十三岁，是明清跨代的伟大的启蒙主义思想家。他是衡阳人，晚年居住在衡阳的石船山，学者们称之为“船山先生”。明朝灭亡后，他在衡山举兵起义，阻击清军南下。战败后退到肇庆，在南明桂王政府任职。由于反对王化澄，差一点进了大狱。他决心隐遁，游走在湘西以及郴州、永州、涟源及邵阳等地，躲在窑洞里，藏在深山中，刻苦研究，勤恳著述，四十年都没有蓄辫子，其爱国气节和刻苦精神，至死不渝。
王夫之在天文、历法、数学和地理方面都有研究，尤其精通经学、史学和文学。在哲学上，他总结和发展了中国传统的唯物主义，认为 “气”是物质实体，而“理”则是客观规律。他又从“道器”关系建立其历史进化论。在知与行的关系上，他强调行是知的基础。他在政治上反对豪强地主，主张减轻自耕农的税收，而增加地主的税赋。他善诗文，工词曲，论诗多独到之见。所著后人编为《船山遗书》。
王夫之的经世之说，影响着清朝几代长沙人。王夫之大力倡导“留心经济之学”，在经济思想上颇有建树，是我国较早论述商品流通作用和市场调节理论的学者。他认为商人是不可缺少的，民众缺了商人，就无法互通有无，维持生计。只有商品流通，才能给百姓带来各种生活用品，并为国家提供丰富的储备。他充分认识到价格对市场供求的调节作用，主张让市场价格自由涨落。他在《黄书》中论述了商业促进发展乡镇经济、为农民提供生活资料的社会功能，赞扬了商品流通对社会经济的重要影响。王夫之批判宋明理学提倡的“去人欲，存天理”的道德观，提出“天理”即在“人欲”之中，主张满足人生的物质要求。他还要求富民大贾成为国家的中坚，主张发展自耕农经济。他的主张，推动了清代商品经济的发展。 王夫之的厚商兴商思想，正是明末至清代前期湖湘地区自然经济逐渐向商品经济潜变的印证。当时长沙的经济发生潜变，突出表现为农产品的商品化趋势。长沙米市逐渐与九江、芜湖、无锡米市齐名。乾隆在位的六十二年里，清政府开始实施“轻徭薄赋，加惠商民”的政策，对商人有三个方面的优惠政策：一是免征粮食税，使商人为了赚钱，把粮食运到灾区接济灾民，平抑灾区粮价；二是整顿税关，以防法外苛取，克剥商人；三是减轻市税，规定官员不许额外苛索，不许重复征税；不许贪官污吏假借名色，巧取一文。 王夫之虽然是南明遗臣，一生不肯出仕清朝，但清廷却对他的思想推崇备至，清巡抚郑端多次请他出山未果，因此湖南统治者实际上赞同了他的重商思想。加上清政府减赋恤商政策的推行，使长沙商贸受益匪浅。至乾隆年间，长沙已是湖南仅次于湘潭的重要商埠，商贾云集，百货流通，竞争十分激烈，成为清代四大名镇之二的汉口镇、佛山镇之间的重要交通枢纽和商品集散地。在秋冬之交，安徽商人载盐而来，载米而去；江苏、山西、陕西、河南与广东的客商，则贩卖皮革、古币、玉器、古玩，以及绫罗绸缎。繁华的市面，从南关内一直绵延到臬署前，上下坡子街都很热闹。 在嘉庆皇帝治下的二十四年间，长沙城已发展到沿江十余里的街市，有几万所屋宇，城内人烟稠密，冠盖纷坛，闾阎林立，商贾云集。清初实行海禁，湖南长沙反而受益。清政府仅开放广州为唯一的对外贸易港口，内地土货的出口，西方洋货的进口，必须在广州进行。乾隆年间，广州人大多数经商，跑到长沙和汉口，有见识的人则南下澳门，跑到国外，行程千万里，将中国的宝物拿去做贸易，获得很大的赢利。这样，在广州与内地之间，形成了一条商道，长沙则是这条商道的必经之地。因此，长沙是中西商品交流最先受益的地区之一。南京等地所产的绸缎，被运到湖南，越过五岭，靠着马车和船舶，运往更远的地方。苏杭一带相当数量的绸缎，正是经过湖南这条商道，远销东南亚、南洋和欧洲。由于西方国家对中国产品需求量很大，不得不用大量白银来支付货款。因此，在鸦片战争以前很长一段时期里，长沙地区的对外贸易格局处于出超的有利地位。
王夫之在岳麓书院的活动，使岳麓书院承载了商品经济的思想。晚清以后，岳麓书院更是鼎盛一时，培养出众多影响中国历史发展的人才群体，其中最著名的有：以魏源等人为代表的政治改良派；以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胡林翼为代表的“中兴将相”；以谭嗣同、梁启超、黄遵宪为代表的维新变法派；以蔡锷、陈天华、程潜为代表的民主革命派。
