苍天无眼，人间有情

——在我妈妈昏迷的日子

    今年的冬天来得似乎格外地早。香山的红叶才刚刚羞怯地露面，纷飞的大雪便迫不及待地覆盖了京城。

    10月21日晚，习惯于10点半入睡的我从睡梦中被宿舍电话铃吵醒，我一看手机，三个未接电话，其时已过11点半。我很烦躁地起身接起了电话，钟急促的声音顿时驱走了我的睡意：“你快打电话回家，你妈妈正在医院抢救，已经开颅了，生命垂危，你爸说恐怕救不了了！”我一惊，我的话便说不上来了，手整个地发抖痉挛。“你爸的手机停机了，你拨另一个号码，也不知道这是你哪个亲戚的。”我拨通了电话，爸接了，同样急促的声音：“你请得到假吗？你妈可能不行了，现在在开颅啊。”爸爸一辈子都是一个不会说话的人，从来不会给我们姐妹打电话。旁边有人说：“赶快回来，不知道还能不能见到最后一面。”（我以为是我家亲戚说的，第二天才知道是妈妈打工的酒楼老板的儿子）我一下整个人全懵了。这一切的一切，是噩梦，还是现实？我想哭，可哭不出来，痛彻心扉的痛，却流不出泪水；我的手痉挛着，整个神经都痉挛着。

   我跑向师姐王芬宿舍，她一开门我便软了下去，我根本没法站立住了。我蹲在地上干哭着告诉她：“我妈妈不行了，我怎么办？怎么办？你帮我查查飞机票，还有没有今晚的？”我的手已经完全痉挛，根本没法自己敲键盘，用电脑，我的思维已经完全混乱，不知道自己要查找什么。王芬帮我查了，只有第二天的飞机票了。她帮我查到电话，查到票次，慢慢地我才镇定下来，才能打电话询问机票，弄了一晚上，机票需要刷信用卡才能出票，而我没有信用卡；钟那边也正忙着买票回我家，根本没法顾及我。凌点多，朋友同学已都入睡关机，王芬帮我找她哥要信用卡，她哥哥怀疑我们是骗他的。我在无助中忽然想到徐南鹏常凌晨还贴诗在博上，只好冒昧拨通了他的电话，难以开口也只能开口了，南鹏毫不犹豫地把他的卡号和密码给了我，但是他很久没用过不记得有效期了，来回打扰了他很多次，最后还是失败了；钟后来没赶上汽车，返回单位租的士，帮我找到他朋友，刷了农业银行的卡，说支付成功了（第二天才知道其实没有支付成功，幸亏是淡季，票依然没卖出去，我到了机场才现场刷卡支付成功）。

   王芬陪我到近两点，后来她去休息了，我一个人整个晚上睁着眼等天亮，眼前全浮现母亲对我点滴的好，泪如泉涌。今年过年，我回家呆了三天，第三天下午由于家里赶车不方便，我和钟住到了城里的宾馆，妈送我们到了宾馆，稍微坐了几分钟便走了。暑假本来我们想去中山看妈妈，妈妈不愿意让我们去，妹妹说是妈妈打工的地方条件太差，所以不愿意我去。我由于忙，平时很少打电话回家，大多是妈打过来给我。

22日，我早上七点便出门去搭机场大巴。在大巴上，我给师兄打了个电话，他一听，马上说我去机场看看你。他打的赶往机场。我到了机场，才知道钟昨晚并没有为我的机票支付成功，因为不支持农业银行的信用卡。我又东跑西跑，后来才刷我的卡支付成功，幸亏机票没有卖出去。师兄赶到了机场，送了600元钱给我：“你可能来不及取钱，路上肯定要用的。”然后他又到处打电话帮我找湖南那边的熟人，看是否有人可以从长沙开车送我回武冈。虽然没有人方便去送，但我已经很感动了。中午12点半我和妹妹、妹夫在长沙黄花机场会合，一起打的赶回武冈。到达武冈已是下午5点多。

   妈妈还在昏迷中，氧气管、输液管、导血管等各种管子挂满了病床，量血压的、测心跳的等各种仪器架满了妈妈的身体，妈妈头部全缠着白色的绷带，紧闭的双眼和无法动弹的右身让我无法相信这就是我的妈妈，那个经常声音洪亮、走路如飞做事干练利落的妈妈。我没有泪水，我已经忘记我会哭泣，过重的悲痛早已榨干了我的泪水。几近崩溃的我，望着在两个世界边缘徘徊的妈妈我只能木偶般沉默。我不相信，这是现实；我无法相信，这是现实。昨晚我是在梦中接到电话的，这一切，一定只是一场噩梦，我一定会醒来，醒来以后一切都是10月21日之前的那样。

