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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反腐不妨学学雍正

(2010-06-27 15:5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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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反腐

雍正

特务

密折

杂谈

分类: 丫丫乱语

 

雍正绝对是个独裁皇帝,但并不昏庸,且算得一个明君。在专制体制下,独裁害处很多,但一个明君独裁却未尝不是件好事。雍正就是用一种极端独裁的方式大刀阔斧地惩治了腐败,在他当政那段时期,贪污几乎灭绝,官场上下人人如履薄冰,清廉保身,成为历史上一大怪状之一。

雍正知道,要真正实现独裁,权力便要完全集中在自己一人之手。雍正是个极其自信的人,自信得可以把天下权力完全握在手中,把天下人也完全握在手中。

雍正的杀手锏是密折制度。所谓密折,就是皇帝与臣僚之间的私人秘密通讯,由一种专用的特制皮匣传递。皮匣的钥匙备有两份,一把交给奏折人,一把由皇帝亲自掌握,任何人都不得开启,也不敢开启,具有高度的私密性。密折制度的建立,使得皇帝直接与下臣对话,不但所有下情均可上达,且具有保密性。

密折政治比特务政治无疑要高明许多。特务是明代政治的一大手腕。明代的特务机关就是令臣民谈之色变的东厂、西厂和锦衣卫组成的“厂卫”。这种特务政治是为了加强皇权而建立,但这种政治却不得人心,甚至还留下祸患。本来皇帝设立特务的目的是因为信不过下面的官员,可是特务就可靠吗?当然一样不可靠。结果,官员因失去信任而心怀怨恨,特务则因权势过重而胡作非为,明王朝的江山大抵因此而葬送的。

密折政治虽然也含有不放心手下官员的意思在内,却表现为对官员的高度信任。只有皇上信得过的人,才给予密奏权。雍正一朝,有密奏权的人尽管大大超过康熙一朝(大约十倍),副省级以上官员都可专折密奏,但仍然是一种特权。有了这条“直通热线”,有什么说什么,想告谁就告谁,顶头上司管不了,还不怕泄密。于是乎人人积极踊跃奏写密折,心甘情愿地充当皇帝的耳目。

而皇帝呢?既省下一笔供养特务的开支,又大得人心,还能防止特权的滥用。因为大小臣僚除了上折言事外并无其他权力,也无特定组织,不会像明代的厂卫一样变成帝国尾大不掉的毒瘤。而皇帝的耳目反倒变得更多、更广,掌握的信息也更全面更可靠。皇帝的耳目遍满全国,无处不在,构成了一张无所不包又极其灵通的情报网络。这些耳目互相监控,又各不知情,只有皇帝一人居高临下,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足不出户而天下事尽知。于是皇帝便成了帝国的神经中枢,成了全国惟一的全知全能者,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元首”——帝国意志所在。

中国是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一统国家,如何治理是个大问题。明清以前历代王朝(秦一统六国建立中央集权专制体制后)的做法,是通过意识形态和伦理道德治国。但这种统治办法太过理想化了,雍正总结历朝历代的经验教训,认为德治或礼治并不可靠,特务政治弊端也甚多,唯一的办法就是实行“人治”,更确切地说是“帝治”,即除了皇帝,其他任何人都不能充当这种统治的“主体”。

雍正成功地成为政治的“主体”后,他便可以给他的帝国动手术了,他动的最大最为震惊世人的一个手术就是“反腐”。

雍正的前任皇帝康熙亲手创造了一个“太平盛世”,也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吏治腐败、税收短缺、国库空虚。雍正接手时,国库储银仅八百万两,而亏空的数字却大得惊人。清王朝外面看强盛无比,内里其实是空空如也。这些亏空不是上司勒索,就是地方自身渔利造成的,而户部的银子,则被那些权贵们用各种理由“借”走了(其实也就是侵吞)。这么多人来挖国家的墙角,国库还想不空吗?