从1916到1919年三年之间，青年毛泽东数次寓居岳麓书院，和蔡和森、邓中夏、何叔衡、谢觉哉、李达、罗章龙等大批师生一起，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岳麓书院交流开放、海纳百川的精神，和湖湘文化互相辉映，它的存在加强了近代湖南人开放务实的观念。它的很多学术研究方法和思想品质，丰富了湖南人的教育理念。湖南大学如今还在自觉继承和发扬岳麓书院“博于问学，明于睿思，笃于务实，志于成人”的文化精神和教育传统。湖南的现代高等教育，吸收了湖湘文化优秀的精神。
不言而喻，岳麓书院极大地推动了湖湘文化的繁荣和传播。岳麓书院在宋代刚建立时，湖南人除了热心于理学的湖湘学派以外，在经学、史学、地理学、文学艺术、医学及考据学等方面，都有非凡的建树。
岳麓书院对近代以来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贡献奇伟。中国***人坚持和发扬的“实事求是”和“与时俱进”的精神，都能在岳麓书院的论坛上找到根源。
岳麓书院最值得纪念的品质，就是提醒人们：湖湘文化的核心精神是坚韧刚直，开拓创新，海纳百川，兼收并蓄，实事求是，经世济用。
从历史源流看，岳麓书院作为“天下四大书院”之首，标志着湖湘文化得到理性的充实和教育的崛起。湖湘文化最直观的成就，就是涌现出一代代炳耀史册的知识群体，而他们不论是在精神上还是在行为轨迹上，都与岳麓书院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联。岳麓书院已被视为湖湘文化的象征，成为湖南人的精神载体，标志着湖湘文化的品位和成就。
在这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岳麓书院所记载的文化精神历程，是湖南人的一部心灵史。
湖湘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我们已经知道，湖南的自然环境造就了湖湘文化激越冲突的个性，移民文化锻造了湖南人吃苦耐劳和拼搏奋发的精神，湖湘学派的四百年道统，奠定了湖南人讲究格物致知和实事求是的思维方法。
近代湖湘文化的传承，具有一个非常鲜明的倾向，就是格物致知、经世济用、实事求是。
在一段时期内，湖南人在经世致用学风的影响下，把博取功名作为实践的目标，作为人生价值的最高体现。湖湘文化强调以仁政为内核的人治，关注现实生活；又因学术开放而糅杂了许多学派，因此缺乏系统性；也不崇尚从理性思辨上对宇宙终极和人生终极深加探讨。这是湖湘文化的一种特色，它因此保持着积极进取的精神，而避免了耽于思辨和洞察人世所带来的惰性。尽管湖南人中并不乏以哲学思辨见长的学者，但他们受到湖湘文化的影响，仍然对当时社会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提出许多积极的主张。
湖南人的这种学风，导致他们重视实学和理工技术。这曾经给中国八股成风的封建社会，吹进了一股清新的气流。直到现在，这种学风对于中国社会和科技的进步，仍然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中国人非常需要抵制流于空谈、鄙薄技术的陈腐习惯，而湖湘文化精神的张扬，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极好的防腐剂。
湖湘文化鼓励人们积极入世，使湖南人关心各种社会问题，并且提出强烈的主张。当然，由于各人见识并不一致，湖南人的主张在横向的沟通和纵向的延伸上都会出现一些断层或悖论。例如，魏源和曾国藩处于同一时代，前者提出要向西方学习，而曾国藩却为了保卫孔教名分而向引进西洋宗教的太平天国开战。又例如，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的湘军保住了腐朽的清朝，而黄兴和蔡锷却为推翻清朝封建统治而战。由此可见，湖湘文化提倡的是一种精神，而具备这同一种精神的人，会为各自信奉的教义或主义而奋斗。因此可以说，不论文明的观点是如何地冲突，湖湘文化的精神素质总是具有积极的意义。