  医生把我和钟叫了过去。医生把我妈妈最乐观和最糟糕的情况都告诉了我们。据医生说，最乐观的情况是我妈妈以后还能在别人的帮助下坐轮椅，还能有意识，能听懂别人说什么，但已经不能说话，右边肢体都会瘫痪，生活不能自理了。而最糟糕的情况是各种并发症齐发，花了钱还救不了人，随时都可能没命。我表态说：只要我妈妈以后还有可能感受生命对于她的意义，能感受到我们对她的孝顺，那就要治。

接下来将是漫长的治疗。只有我和钟、妹妹、妹夫以及爸爸来轮班照看妈妈。高中同学王馨的爸爸听说我到了医院便马上赶了过来，他给了一套空房子给我们住。他建议我们要打官司，因为人是在醉春风酒楼倒下去的，谁也不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

   我们咨询了医生，医生说引发脑溢血的原因有高血压、高强度劳动、过于兴奋或紧张、摔跤或滑倒。我妈没有高血压，而后三者原因都与醉春风有关，因此我们决定追究醉春风的责任。

   醉春风老板叫我们晚上吃饭，我本不想去，钟说还是去吧，这个事情肯定是要他们负责的，但我们先不要引起他们的怀疑。吃饭的时候，老板李美群叙述了事情的经过，她说信息部把我妈介绍给她时，她不想要，但我妈坚持要留下；后来试用了10天，老板想辞退我妈，但我妈又坚持要留下，于是又答应再做10天，到第18天晚上，我妈便突然晕倒了。送到医院抢救，医院诊断为脑溢血，出血80毫升。本无救活希望，但我妈却奇迹般地救活了。老板反复强调她是不想要我妈的，是我妈硬要留下来；她还反复强调我妈是1954年6月29日出生的，只做了18天工；她儿子则反复强调我妈可能有高血压，因为他听我爸说我妈以前便有头晕头痛。当时我们并不明白她反复强调这些是什么意思，后来咨询了律师才明白，原来这些因素都是打官司中至关重要的细节。他们强调这些细节，是想否定我们打官司的一切成功可能性。他们在我们回来之前已经把一切法律细节都摸清楚了。他们知道在法律上我们已经抓不到他们任何把柄。

   依照法律，我妈妈超过了55周岁刚好两个月，不在《劳动合同法》的保护范围，因此无法适用《劳动合同法》；而我妈未做满一个月，因此没有签定劳动合同，没有给她买寿保金，老板也没有责任（法律上是一个月以上未签定劳动合同的老板便有责任）。这便是中国不健全的法律，超过55周岁出外工作的老人便不受劳动合同法保护了，而法律中也没有专门的老年人保护法，真是被他们钻了法律的空子。

   23日晚上七点多，老板和她丈夫张立斌过来了。张立斌以前是公安，他一进来便问：“过了48小时了吗？”我和妹妹、妹夫当时在为爸的手机充值，所以没注意听他们说话，钟用他的手机写了短信给我看。充值的事弄完后，我开始跟他们说话，没说几句，王馨来电话了，我出去接电话去了，张立斌跟钟说他去问问医生48小时过了没有。其实，他们早已把一切法律细节摸得很清楚了。如果我妈在48小时内死亡的话，依照法律他们是要负全责的，因此他们很关心48小时的事情，他们上午、下午和晚上都来过。

   24日，老板不再来看望妈妈。晚上我和钟以为去探探他们的口风，也去问问他们的员工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到柜台前问主管，她说她去叫。我们站了一会儿，员工们都说朱姨的女儿来了。有员工说：你妈妈就是在这厨房里做事的。我说她是在哪倒下的，他们说就在这里面，你可以进来看看啊。我就进去了。一群员工在洗菜洗碗什么的，有的在拖地。见我进去，一群人围进来，主管叫一个员工：你告诉她吧，当时是什么情况。那人说了，大致情况跟老板所说差不多，说是当时在聊天，说着说着便说不出话了，但聊天内容与老板所说不一致（而我们在23日下午去成功信息部问负责人候定森时，他说我妈妈是在洗菜时倒下的；26日找员工陆桂梅了解时她也是说是在做事时做着做着就头上冒汗，然后就晕倒了）。老板进来了，把我们叫到客厅。我们提我们的困难，她一口便挡了回来，你回去找你叔叔他们商量啊。我们不再提医药费的事。聊了一阵，老板反复强调他们家有两个公安，谁都不怕；说武冈市委、邵阳市委的领导们他们都很熟，言外之意是告诫我们不要找他们麻烦，他们后台很硬。我不做声，她假装亲热地挽着我的手送我们到路口。

