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十余年的记者，我的一个最深的感受就是，很难也很累。
    我始终认为，作为记者，心中要有正义，也不能没有善良，更不能没有责任。正义、良知和责任，是我一贯所坚持的。
    1992早8月12日，哈尔滨市道外区发生了7岁男孩毕强被继母虐待致死的案件。这不仅是一个法律案件，更是一个涉及家庭暴力的社会问题，如何把法制宣传到家庭，是迫切需要引起社会重视的问题。我先后采访了百余人次、近10个单位，从社会、家庭、婚姻、伦理、心理、法律等角度写了9篇共计7万余字的追踪报道。稿件在《中国妇女报》、《羊城晚报》等全国多家媒体发表后，收到来信几百封。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康泠为看到这组报道，亲自著文并发表在《中国妇女报》上；新疆乌鲁木齐市西郊头屯河农场中学初二学生马燕在信中说：“当老师在课堂上读您这篇文章时，我们全班同学都哭成了泪人，老师到最后怎么也读不下去了，双手捂着脸转过身去失声痛哭!”也有不少做继母的读者良心发现后来信说“以前对孩子不好也打孩子，但看了你的报道，觉得很对不起孩子……”
    1993年5月，我从哈尔滨到北京出差，旅途中目睹了多年被铁道部评为红旗列车的18次特快列车列车员高价倒卖卧铺票的事情。我将情况反映给列车长，没想到列车长根本没有当成一回事。难道表率就是如此之行为？这种丑恶现象既然能够存在，则必有其土壤。第二天，我写了一篇批评稿件。5月23日，《东方晨报》以大字号标题在头版头条刊发了此文；5月25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新闻联播”节目也播发了此文，立刻引起了党中央、国务院的重视，铁道部为此也下发了第47号《紧急通知》，要求各地坚决刹住以票谋私等不正之风；哈尔滨铁路局成立调查小组。不久，铁道部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开展了反不正之风的活动，哈尔滨铁路局也开始实行挂牌服务……
    一篇报道，起到了这么大的社会作用，是我始料未及的。但同时我也收到了十几个威胁电话；被批评的那位列车长找了几个五大三粗的人，把我骗到一个宾馆，向我索要采访录音和照片，我严词拒绝了。当时，因为我那位在场的朋友是军代表，而且年龄大、资格老，我才没安然无恙。
    1994年3月中旬，哈尔滨市太平区有一对不幸的包氏姐妹，相继患上了相同的罕见怪病“肌肉萎缩性侧锁硬化症”，此病能从局部体位肌肉萎缩扩展到全身，最后窒息死亡。但更让人的心灵感到震撼的是，两姐妹的丈夫却因此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淋漓尽致地显示出了人性的高尚与卑劣：一个丈夫发誓砸锅卖铁也要治好妻子的病；另一个丈夫却退避三舍冷淡妻子，还藏起儿子不让母子相见，且以离婚相逼。
    当时，我的胳膊被摔伤、岳父在医院病危、儿子因病住院，但还是含泪采访了这个不幸的家庭。向报社寄《同胞姐妹不同命运》这篇文章时，我附了一封短信：“不要分文稿费，只为发这篇文章，不为别的，只为让那些富有同情心的人伸出援助之手，帮助可怜的包氏姐妹。”4月26日，《法制日报》以整版的篇幅刊发了这篇文章，《中国青年报》等全国的报刊纷纷刊发此文，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看到报道后也做了报道。全国各地的读者纷纷向姐妹俩奉献爱心……虽然最终没有留住包氏姐妹的性命，但我已尽到自己的全力，觉得问心无愧了。
    1995年年初，一位优秀的厂长带领职工为国家上缴利税上千万，却因顶撞上司而被免职，引起全厂职工强烈愤慨。中央级新闻单位驻当地记者站的记者纷纷为这位厂长打抱不平，却又因为谁都明白的原因，稿件没有见报。这位厂长走投无路时，我极其隐蔽地冒着生命危险采访，在《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羊城晚报》等新闻媒体刊发追踪报道（被海内外多家媒体转载）；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节目组的记者根据我的文章也进行了数日采访，连续5天在中央电视台播发专题报道。我的文章在当时北京召开的“两会”期间，成为黑龙江省代表议论的中心话题之一。中央及省、市有关领导分别做了重要批示，并将我的文章随文件下发，在全省开展了为期半年的经济环境大讨论。
    后来我才知道，当时组织中央级新闻媒体记者采访这件事的一位老板，一天夜里被人在背后打了一枪，幸好伤得不是太重……