因此，就湖湘文化一贯的精神而言，我们无法说它是主张社会的保守还是赞成社会的开放，也无法说它是重农或是轻商，它只是促使人们积极地关注社会动向，去用自己的才干去解决社会问题，或是维护社会的安定，或是参与社会的变革。
在同一个历史时期，湖湘文化的这种精神，往往在湖南人内部造成观念的冲突和才干的对峙，并且因不同的主张而形成对立的阵营。因此，这就造成湖南人不抱团的现象。这种情况，常常导致湖南人墙内开花墙外香。所谓“楚材晋用”，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古往今来，许多湖南的人才，都是在湖南之外取得成就。曾几何时，湖南人形成一种共识：想要有所作为，必须走出湖南的山川。
这种现象会带来一个必然的结果，那就是湖南人善于寻求与外部的联合。曾国藩湘军中的猛将鲍超和塔齐布，都是外省人，他们是曾国藩建功立业的得力帮手。胡林翼与满人官员官文合作得很好，还结为亲戚，而曾国藩最得意的弟子不是湘乡人，也不是湖南人，竟是安徽人李鸿章。湖南人近代以来与广东人的结合，更能说明问题。湖南人的才干和吃苦耐劳的精神，使他们在外省得到那里人们的尊重。他们的才干与外省人的各种优点结合起来，往往能成就一番大事业。黄兴协助孙中山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伟业，传为天下美谈。
当然，湖湘文化除了提倡注重实干、勇于任事、自强不息、勤勉朴实的做人的精神，也有一种信仰的基调。爱国主义是湖湘文化的一个基本传统。很明显，爱国主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有不同的内容，而且在同一个历史时期中，不同的人同样从爱国主义出发，也会在具体的取舍上产生不同的理解。湖湘文化提倡的爱国主义，无非是从忧患意识中诞生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坚定的历史责任感与使命感。
屈原和贾谊两个外省人，跑到湖南来，为湖湘文化确定了爱国主义的基调。这两个人都是被人谗言诬告贬谪到湖南的官吏，但他们仍然忠君爱国，忧国忧民，他们的事迹深深感动了一代又一代的湖南人。
在宋代，特别是南宋，湖南人发挥了爱国主义精神，一些湖湘学者遵照儒家“华夷之辩”的理论，主张抗金抗元，反对妥协投降。还有许多湖湘士人投笔从戎，投身到抗金抗元的战争中。明末清初爱国主义者王夫之，把民族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他早年举兵抗清，后兵败返乡，遁迹乡里，陋居山洞，终身不蓄发，誓不降清。
中国近代由于西方列强的侵入，民族矛盾急剧上升。湖湘文化的爱国主义传统，由近代湖南人发扬光大。近代湖南士人几乎都将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当作自己神圣的职责与使命。他们为此焕发出百折不挠和勇于献身的奋斗精神。为了最终达到挽救国家民族危亡的目的，他们主张把抵制外国侵略与向西方学习结合起来。湖南人最早提出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又最早提出学习西方的政教制度。郭嵩焘与曾纪泽是这方面的先行者。
湖南新政运动可以看作是中国政治制度改革的最早尝试。在学习、宣传和实施西方民主共和制度时，湖南人中出现了杨毓麟、陈天华、章士钊等—大批宣传家，也出现了为实现民主共和而浴血奋战的实干家，如黄兴、宋教仁等。袁世凯复辟帝制，湖南人蔡锷奋起捍卫共和成果，护国讨袁。当民主共和后来被军阀政客偷梁换柱变成一块空招牌时，毛泽东、蔡和森等一批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湖南志士又乘时而起，效法俄国的革命者，把反帝爱国与共产主义运动结合起来。毛泽东、蔡和森等人探索湖南新文化运动的方向，毛泽东等人后来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都展现了博采众长、广为交融的开放精神和**奋斗、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