   25日，我们又去找候定森，他已经改口了，说我妈不知道是在洗菜还是洗碗还是聊天时晕倒的。一切，都已经不知道谁说的是真的。候老板很明显自己造了一张退还我妈妈介绍费的条子，因为我所找到的收据与他的收据不一致，而他自己说这是两联，是同时开的，我妈拿了两联，后来介绍费退给我妈后他就收回了一联，但我所找到的我妈的收据上有我妈的签字，候老板所谓的收回去的收据上则没有我妈的签字，而且日期的字迹上显然有区别。可见，候老板是要推脱责任，他害怕承担责任，便说退了我妈妈的钱，与我妈妈的事情毫无干系。我们走时，候老板说：人家家里很有背景的，你们想干什么。我不做声，心里很鄙视这种趋炎附势的势利小人。接着，我们去了醉春风，钟问到张立斌问过他48小时的事情时，李美群便跳了起来，张立斌也矢口否认，他说他虽然是公安，但对劳动合同法什么的一概不知。李美群一直在跳，她的员工们则为她帮腔骂我们，钟说：“这个社会谁怕谁啊！”张立斌提出来要由政府出面来解决这个问题，我说好，就要你这句话。他儿媳说这是个无底洞，不能由政府出面解决，这是你们私人之间的事情，要由你们私人解决。

   26日，他们依然没有来医院。从此我们卷入了近半个月司法调解的纠缠之中。

   这期间，汤松波、蒋剑平（湖南日报驻邵阳站站长）、杨博理（武冈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杨宽生（武冈市副市长）及朋友徐南鹏给予了极大的帮助与关心，我反复找他们，给他们添了很多麻烦。我作为一个弱势群体和读书人，无力支付医院每天两千多元的医药费，他们伸出援助之手，反复找人调解。邓建雄（武冈市劳动局局长）则开导了我很多，让我在困境中学会乐观地去处理问题和重新鼓起勇气去战胜困难；杨建（武冈市劳动仲裁处股长）以及头堂乡司法所所长、信访局周局长和毛副局长于11月3日晚九点加班至11点半进行调解；郭光文（邵阳市市长）、周庆荣、刘虔（原《人民日报》编辑，武冈人）、熊烨、黄晓玲、同学王馨的爸爸都给予了我不少关心与帮助。另外，此事也麻烦到了申建伟（武冈市市长）、毛副市长以及桂林的一些律师，在此表示感谢。

   邓建雄（武冈市劳动局局长）在接待我们时，请我们吃中饭，表示他非常想帮我们。他说：武冈出一个女博士不容易，四百多天之后你就能飞翔了，我们作为家乡人，不能束住你的翅膀，而是要为你的飞翔搭一把力。而目前，在你们起步阶段，这样大的一件难事摆在你们面前，你们作为学生，确实没有能力支付这么高额的医药费，那么我很愿意帮你们去向醉春风酒楼调解，要他们出点钱，毕竟人是在他们那里倒下去的。作为张立斌和李美群以前的上司，他和杨建股长去了醉春风不下四次。2号晚上他觉得可能没什么希望了，我于是买了4号回北京的票。3号中午他发来短信说事情有些转机，李美群自己跑到他办公室去找他说愿意出6000元钱，邓局长把我们又叫过去，问我们的意思，我们说两万。他说他们再去找找醉春风。晚上8点多，邓局长说醉春风只愿出7000元。邓局长说可能最多他们只会出8000元。由于我已经买好回北京的票，所以时间上没法耗下去了，我们选择了妥协。经过半个月的斗争，我已经心力憔悴，精疲力竭，不想再斗争下去了，李美群很强硬，他们后台又硬，我们只是一些外乡人，办事的人考虑以后还会跟他们打交道，一般都不敢惹他们，所以我们再怎么努力，都治不了他们。而且从目前来看，我们没有掌握任何有利的法律证据。所以我们同意了结此事，不想再因为此事与醉春风纠缠下去。

  “醉春风”钻了一个法律的空子，我妈和我则被中国不健全的法律害得很惨。我爸爸是个不管事的老实人，整个家庭的重担全落在我头上，而我目前没有任何经济收入，真是哭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

   还好，有那么多朋友在关心与帮助我。在我与武冈那股最强的地方势力纠缠时，汤松波、蒋剑平、杨博理、杨宽生及徐南鹏、杨志学、周庆荣、刘虔、熊烨、刘春、黄芳、安琪、阿毛、王芬、陈利辉等都一直非常关注事情的进展情况，伸手给予了不少帮助。感谢这些朋友在我如履薄冰、万念俱灰之时给予我信心！

   今天，11月5日，我回到了北京，一切恍如隔世。妈妈依然躺在医院，偶尔有点意识。我惟有化悲痛为力量，完成我的学业，我才有能力去支撑那个风雨飘零、支离破碎的家。

                          2009年11月5夜凌晨草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