苟载舜先生寄来无题旧体诗一组，共100首，总题为《用心品味》。据他说，这是他在最近半年左右时间里完成的“作业”。不过，这“作业”不是老师布置的，而是他自己命题，自己完成的。他说他希望把这些“作业”印出来，送给朋友们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

    承蒙苟先生不弃，他非常谦虚地希望我帮助他“修改”作品，而且希望我写一点读后感。谈“修改”，当然不敢，我虽学诗，但对旧体诗知之甚少，无力为之；而且诗是诗人情感的流露，“修改”作品，实际上就是“修改”诗人的内心体验，我更无那种通天本事。不过我又不能拒绝。他是我的老乡，真正的老乡。俗话说：“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故乡人。”“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中国人历来比较看重乡情。对于个人，乡情是理不清的故乡情结，尤其是在远走他乡之时，那种自小就扎入生命之中的文化之根，那种对故土的浓郁的依恋之情，时刻都会伴随着我们，给人以温暖和力量；而同在异乡的同乡人，由于相近的人生底色，尤其是在面对异地文化的差异的时候，更是把乡情看得很重，于是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同乡会；即使在旅途上或者随便某一个地方，偶然遇到一个家乡人，人们往往也会显出惊喜之色，话题很快会转向家乡的风土人情，甚至在为难之际相互扶持。家乡是人的生命之源，是人生起步的地方，即使故乡偏僻，即使故乡贫穷，即使故乡给人留下过创痕，只要一离开那个地方，人们总是会淡化怨恨，滋长忆念，也有一句俗语是这样说的：“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

    苟先生和我都是地地道道的巴中人，只是他比我早来重庆多年，凭着他勤奋踏实的个人品质和正直真诚的待人之道，苦心经营，事业有成。即使在退休之后，他仍然不改奋进之心，与人创办实业，造福人间，尽显乡人乐于进取的本色。我早就从重庆巴中校友会编印的一份校友通讯录上知道了苟先生，曾经将一册小书寄他批评，也因此而与他通信多次。在世纪末的一次老乡聚会上，我见到了苟先生，他与我谈到了诗歌，那投入之状、激动之情，令人动容。他甚至随口就背出一些旧作，都是用乡俗俚语写成，有似现在社会上非常流行的民间歌谣，锋芒毕现，表达了自己的人生感悟。在座的老乡都异常高兴，为老乡中的诗人，也为那痛快淋漓的歌唱。

    苟先生主要写旧体诗，而这恰好是我的短项。为学为诗者一点都不学旧诗，当然是假话，但对于我，即使偶尔有所涉猎，也只是皮毛工夫，从来不敢在人前奢谈。中国的传统诗词源远流长，非专攻者难以领会其要津。对于苟先生的《用心品味》，我真不知从何处谈论最好。读完作品，我突然想到题目中的“心”字，以及与“心”有关的“情”字，对于诗歌，这两个字具有特殊内涵和作用。于是我下了一次“死”工夫，用了一次“心”，对100首诗中涉及到的“心”“情”二字做了机械统计：其中“心”字出现40次，“情”字出现25次。也就是说，这两个字在苟先生诗中出现的频率很高，这可能是因为诗人情思浓郁，而且希望直接表达出浓郁的情思。换句话说，苟先生的诗与“心”、“情”的关系非常密切。或者说，心之所至，情之所依，是苟先生诗歌的主要特点之一。无“心”无“情”不能为诗，这可以说是诗歌界、诗学界的共识。苟先生肯定领会到了这一点。

    苟先生的诗，或写生命之乐，或写人生之苦，或写亲情友谊，或写奋斗艰辛，或写世态炎凉，或写人间万象，或落笔春花秋月，或打量夏暖冬凉，或言经验，或谈教训，或发愤，或歌乐，也许有不合平仄对仗之工，也许有不符语言选择之雅，但都无处不用心，无处非关情。他对诗的选择与投入，发乎其心，入乎其情，“方格逐个被吞下，再磨个个可融洽？停顿一字须万断，妻叼不知电有价。”语言虽然俚俗，对仗不够工整，韵式也很随意，但作者对于诗歌的执著却可以略见一斑。在很多时候，作者都希望通过自己对于人生、现实的思考，总结自己的人生得失，为人们提供一些哲理启示。“雨露伴日甜，沃土缠禾眠；生长无禁区，甘心进诚言。花艳有谢时，绿色常笑颜；日月默相随，春在人心间。”（《用心品味》第82首）“杨柳松柏日月栽，从古勤奋是福胎；苦尽甘来又春雨，众赏独枝寒梅开。”（《用心品味》第89首）读着这样的诗篇，我仿佛体会到一个饱经风霜的老人不老的心情，也感受到他充溢的生命活力。这就是苟载舜，我的老乡，一个满怀追求，达观开朗，把诗心爱心正直心集于一身的人。

