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一篇我的旧文]

晚上翻阅新到的杂志，《世界博览》中国卷第10期，开篇就是安徽蚌埠籍作家丁纯的随笔《那么王安忆的蚌埠》，这篇文章在我的眼里，因有了“蚌埠”二字而变得亲切无比。以前我读王安忆的小说《隐居的时代》后，也曾写过一篇小文《隐居时代的蚌埠医生》，回头想想已近十年的光景了。这些年，蚌埠这座小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和我们所有文章中的人和事开始有了距离。但蚌埠毕竟还是蚌埠！              

“隐居时代”的蚌埠医生

 某夜失眠，便顺手抓起一本杂志来翻。《收获》。几年前的。首篇就是王安忆的《隐居的时代》。本想作催眠，却越发不能释卷，亦不能释怀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她写的是与蚌埠有关的人和事，虽然只是小说，也颇让人激动一番。

 蚌埠，这个淮河边美丽的小城，出现在小说里的机会并不多。王安忆在《隐居的时代》中，用一半的篇幅描述了文革时期一个女知青下放五河农村时，与蚌埠的下放医生朝夕相处所发生的一些平平常常的故事。她，一个知青眼里的蚌埠医生，让人感到很熟悉、很亲切，就好像是我认识的身边的医生们。

 我现在工作的这所省直医院，文革后期几乎连锅端地下放，医护人员们被分散下放到安徽各地农村，尤其去号称“540”高地的五河、泗县、灵璧等贫困地区最多。在那样的年代，这是一种类似流放的刑罚，但他们这些医务人员却以一种知识分子的豁达和坚强，坦然地接受并承受了。住茅屋、吃粗粮、担水、劈柴，像土生土长的当地农民一样，在那里生儿育女过日子。多年以后，当他们与我谈起那段“隐居”岁月时，我听到更多的是那里的农民如何善良朴实，那里的生活如何艰苦，以及他们在“隐居”时期的种种奇闻趣事。我以为他们对那段生活理当有更多的牢骚和厌恶，但是没有。深究原由，一位老医生曾这样说过：在那贫困荒僻的地方，缺医少药，农民们是把我们当成救苦救难的菩萨来供的，我们没有理由不尽心尽力。

 当时，我院有个从事行政工作的老同志，因会些气功、针灸和中医，在落户的泗县某地经常客串医生，为乡民治愈些小伤小病，加之其年龄较大，须发皆白，很有些仙风道骨，当时竟被传为神医，名气大噪。一时间，来医疗队驻地找蚌埠“神医”看病者络绎不绝。有则趣闻说的是当地一患脂肪瘤的村民，跪倒在“神医”的面前，一定要“神医”亲自为他开刀，大家怎么解释都没用。“神医”为难了，再一味地推脱下去，恐怕要引起众怒了。为救神医驾，鼎鼎大名的内科黄主任只好对“神医”面授机宜：开吧，我来当助手，为你保驾。“神医”这才斗胆上阵，因为，实际上是他给黄主任当助手呢!

 那时在乡下，农民们哪有什么分科诊治概念，你是医生，你就什么病都要看，往危急的情况下，你也必须看。当时据说有的内科医生竟成了外科的“名刀”，外科医生也是从头看到脚、从内看到外。跋山涉水、雪夜出诊，这在现在农村都几乎不可能的事，那时，我们的这些蚌埠医生却视若平常。下放的蚌埠医生大多是出身不好成份高的人，当时在城里，他们被歧视、被排斥，精神桎梏的重压可想而知。而在乡下，他们却因祸得福地得到了解脱，善良、淳朴而近乎蒙昧的乡民们把他们奉若神灵，这种高度使一切的苦难如潮水般退居其后，他们从中获得了温暖和精神慰藉，身为医者的崇高责任感油然而生，因此，他们为之的付出和奉献，心甘情愿，没有半点的虚伪。

 刚回城的那些年，这些蚌埠医生更是和乡民们成了亲戚，常来常往，很多口碑甚好的医生都有自己相对固定的患者群。一来二去的，那时在我们的职工宿舍大院里，就常见有些乡民们熟门熟路地径直去家中找某某医生，或在院内的树荫下、单元门口焦急地等候。时间长了，哪个县、哪个乡来的是找哪个医生的，我们大多能够对上号。

 “隐居时代”的蚌埠医生是可敬可亲的，当然，那是个令人叹息的时代。庆幸的是，那个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现在医患之间多的是一种平等，这是社会的进步。

                                      写于1998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