经世济用、爱国主义和湖湘文化的开拓创新与兼收并蓄的传统，使湖湘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能够长久地驱策湖南人成为对国家、对民族、对社会有用的人才。因此，湖湘文化也可以称为一种励志文化、成材文化。湖南一地人才辈出，正是因为湖南人时刻在经受励志文化和成材文化的熏陶，以至于终身都怀抱着成材的梦想。
细论湖湘文化的精神，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励志和促人成材的明显特征。
敢为天下先，是湖湘文化的精神之一。用俗话说，就是具有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胆量。湖南人在这方面表现的事例，实在多不胜数。
长沙人杨毓麟在1903年发表了一篇题为《新湖南》的文章，列举大量事实说明湖南人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他说，道州人周敦颐称为宋明理学的开山祖，而衡阳人王夫之创立了一种将朴素唯物主义与朴素辩证法相结合的哲学体系，魏源第一个睁眼看世界，提倡向西方学习。杨毓麟说，“我湖南有特别**之根性”，“其岸异之处，颇能自振于他省之外”。他指出了湖南人敢为天下先的奋斗精神和创新精神。在杨毓麟那篇文章发表十七年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批热血青年，做了一件敢为天下先的事情。他们组织民众，发起驱逐残酷统治湖南的北洋军阀张敬尧的运动，并设想在湖南建立一个摆脱一切外来反动势力干涉的世外桃源——“湖南共和国”。
为了支持这一运动，安徽人陈独秀于1920年1月5日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也就是本书刊于卷首的那篇《欢迎湖南人的精神》。陈独秀把“湖南人的精神”概括为奋斗精神和创新精神。毛泽东在驱张运动胜利之后接着开展的湖南自治运动中，明确提出，要“充分发挥湖南人之精神，造一种湖南文明于湖南领域以内”。这就说明，毛泽东自觉地继承湖湘文化中敢为天下先的奋斗精神和创新精神，成为湖南最杰出的人才。
同治九年，曾国藩在处理天津教案时目睹法国公使仗势欺人，心里萌发了一个想法。第二年，他与门生李鸿章一道给皇帝上了一道奏折，建议选择聪明的幼童，送到外国的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各科目，计划他们在十多年后学成回国，掌握了西方人所擅长的技术，再教会其他中国人，然后中国就可以渐图自强。毫无疑问，他们为拯救落后的中国开出了一剂有效的药方。
湖南人郭嵩焘，在中国近代第一个提出向西方国家学习民主政治制度。他是我国驻英国的第一任公使，在国外看到了先进的政治制度和文化习俗，多次上书朝廷，但得不到朝廷重视，郁郁寡欢，辞官而退。他犀利的眼光和敢为天下先的倡议，得到了后世人的钦佩和肯定。
郭松焘的事迹和遭遇，在这里应该多写几笔。
郭松焘十九岁就中了进士，入了翰林。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他在浙江学政罗文俊的幕府中，亲眼见到海防失守，非常气愤。他主张既要学习西方建造工厂，又要学习西方的政教。他说，要遵循西洋的方法求得自身的富强，如果不学西洋的政教，就不可能收效。
后来，他作为钦差大臣，在英国居留两年，实地考察西方科技文明、政教风俗、经济发展，广泛接触英国各界人士，了解各个方面的成就。他以强弱为标准，把各国放在平等地位上来评价得失优劣，体现了世界一体的眼光。