雍正明白,腐败的根本在于制度,制度不改则腐败不绝。不过,首先还是得从清理亏空做起。

康熙去世一个月后,雍正下令户部全面清查亏空钱粮,雷厉风行,大刀阔斧,他信心十足。因为他洞悉下情,这正是密折政治的好处。各级官员有什么鬼心眼、小动作,官场上又有哪些流习和积弊,他都一清二楚。自古以来下级对上级,地方对中央,都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清查亏空牵扯到那么多官员的切身利益,当然更难实施了。不过,“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雍正的对策是:先研究官员们的对策,再出台自己的政策。这一下,贪官污吏全都傻了眼。

雍正因为了解下情,所以他知道靠贪污犯去查自己的贪污,那是永远也查不出来的。他们的上司也同样不可靠。“官官相护”“上下勾结”是官场规则。所以让这些人去清查亏空,那定是竹篮打水一场空。雍正的对策是派出钦差大臣。这些省级或副部级的特派员直属中央,与地方没有任何瓜葛,而且都是为官清正又精明强干的能员。因为这些人直接归皇帝领导,所以不尽心也会尽心。雍正同时还下了一着妙棋,只要查出一个贪官污吏,立即就地免职,从调查团里选择一个同级官员接任。历来的继任官,总是会帮着前任补窟窿,然后自己再留下一在笔亏空让后任去擦屁股。亏空之所以总也补不上,这是一大原因。但这一回,后任是来查账的,当然不会替他打圆场做掩护。这样,这个贪官就再也无处遁逃,只有低头认罪。而且,因为没有后任给他被漏洞,他当然也不愿意为前任背黑锅。于是就连他的前任,前任的前任,如有贪污挪用,也难逃法网。

贪官们还有一个对策,即借钱粮来填补亏空。这也是老办法:上面要来查账时,就从当地富户那里借些钱粮来放在库里。上面的来人一看,分文不少,检查团一走,这些钱粮又还回去。因为是官借,利息既高,又不怕不还,再说富户们也不想得罪地方官,因此这个办法也屡试不爽。可惜这种伎俩也逃不过雍正的法眼。雍正在派出特派员的同时,也给这个地方的老百姓先打招呼:谁也不能借钱粮给官府。要借也可以,这些钱粮既然被说成是官府的,朕就认它是国家所有,你们这些借钱借粮给官府的人,就再也别想把它们收回。这一下,谁也不肯借钱借粮给贪官们了。贪官污吏的又一条对策被雍正事先粉碎。

雍正的另一个重要举措是成立“会考府”。会考府是一个独立的核查审计机关,它的任务是稽查核实中央各部院的钱粮奏销。雍正深知,钱粮奏销,漏洞很大。一是各省向户部上缴税银或报销开支时,户部要收“部费”,也就是现在说的“好处费”、“茶水费”。没有“部费”的,哪怕是正常的开支,亦无手续或计算方面的问题,户部也不准奏销,甚至拒收税款。相反,如果有“部费”,即便是浪费亏空上百万,也一笔勾销。二是各部院动用钱粮,都是自用自销,根本无人监督。雍正自然不能姑息容忍,他知道惟一的方法是改革制度。于是就有了会考府这个中央集权的审计机关。从此,各地方上缴税银或报销开支,各部院动用钱银和报销经费,都要通过会考府会考(稽查核实),谁也做不了手脚。部院长官既无法贪污,地方官员想通过花一点好处费,就把自己上百万的亏空全部赖掉,也成了不可能的事。

靠上司包庇、借钱粮充账、花小费报销,这三条退路都被雍正堵死后,这些贪官污吏们还有一个手腕,就是把贪污说成挪用。这是避重就轻之法。虽同犯王法,但贪污罪重,挪用罪轻。而历朝历代的做法,都是先查贪污、后查挪用,这就给贪官留了空子。雍正于是反其道而行之,先查挪用,后查贪污。而且,在追补赔偿时,先赔挪用部分,后赔贪污部分,一分一厘都不能少。更重要的是,无论贪污还是挪用,每一笔账都要查清楚,不能混淆,这下贪官们最后一条退路也被堵死。

堵死贪官的退路后,雍正便可以真正使出杀手锏了。他的手法有三招:一罢官,二索赔,三抄家。

罢官是针对所谓“留任补亏”来的,这也是历朝历代的老办法,即查出亏空后,勒令该官在限期内补齐。但是,有哪个贪官会从自己身上挖肉下来填补亏空呢?必然是加紧盘剥百姓。正所谓“不取于民,将从何出?”雍正要改革,既要国富,也要民强,不能让贪官污吏分文不损,平民百姓中重负担。因此,他的对策是先罢官后索赔。一个被罢免的官员当然无法再鱼肉百姓了,他们只能自己掏腰包,自己出血。

索赔也不含糊。雍正下令,清查之中,无论涉及到什么人,都决不宽贷。就连自己的十二弟也一样,在追索亏空时,因还不起钱,履郡王只好将家中器物当街变卖。皇上至亲尚且如此,还有哪个官员能够赖账?