    黑龙江省宾县电业局向企业收取线损和变损时，不按照国家规定的计算方式收取，企业为此怨声载道。1996年3月，我接到举报，经数日多方调查，于4月14日在《法制日报》刊发了报道《电老虎两年吞吃120万》，立即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宾县电业局在文章见报后第三天写文件向中央、省、市及《法制日报》社“投诉”称“报道完全失实”；国家电力部派农电司一位副司长前往黑龙江听取汇报时，省电力局有关领导称我“给电业局乱扣政治帽子”、“阻碍当地经济的发展”；哈尔滨市有关部门前往宾县调查，得出的却是与宾县电业局如同一辙的结论；《中国电力报》在第一版用整版的篇幅对我写的报道进行反驳；企业将宾县电业局告上法庭，但由于市委某个领导，此案没予立案。因为这篇文章和另外两篇报道，得罪了市委一位主要领导，我为此也招来长达15月的不白之冤……
    哈尔滨市呼兰县呼兰镇原野村领导班子换了一茬又一茬，10年改革非但没有走上致富路，反而留下一笔谁也算不清的糊涂帐，百姓怨声载道；该镇永兴村领导班子一茬也没换，却带领农民走上富裕路，成为名符其实的“上千万元村”。笔者通过对该镇两个农村基层组织的调查，写出长篇报道《同是一方水土相差如此之大》在《经济日报》整版刊发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农村广播》将此文播发全文播发，原国务委员陈俊生十分重视并作了批示，原省委书记岳岐峰也两次作出批示。哈尔滨市委派出联合调查组赴该镇调查，向省委写出《调查报告》，全市农村为此开展了“帮后进、争先进、奔小康”活动。
    一位年仅24岁充满活力的青年赵鑫，因为一点小病住进齐齐哈尔铁路医院。因其父母没给主刀大夫“红包”，大夫不为其做手术，住院半个多月后的赵鑫为此命丧黄泉。笔者写出《“红包”葬送一条生命》，在《华西都市报》、《民主与法制》等报刊发表后，引起反响。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记者与笔者联系后赴齐齐哈尔市采访并将该医院和那位主刀大夫曝光。这起医疗纠纷虽已得到处理，但此文所暴露出的“白色腐败”问题却让人深思。
新加坡著名女作家尤今女士在为我个人的题词中写道：一笔走天下，正义凝笔锋；一位著名的演员则为我写道：正义之笔走遍天下，成为老百姓的知心人。
    到《华夏时报》以后，我又写了一些诸如沈阳一位因揭露慕绥新、马向东等贪官而身陷囹圄的老干部周伟和打了17年官司法院却不予立案的农民刘长山等揭露腐败、反映百姓疾苦的文章并被多家报刊转载，在社会各界引起强烈反响，于是到报社找我反映问题的全国各地的读者有时一天多达十几人，但并不是所有的问题我都要去管，于是也就有了不理解者。前不久，一位河南的读者来到本报，点名让我“为她伸张正义”，并说“只有你才能为我家伸张正义”。她反映的是她的孩子在某医院的一场医疗事故的问题。我向她解释说：“报社不是政府也不是法院，记者不是政府官员也不是法官；不是群众反映所有的的问题，报社都能派记者去采访、都能见报。”结果我出去办事时，她对我部门一位记者说：“这是什么关注民生疾苦的报纸？这是什么正义的记者？都是瞎扯！”我当然理解这位读者的心情，我也为自己的无能为力感到难受，但我也是人，何尝不希望对我多些理解呢？我自己最清楚，能在家中陪妻子的时间实在太少了，少得让我只能暗自流泪——妻子一个人在家孤独寂寞，只能和邻居家的上小学的孩子交朋友，在家中院子里孩子们一起玩耍……
    我发表了200多万字的文章，但在每一篇文章的背后，都会发生一些文章所不能表现出来的然而又都是真实的故事，于是我也就有了这样一句话：一把辛酸泪，满纸真实言！
    我的泪水是为谁而流、文章又是为谁而写呢？
    也正如几十年来一直为百姓仗义执言的新华社高级记者戴煌老人对我讲的那样——我们不是不能做“包公”，而是敢不敢做的问题；我们不是没有“权力”反腐败，而是有没有勇气和腐败现象作斗争的问题。
    曾为我身陷囹圄写过一篇杂文《笔墨官司》的邵燕祥先生给我寄其杂文集《也无风雨也无晴》一书时，在这本书的扉页上写道：“学友先生：169页拙文涉及到您。接您重庆电话后，直到日前阅华夏时报读尊文，知锋芒犹存，祝身笔两健。”就是到现在，和戴煌先生一样，邵燕祥先生还在关注着我的文章，还有那么多喜欢看我文章的的读者，想想前辈的白发，想想有些人那种渴望的目光，虽然我已切身体会到做记者很难也很累，但是我又有什么理由不去奋笔疾书呢？！

2001年11月5日7时15分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