    读着《用心品味》，我对诗歌有了更多的信心。这些年，由于外在生存环境和诗歌自身的一些原因，曾为中国国粹的诗歌不是很景气，许多人因此而对诗歌失去了信心。我也想过这方面的问题，诗歌不是一项外在的事业，而是发自内心，任何人为的外在行为都难以将其强行塞进人的心里。诚如艾青在1942年所写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一文中所写过的：“文艺的确是没有什么看得见的用处的。它不能当板凳坐，当床睡，当灯点，当脸盆洗脸……它不能当饭吃，当衣服穿，当药医病，当六○六治梅毒。”“但是人类还会思索，还有感觉，还知道耻辱和光荣，还能嫉妒和同情，还懂得爱和恨，还常常心里感到空漠因而悲凉，还要在最孤独的时候很深沉地发问：‘活着究竟为什么？’”“这些事，都并不是凳子、床、灯、脸盆、饭、药、六○六这些东西完全可以解决的。因为这些事，同样会发生在没有物质忧虑的人们之间。”“就连最原始的人类，也有他们的心理活动；就连最不开化的民族，也有他们自己的诗歌。”艾青的意思是说，只要有人在，就会有诗歌。我相信，这些话在今天仍然具有意义。

    在过去，由于人们把诗歌看得很高，曹丕就称之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诗人也因此而被世人所尊敬。大多数为诗之人都试图通过诗歌写作来实现自己的价值，他们往往可以获得名利双收的效果，但是，也正因为有名利之诱惑，在众多诗人中，肯定不泛假诗人、伪诗人混迹其间。现在，人们实现自我的方式越来越多，诗歌也许回到了它应有的地位，假诗人、伪诗人也就大可不必为了收获某些在诗歌中收获不到的东西而自找苦吃了。诗人数量因此而减少，当然，如果诗坛上因此而减少的正是那些假诗人、伪诗人，这又何尝不是一件好事。所以，我并不为诗坛的沉寂而苦恼，倒是觉得，诗歌正在一步步走向它本应拥有的地位。而且，诗歌可以分为心上的诗与纸上的诗，后者来自前者，其影响面比前者广大，但前者是后者的来源和归宿，如果更多的人追求的是具有诗意的人生，诗歌的艺术目的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实现。

    如果用艺术价值、艺术成就一类术语来要求苟载舜的“作业”，我们也许很难给它们一个很高的评价。但我更愿意说，他的作品都是真正的“诗”，是心上的诗，是与他的人生体验融合在一起的诗。他也许根本就没有想过要做一个诗人，更没有想过要利用诗歌而留名青史，而是心有所感，情有所寄，才操起了诗笔，而且他又不是专攻诗学之人，这就难免粗俗一些，而我却从粗俗中读到了真实与真诚，这些都是为人与为诗所必不可少的素质。

    这些年写旧体诗的人很多，但我一直有一个没有思考得很清楚的问题：用现代汉语能不能写出很好的旧体诗？我曾经在一些场合谈过我的意见。旧体诗在语词、格式（包括句式、节式、韵式）等方面都有其严格的规范，那是在以文言作为写作媒介逐渐时形成和发展的，文言语言主要是以单音词为主；而现代汉语虽然也还有一些活的单音词，但主要是以双音词、多音词为主，用现代汉语写诗就应该有与它相应的诗歌语词和诗歌格式，如果再完全套用旧体诗格式，有时候就可能显得捉襟见肘，甚至不伦不类。比如，“社会主义”、“无产阶级”、“计算机”这类术语在进入旧体诗的时候要么很牵强，要么进行不规范的缩写，同时增加一大堆比诗行本身还要多得多的注释，从而失去诗歌应有的韵味。所以我个人觉得，在现代文化语境之下，在用现代汉语作为诗歌主要媒介的今天，新诗应该是中国诗歌的主体——当然，新诗虽然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但它的文体规范仍然需要进行多方面深入研究。

    因为读到了苟先生的旧体诗，我在这里又顺便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希望苟先生和一切关心中国诗歌的人们一起帮我找到比较合适的答案。

     我本不会写序，更不懂得为旧体诗集写序，而今下笔，却东拉西扯成了这不短的一篇，不免显得有些罗嗦，甚至根本就没有谈到点子上。但这是因为诗歌，因为乡情，我希望苟先生能够理解，也希望读到这篇东西的其他朋友能够理解。 

                                      2001年3月26日

                              草于西南师范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