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新主帅  康有为（1858—1927）

（文摘）

“至秋冬时，四库要书大义，略知其概，以日埋故纸堆中，汩其灵明，渐厌之。日有新思，思考据家著书满家，如戴东原，究复何用？因弃之而私心好求安心立命之所。忽绝学捐书，闭户谢友朋，静坐养心，同学大怪之。以先生尚躬行，恶禅学，无有为之者。静坐时忽见天地万物皆我一体，大放光明，自以为圣人，则欣喜而笑，忽思苍生困苦，则问然而哭，忽思有亲不事，何学为，则即束装归庐先墓上。同门见歌哭无常，以为狂而有心疾矣”（年谱）。

显然，这是康有为思想激烈动荡、傍惶时期。面对中国的现实，过去的信念受到了冲撞，新的信心正在萌生，这不能不是一个痛苦而情绪非常不安的过程。这正恰如康有为自己所述：“此《楞严》所谓飞魔入心，求道迫切，未有归依之时”（年谱）。

几年的学习，给康有为的一生打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其理学政学之基础，

皆得诸九江”；“生平言学，必推次琦”；“粗闻大道之传，决以圣人为可学而尽弃旧学，自此始也”（年谱）。

1879年春，康有为回到家乡，决定前往山水幽胜的西樵山白云洞，读书养性，希望能在大自然的熏陶和道佛之书的引导下，摆脱焦躁不安心绪，同时让思想自由驰骋，以寻找真理的本，求魂气之灵。在这里，康有为面壁长斋静坐累月，“专讲道佛之书，养神明，弃渣滓。时或啸歌为诗文，徘徊散发，枕卧石窟瀑泉之间，席芳草，临清流，修柯这云，清泉满听，常夜坐弥月不睡，恣意游思，天上人间，极普极乐，皆现身试之。始则诸魔杂沓，继则请梦皆息，神明超胜，欣然自得。习五胜道，见身外有我，又令我人身中，视身如骸，视人如豕”（年谱）。

尽管如此苦读，但康有为仍未找到满意的答案。恰在这个时候，翰林院编修张延秋的到来，为康有为的治学面向社会架起了桥梁。当张延秋同四五位文人学士游西樵山时，就碰上了这个衣履不整、披头散发、自歌自哭自笑的康有为，并且还同这位性情急躁、傲气十足的青年人发生了激烈争吵。但“素以文学有盛名。于京师”的张延秋并未责怪康有为，相反却认为他有个性，谈吐不俗，因而“盛称之”。回广州后， 张君逢人便说：“来西樵但见一土山，唯见一异人。”从此，广东士大夫开始知道，西樵山有个康有为，而且性格狂、怪、异。为了感激张延秋的雅量，高傲成性的康有为竟写了一封情文并茂的信给张君，张、康造结成忘年之交。康有为开始走出西樵山，经常往返于乡村与广州之间，拜张君，访学友，看社会，励志向。张延秋成了自朱九江话又一个深深影响康有为的人。“自是来城访张君，谈则竟夕申旦，尽知京朝风气，近时人才及各种新书，道（光）咸（丰）同（治）三朝掌故，皆得咨访焉。张君聪明绝世，强记过人，神锋朗照，谈词如云。吾自师九江先生而得闻圣贤大道之绪，自友延秋先生而得博中原文献之传”（年谱）。正是在张延秋的指导下，康有为接触到了近代维新思想，使他朦胧地看到了冲出世俗社会，寻找新生活道路的曙光。由此可见，张延秋不失为康有为的政治启蒙老师。

康有为的思想渐渐清晰了，他决心“舍弃考据贴括之学，专意养心，既念民生艰难，天与我聪明才力拯救之。乃哀物悼世，以经营天下为志”。在这以后，康有为除了反复研读《周礼》、《王制》、《太平经国书》、《文献通考》、《经世文编》、《天下郡国利病书》、《读史方舆纪要》等典籍外，还开始研究西学，“既而得《西国近事汇编》、一李回（圭）《环游地球新录》，及西书数种览之”（年谱）。这无疑对康有为的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是李圭所著《环游地球新录》，深深地吸引了康有为，书中所描写的新世界和新事物，使他异境顿开，产生了走出国门去看一看的念头。

1879年底，康有为兴致勃勃地来到沦为英国殖民地的香港，亲眼看到了资本主义统治下的一些新事物。“览西人宫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年谱）。在香港，他还参观了赛珍会（博览会），看了欧洲戏和马戏团的表演，心灵深处的封建文化积淀开始发生动摇，感到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确实优于古老腐朽的封建制度。于是康有为开始萌发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念头。“乃复阅《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等书，购地球图，渐收西学之书，为讲西学之基矣”（年谱）。

从香港回来后，康有为学习更加勤勉了。据说当时他每天早上抱一批书，往桌子上一放，右手拿着一把锋利的铁锥子，猛力向下一扎，锥穿两本书，就读两本书，锥穿三本书，就读三本书，每天不读完这“一锥书”，决不休息。以至于后来他由长期坐着读书，缺乏身体运动，影响了血脉流通，臀部长“核刺”，多年一直流水淋漓，给他带来很大痛苦。

1882年5月，康有为第一次来到北京应试（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次应试和以后的各次应试，均是在康有为长辈们的强迫下参加的）。此行尽管没有及第，但却使他增长了许多见识。他游历了祖国南方的一些大城市，尤其是上海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道经上海之繁盛，益知西人治术之有本。舟车行路，大购西书以归讲求焉。自是大讲西学，始尽释故见”（年谱）。据说当时康有为从上海江南制造总局一下购走西学译著达3000余册，为当时该局售书总额的四分之一强。回到家后，康有为更加发奋攻读西方书籍。凡西方的声、光、化、电等自然科学，以及各国史志，诸人游记，耶稣教义等无所不读，“新识深思，妙悟精理，说读仰思，日新大进”（年谱）。当时康有为就是这样饥不择食地去吸取西方文化，以期能从西方找到救国富民的良药。这恰如毛泽东曾经指出的那样：“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论人民民主专政》）

经过长期痛苦的求索，尤其是大量接触了西方文化和目睹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繁盛以后，他与其他先进的中国人样，认识到这样的道理：“要救中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同时，康有为又从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中找到了战斗的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