雍正还规定,严禁任何人垫付或代赔。过去追赃时,常有下属和百姓代为精偿,而朝廷往往只要能收回银两,也就不管钱从何来。然而雍正不以为然。他说,即便下属州官县官有富裕,也只能用来造福地方,怎么可以替贪官司退赃?至于士民代赔,更是混账。雍正要他的板子必须结结实实地打在贪官污吏的屁股上。所以不但要追赔,还要抄家。亏空官员一经查出,一面严搜衙署,一面行文原籍官员,将其家产查封,家人监控,追索已变卖的财物,杜绝其转移藏匿赃银的可能。赃官们的罪一经核实,就把他的家底抄个干净,连他们的亲戚、子弟的家也不放过。“追到水尽山穷处,毕竟叫他子孙做个穷人,方符联意。”雍正此令一下,全国一片抄家声,雍正也得了个“抄家皇帝”的封号。

这下赃官们只有“死路一条”。可惜,在雍正时代,他们连“死路一条”也没有。雍正的政策是:死了也不放过他!广东道员李滨、福建道员陶范,均因贪污受贿而畏罪自杀。雍正下令,找他们的子弟、家人算账!不能让他们一死就了之。

这就是雍正的反腐决心,看似狠了点,实则也是不得不这样。在那个贪污成风的年代,不下这样大的狠心,就刹不住贪污腐败之风。

事实证明,雍正这一系列政策与对策,确实沉重地打击了贪官污吏,帝国的吏治也为之一清。雍正反腐倡廉仅仅五年,国库储银就由八百万两增至五千万两。更重要的是,社会风气改变了,“雍正一朝无官不清”的说法也许夸张了点,却是对雍正治国的公正评价。

我们不得不佩服雍正皇帝,这个千百年来的中华顽症竟然叫他给治好了,而且治得如此出彩漂亮!让人拍案叫绝!

中国现代官场腐败之风较以前有过之无不及,虽反腐倡廉口号喊了很久,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可惜收效甚微,贪污腐败想必已让当政者十分头痛,在此我建议当政者不妨学一下雍正,在反腐一事上不妨“独裁”一下,将这个毒瘤强行拔掉。当然这需要莫大的魄力与胆识。

 不过也不能一味照搬照抄。既然要反腐,不但要取得成果,更要让这种成果长久地保持下去。雍正的失败正在于他没有将自己这种成果保持下去,他一死去,那些措施立即失效,贪污之风卷土重来,甚至更甚,还出现了历史上一大贪官和坤。雍正反腐政策之所以最后流产的根本原因在于他自身的局限性,他虽然意识到需要改革制度,但是他的改革并不彻底,尤其是积病已久的政治体制并未有根本性的转变,所以并没有在源头上切断腐败的根源。我认为在通过专制独裁手段打击腐败后,应该看到腐败的根源还是在于专制体制,所以如果雍正能够进一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建立民主政治体制,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使权力均衡,施行民主法治的话,定能将此成果很好地保持下去。因为个人的力量毕竟是渺小的,健全的体制方是长治久安的永存之道。雍正的情况是,他将所有的一切都压在了他自己一个人的身上,不但累死自己而且没有长期效应,一旦没有了他,所有的一切也随之流产。所以最后,他辛辛苦苦打下来的“战果”在他死后不久就被他人蹂躏践踏,夭折而亡。

但雍正的独裁手段、密折政治以及一系列反腐措施在今日仍有借鉴之用。愚认为,在专制体制下,腐败积重难返,唯有先靠独裁加以严重的惩处与沉重的打击后,然后再进行彻底的政治体制改革,建立三权分立政策,施行民主法治,这样才能确保腐败不会死灰重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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