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毕强之死追踪报道之九:正义,使我拿起了思考的笔……(2006-10-22 23:21:11)
在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社会生活中所发生的那一幕幕本不应发生的悲剧,热血与良心--在我们心底留下了不尽的震荡。
早在1983年3月8日傍晚,见义勇为、维护社会冶安、富有正义和良知的广东人民广播电台记者安珂被害.当他在广州长堤大道闹市一家粥粉店前的衔中央,赤手空拳的身单力薄地与三名持刀歹徒奋勇搏斗时,成百上千的围观者竟没有一人上前呐喊相助;被他保护的一是共产党员、一是保卫干部的同志和同学.此刻也隐没在围观的人群之中;他们都眼睁睁地看着安珂身中11刀之后倒在血泊中,也眼睁睁望着凶手们手持血刃扬长而去,竟无一人火速报案。
不久,令人伤痛的一幕又在扼守水陆咽喉的重镇武汉重演。在餐馆吃饭的共产党员杨威,目睹一伙歹徒扒窃其他顾客,立即大喝一声上前制止,接着与拔出刀来的歹徒们展开格斗。他边格斗边大声疾呼:“共产党员,革命同志们,快来帮我抓坏蛋!”餐馆里的10多名职工硬是袖手旁观;有的被偷了钱包的人.竟心惊胆战不敢承认自己已被扒窃.致使杨威孤军奋战.受了重伤。
1992年4月1日凌晨发生在274次列车的抢劫案也足以见出众多的人群面对行凶作恶的歹徒贪生怕死、束手无抗的事实。那天凌晨,拟去株洲实习的新疆广播电视学校的男女大学生在9号车厢里赤手空拳地与——伙手持尖刀的盗匪血战时,车厢内包括—些国家干部和现役军人在内的全部乘客,都躲避于车厢的一头,冷眼惊观或者起哄.8号车紧挨9号车这半截的乘客也急逃一空;盗匪们手握血刃向10号车厢隐遁时.原本在车厢口紧挤得难以插脚的旅客们竟乖乖地硬闪出一条通道.让罪犯们顺利通过;而当被害的师生们决定在郑州下车抢救受伤的六名同学时,两头车门却又被推挤得无法通过,逼得他们只好跳窗.连伤及腑脏生命垂危的吴刚同学,也只能被从窗口抬出去。而原本怕沾上血腥逃避匆匆的旅客这时却不顾满座的鲜血,竟发疯般地争抢起座位来!不仅如此,列车工作人员也同样患有死亡恐惧症——9号车的列车员不知去向,应在9号车办公的列车长也不知何往;本要去l0号车厢的一名警察刚走到8号车,听说匪徒们正在10号车,立即扭头逃跑;而占据8号车乘务员室的竟是身穿铁路制服,手持从铁道部门购买来的长期乘车免票证、工作证及出差证明的女烟贩子杜高琼!而唯一例外的是郑州站技术安全监察室主任于德鑫.当走投无路的师生找到他的,他立即向北京、广州打了10多个电话,并表示开出支票为住院医救的同学一解燃眉之急。师生们一连续日奔波于铁路公安部门,可接待者要么无动于衷.要么推诿扯皮.最后,接待师生们上访的新华社河南分社记者张晓华,经过紧张采访与核实,发了内参稿引起了中央和铁道部有关领导重视--4月19日,五名凶犯被全部捕获,而一直受沦落的六名同学和在旅社的10几名师生,才被方方面面的慰问热浪所涌动。
这样的例子太多太多……
针对国人这种“历史悠久”的劣根性,安坷的母亲胡莘华发出悲愤的呼喊:“我们希望这一惨痛的代价,能够唤醒、震动一些麻木了的灵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评论员更进一步评论说:“敢不敢同坏人坏事作斗争,是检验社会风气转变程度的重要尺度之一.”对一切祸国伤民的人和事,凡是胸怀正义的记者,是不能平澜顺之或安之若素的.尽管这可能要付出十分昂贵的代价,但”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福祸趋避之.”
在这种从上到下“因隔祸趋避之”的“大环境”下,哈尔滨在1992年8月12日发生的小毕强被虐待杀害致死一案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人们却视而见听而不闻认为此事与己无关便也就心安理得地生活着,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
我与同事石晓松到哈尔滨市铁路中级法院组稿时,听两位作者谈及小毕强之死一事,我马上想到当今社会离婚率上升,再婚家庭和继父继母现象已十分普通,认为这不仅是一个法律案件,而且更是一个社会重大问题——如何做继母如何树立继母良好形象如何把法制教育宣传到社会最基本细胞的家庭是一个当务之急迫切需要落实和解决的问题!第二天,我便就开始了艰难而又辛苦的采访.
在道外区公安局预审科了解到基本事实以后,我又深入到基层派出所、居民委、街道,找邻居谈基本情况.而笔者来到道外区妇联采访时,她们竟对此事一无所知——我感到十分遗憾!而道外区宣传部的一位女同志按照有关领导的意图却阻止笔者采访,说还没有到报道时机——也许是在不足两个月时间内该地区连续发生两起虐待致死案,他们感到工作失职而脸上无光才不愿意将事情“弄大”吧?!
据有人讲,在道外毕家兄弟势力很大,是出了名的“刀枪炮”.但我以为此事已经发生他们不至于像人们传说的那么残暴吧?我只身来到毕会印的哥哥毕会弟家。在毕会弟向我讲述有关情况时.刚从监狱释放回来的老三毕会德和其母也来到毕会弟家。毕会德长得五大三粗膀大腰圆.他们对笔者说:“我们恨王丽华的同时,也恨毕会印不争气!”因此,毕家也并非完全像人们所说的不近情理,至少他们还有人性--人类所具备的最起码的良知!