郭松焘一直主张在对外交涉中注重国际公法的概念，这在当时当然是颇具识见的。然而，郭嵩焘对西方文明的深刻见解，并不能见容于当时愚昧自大的中国社会，反而被视为惊世骇俗、离经叛道的荒谬言论。1876年，他被任命为驻英法公使时，京城里传遍了攻击他的谣言，说他与中国社会格格不入，又说他离开祖国，去为外国鬼子工作，是不对的。一些湘籍人士表示耻于与他为伍，甚至打算聚众捣毁他的住宅。但是，郭松焘性格坚毅，对人们的非议不以为然。他说：天下人都诽谤我，而我心中泰然。
他在临终前不久，还作了一首自题小像诗：“流传百代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虽然是众人皆醉他独醒，但他却充满坚定的信心和无私无畏的精神。
郭嵩焘逝世后，王先谦等人写报告，李鸿章代奏朝廷，请求为他封谥，慈禧太后还是没有同意。义和团在京城搜杀“二毛子”时，仍有官员奏请鞭打他的尸体，“以谢天下”。
许多事例说明，湖南人敢为天下先。这些人才往往洞悉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率先提出顺应时代潮流的主张，或者走在潮流的前面，做出惊人之举。魏源、曾国藩、蔡锷三个湖南人，分别从科技、教育、社会制度三个方面，推进了中国走向世界的近代化历程。顺应时代潮流是他们共同的选择，也是近代湖湘士人的共同追求。
敢为天下先的湖南人太多了，陶澍改革盐政、开创海运，贺长龄策划《皇朝经世文编》，左宗棠创办马尾船政局，郭嵩焘首开中国出使西方之先声，彭玉麟为郑观应的《盛世危言》这部惊世之作鼓吹呐喊，谭嗣同冲决罗网维新变法，王先谦集巨资创办阜湘矿务总公司，黄兴和宋教仁等人集会组党，以革命手段推翻帝制建立共和，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亲手创建一个新世界。他们的所作所为，诠释了一种精神的真义，这种精神就是我们今天常说的“与时俱进”。
与时俱进的人，必须敏于接纳新思想和新学问。这样，我们又接触到了湖湘文化兼收并蓄的传统。“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湖湘文化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博采众长，呈现出许多文化交融的过程。
首先，湖湘文化是不同民族文化之间交融的结果。湖南的土著文化，即所谓的蛮夷文化，长期以来，与贬官文化、移民文化和中原主流文化发生交融。
其次，湖湘文化也是不同地域文化相互交融的结果。交融的地域，既包括湖南省内的不同地区，也包括湖南省外的国内其他地区。
第三，湖湘文化也是不同学派相互交融的结果。杨昌济对于各派学问的开放意识，充分体现了湖湘文化的包容精神。他是从宋学入门做学问的，但他承认汉学家考据的功力；他是从程朱学说入门的，但他承认陆王见识卓绝。他号召人们认同子思的思想：万物共同生长互不相害，在平行的道路上走各自的路而互不相悖。他希望做学问的人各自抒发心得，以打破思想界的沉寂，万派争流，终归大海。
第四，湖湘文化也是与外国文化相互交融的结果。明末清初，大批耶稣会士来到中国，在传教布道的同时，传授了西方的科学技术知识。到了近代，曾国藩首倡清政府派遣留学生出洋。戊戌期间，谭嗣同等人摆脱传统束缚而大力提倡西学，樊锥、易鼐等人甚至提出全盘西化的主张。后来，黄兴、宋教仁探索民主革命的救国道路。在这些过程中更加增强了兼收并蓄的功能。
湖湘文化激励湖南人成材，而成材的湖南人又进一步光大了这种励志文化和成材文化，因此，湖湘文化的生命力，不断地获得了前进的动力，不断地更新着自己的生命。
励志文化造就了世界人才史上的奇迹。
湖南人在励志文化的熏陶下不断成材，因此使自己的家乡湖南出现了世界人才史上的奇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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