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的当代新诗与新中国一同成长进步，诗人心灵与时代共鸣，新诗在曲折中前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十七年”是当代诗歌创作的第一个收获期，新中国成立的喜悦、国家建设的成就、人民生活的平静安详和对祖国建设的热情等等，都成为诗人关注的题材和主题。许多已经成名的诗人焕发出新的创作热情，如艾青、臧克家等，他们拥有丰富的创作经历，熟悉诗歌艺术规律，推出了不少优秀作品；一批在1949年前已经开始创作或者与新中国一同成长起来的年轻诗人更是热情高涨，如闻捷、贺敬之、郭小川、李瑛等等。《天山牧歌》、《致青年公民》、《甘蔗林——青纱帐》、《青纱帐——甘蔗林》、《祝酒歌》、《回延安》、《放声歌唱》、《桂林山水歌》、《雷锋之歌》、《西去列车的窗口》等等因为独有的特点和对时代情绪的抒写而成为当代新诗的经典。这些诗人的创作尊重自己的艺术感受，注重诗的音乐性，在诗的文体建设方面做出了成绩，于文体的限制之中抒写诗人对祖国和人民的爱。一些诗人还根据时代特征引进或创造了一些新的诗歌样式，如“楼梯式”、“民歌体”等等，为丰富新诗的艺术表现做出了贡献。

    十年“文革”使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遭到巨大损失，新诗艺术探索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障碍。诗人失去了艺术创造的基本环境，不敢说真话、抒真情，公开发表的作品大多具有公式化、概念化的特点，人性的价值在诗歌中没有受到关注。一些诗人以隐蔽的方式抒写自己对于人生、时代的真实感受，而是成了后来新诗复苏的潜在动力。

    新时期以来，随着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诗艺探索精神得到释放，诗歌界呼应时代，大胆创新，积极介绍西方优秀诗歌，延续我国40年代及其之前的诗歌经验，新诗领域出现了抗战以来的第二次创作高峰。说真话、抒真情的优秀传统得以回归，形成了“三代”同堂的诗坛景观，也出现了一批可以称为经典的诗歌作品。以艾青、牛汉、曾卓、蔡其矫、流沙河等为代表的“归来者”诗人焕发出新的创作活力；以舒婷、杨炼等为代表的“朦胧诗”诗人经历过“文革”的灾难，在新的时代语境下以特有的艺术方式抒写对于人生与艺术的理想，他们充满矛盾、反思而不乏理想光辉的诗歌成为新时期诗歌的代表；以杨牧、叶延滨、傅天琳、熊召政、周涛、章得益等为代表的“新来者”诗人是一个更大的群体，他们以艺术的方式重新诠释诗与社会、诗与人生等问题。对人的关注是新时期诗歌在观照对象上的基本选择，诗人的主体意识得到了应有的尊重；多元是这个时期诗歌的基本面貌，多种艺术观念、艺术手段在诗歌探索中得到了实验。诗歌的艺术特征也得到了尊重，诗的音乐性在不一定整齐的诗行中强化了诗的艺术魅力，多种艺术手段的使用使含蓄蕴藉的诗美张力得到了彰显。

    大致从1986年开始，新诗艺术探索进入了后新时期。由于外在环境的宽松，诗人可以在非常自由的环境中进行探索，各种新的观念、手法被广泛应用，以网络为主的新的传播方式等逐步被接受和使用，出现了许多才气十足、大胆创新的诗人，可谓群星璀璨。相比于上个时期，这个时期的新诗出现了许多新现象，新潮迭起，流派纷呈，但同时也存在标准不一、众说纷纭的茫然状态。消解过度，建构不足，不少诗歌带给读者的不是启发而是迷茫；个人与社会、时代的关系失去了平衡，诗中大量存在的是对琐屑的、个人的生活经历、情感甚至隐私的记录，使诗成为少数人的自娱自乐，难以引起读者的普遍关注，本应具有崇高精神、理想色彩的诗歌最终因为自身原因和文化新品种的大量出现而远离了读者，走向了边缘化；诗的文体面对了严峻挑战，不少作品语言散漫、拖沓、晦涩或者口水化，失去了基本的限制，没有传统新诗所具有那种节奏、韵律，自然也就缺乏读者所渴望的审美快感。值得高兴的是，“5·12”汶川特大地震灾害发生后，目睹水深火热中的受灾同胞以及艰苦卓绝的救灾战役，人们心有戚戚，新诗创作无论专业诗人还是业余写作都出现了难得一见的“井喷”景象，其中优秀之作屡屡可见。尽管这种“井喷”并不是常态，也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新诗创作的现状，但至少让人们认识到当前乃至以后的新诗具有亲近大众的可能，而共同的社会关怀和文化氛围正是新诗亲近大众的必要语境，这种状况将同私人化的、日常化的新诗创作常态相互交织，构成新诗未来发展的一种可能。

    60年的新诗艺术发展，辉煌与探索共生，心灵与时代共鸣，它给我们带来的启示是：优秀的诗篇一般都具有明显的个性，它们是诗人自我体验的收获，同时也是诗人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安置在一个社会时代之中的产物，诗人使自己的情感中融合更多人的体验，因此而产生心灵的共鸣。优秀的诗篇具有唯一性和不可重复性，融合着诗人的体验、才智、思想、创造力；同时也具有哲学性，它所包含的诗美因素一定是具有广泛性、包容性的。当代新诗的健康发展，任重而道远。

                             刊于《人民日报》2009年10月9日第20版《文艺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