光听毕家一面之词也还不行,我又到了第一工具厂找到了王丽华原夫梁玉民。他向笔者讲了不少情节和故事--说明王丽华是个很虚伪很会撒谎的人。面在王丽华所在单位百货大楼鞋帽商场,笔者了解到的王丽华不仅工作不认真而且生活作风还有许多问题,有位职工告诉我:“有位粮店职工曾住她家。”我认为这位粮店女职工(文中的B女士)一定亲眼目睹过王丽华的虐待行径,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三天以后,终于找到了B女士。经过做工作,她打消了怕被报复的心理,讲了许多令人心碎的细节。
打外围采访了一个多月以后,我准备到公安局核对事实,却不想被宣传外的一位负责人挡住了:“此案有关领导指示,拒绝有指示.拒绝采访!”怎么办?不能让劳动付水东流,更何况还有救百万的读者要了解事情真相.并且此文早发表一天.社会生活中就有可能少死一个无辜的小生命就有可能无辜的孩子少受—些虐待!我拨通了市公安局七处二科的电话,直接找到办案人二科科长李长征同志,当允许后,我向他汇报了我一个多月来采访的情况和有关破案线索。也许是感动了他,李长征请示领导后接待了我.几天的接触与台作.李长征和二科其他干警与我成了好朋友。同时.我也被李长征办案一丝不苟严肃认真绝不放过任何—一个可疑线索的工作态度和敬业精神所感染,采访事实真相的劲头更足了!
我三番五次来到郊区王岗镇找到曾收养过毕强的老人吴玲珍妇人。她仁慈善良得一提此事就泪流满面泣不成声。我刚到她家时,是寒冬最冷的一天,天下着纷纷扬扬的大雪.一进屋门,简单自我介绍后.我脱掉鞋子就趴在了她家暖烘烘的——毕强曾经睡过近四个年头的热炕头。吴大娘见我没有架子也很辛苦更是为了正义才如此往返哈市与王岗镇的,便动了恻隐之心,向我讲述了一个又一个酸楚的故事。她哭着讲我哭着记……于是就有了我发表的《他也曾有过幸福童年,但太短暂了……》一文。在采访吴大娘时,被其收养19载的韩丽红更是伤心地流泪不止.我又决定采访韩丽红了。可她怕曝光,怕这一切引发出她更多的过去的伤心往事.第一次,她不谈,我就去第二次。第二次不谈就去第三次,就这她所在的齿轮厂技校.我也已去过两次。她终于受感动了.终于明白了写她是为了教育更多的丧失良知和人性的某些人,便主动和我谈了,谈得那么融洽,那么动人——她哭时像个孩子,思索时又像个大人--来到世上19载,她所经历的人生有太多的感慨!我以第一人称写她的自述《十九载人间情与爱》曾感动了不少读者,为我打字的哈尔滨广播电视报社孙长辉、李阿洁、刘建萍、张伟、孔祥光等几位小姐一边打一边哭:“韩丽红真是个幸运儿.世上还是好人多啊!”她们几乎是全部噙着泪水为我打印这九篇报道的.相信我们的读者也会感谢她们的,因为她们使我的报道尽早地和我们的读者见了面!
一直持续到今年4月份,我的这个系列报道才算终于有了点眉目。在票数十分紧张的情况下,市检察院二处孙长国同志也还是把我带到了审判王丽华的法庭.使我又一次见到了王丽华的真面目。在写《继母王丽华之忏悔》前,也还是孙长国和市公安局二科李长征等同志的协助下,我才完成这个题目的.他们认为,只有从深层次来挖掘其内心和思想.才能有更深刻的教育意义和启迪作用。他们的心中也是装着读者装着那些无辜孩子不再倍受虐待的热心肠啊!
我在百货大楼采访时,几乎所有职工都是噙着泪水向我讲述的.越深入采访,我越发现每一位群众都是那样可亲可敬--我心想,将来,我一定多用我手中这只笔来讴歌我们的人民!
对此类案件的报道,不能停留在案件本身和表象,应拿到社会大环境下来分析此类丑恶现象发生的土壤和条件,治病要治本,要从根本上铲除此类丑恶现象,应当先治理使此类悲剧发生的“大环境”——也即在报道之五《各界人士谈此案,中所说的“心态秩序危机帆”。所以,我写报道之五旨在向决策者和领导者提供一个借鉴,但我们每一个人也应当从自我做起从今天做起与领导决策者齐心协力共同治理这个“大环境”——彻底地从本是健康的肌体上清除那些腐臭的肌肉!
我曾在《文汇报》看到这样一篇文章,讲的是见位儿童有的因为父母打自己而上告到法院;有的父母离异后,父亲给自己的抚养费已不适应当今高消费的生活需要,也诉讼到法院要求父亲增加抚养费;还有的因为父母不为自己买教课书等学习用具诉讼到法院要求父母履行对于女的教育职责和义务……这些孩子均胜诉.这说明,法律己逐渐走进某些家庭,而且有的孩子也已学会了利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所以,对青少年进行法制教育,使他们从小学法知法守法也已迫在眉睫了!作父母的也应从“小毕强之死”一案中汲取教训——让孩子学会利用法律知识来保护自己吧!
近四个月的跟踪采访,虽然耗去了我不少体力和精力,但发表后并能在社会上产生如此强烈的反响和效应,却使我在精神上在心情上显得那么轻松那么愉悦——尽管我个人的能量是有限的,但我相信众人拾柴火焰高,群众团结起来的力量是无穷的!
当此案有了最终结果时,我也将一如既往地及时地向读者朋友作介绍!
(完)
1992年4月于哈尔滨市圣洁书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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