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09年8月8日下午

地点：广州市珠江新城

和土地建立双向的联系

　　问：包括您最新出版的《我与父辈》在内，您的写作背景基本是农村社会，但真正阅读的人却多是非农村的人。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阎连科：鲁迅一生都在批判我们的国民性，可是真正看鲁迅作品的人都不是鲁迅想要批评的人，鲁迅想要改造的人，恰恰是不知道鲁迅作品的人。当然我们不能说鲁迅不伟大，但鲁迅和土地是一个单向的联系。我不能和鲁迅相提并论，但很多人，作家也好批评家也好，都认为我阎连科很有成就，是土地上的一棵大树，因为与土地相连才有今天的成就，才能写出那么多好与不好的作品。但包括《日光流年》、《坚硬如水》、《风雅颂》、《丁庄梦》，都和土地紧密相连，但却是一种单向的联系。那我至少要写一本书，让农村人看得懂，喜欢看，让这种联系丰富起来，建立一个双向的联系。

　　问：您以前的写作手法往往是象征的、隐喻的，而《我与父辈》却是白描似的，这种改变是因为写作题材、内容或目的？接下来的写作会不会有所转向？

　　阎连科：《我与父辈》是一篇家族散文，散文写作和小说写作最大的不同，就是小说是虚构的。中国的散文也有虚构，但总体来说，含有大量的纪实的成分，一个人的情感肯定有真实的东西在。小说恰恰相反，它可能完全是想象的，当我们去写小说的时候可以想象，可以虚构，在技术上可以设一个玄机，探索，甚至在语言方面用象征、现代、后现代都可以，面对纪实的时候，这些东西都不恰当，是题材决定了我要怎么写。我放弃我写小说的一切主义，不讲究结构，用最朴素的方式记录最真实的记忆。

　　这是对我以前小说的一个补充。但我接下来的小说创作仍不会有丝毫的妥协，该怎么写就怎么写。

　　问：您写这部散文跟以前的小说感受有什么不一样？

　　阎连科：感受不一样，你写这个东西，说实在话，可能会没有写受患难的那种令人震撼，但是有一点，每一个文字都会令你激动，因为它完整存在于你的记忆中，就像一个画家，他在画一座大山，长城、我们祖国的大地，那是一种情感，但是要画你自己的自画像，画父亲的像，那就有另外一种情感在了，我觉得它的差别就在这里。

　　我是不会靠写作当官的人

　　问：最近十几年，您的每一部作品推出后都会像定时炸弹一样在文坛和读者中引爆，引起很大回响，您觉得为什么您的作品会引起如此大的争议？

　　阎连科：作品充满如此多的争议，是因为关注了现实，关注了历史，和现实有紧密的联系。此外，是因为我对现实持激烈的、批判的态度。有一些作家面对现实的时候态度非常的暧昧，而我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甚至是充满了批判、嘲弄、讥讽，这里面没有高低之分，但是当所有的作家面对现实态度都非常暧昧的时候，你一个人态度非常鲜明，那不是会被突出出来了吗？

　　问：在2004年《受活》出版时，您说过“现实主义像小浪底工程和三峡大坝样横断在文学的黄河与长江之上，割断了激流，淹没了风景”，您绝不与这样的“元凶”苟活一窝，而要寻求“超越主义的现实”。您反对现实主义吗？

　　阎连科：首先，我们传统文学写作上是没有荒诞这条线的，当荒诞突然来的时候读者会不适应。第二是我们的作家去思考我们的现实的时候，作品经常呈现出的现实是非常表面的现实，比如说现实主义，现实是这样你就写成这样，事实上我们的现实是极具荒诞的。不是我的作品荒诞，是生活本身极具荒诞性，现实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师生关系，朋友关系，亲戚关系，其实背后非常多那种不可思议的微妙。

　　我在《文艺报》上、电视上看到什么现实主义长现实主义短，我觉得是极其荒诞的，我觉得那种现实主义简单化，甚至虚伪，是伪现实主义，我是不会去讲那种现实主义的。

　　问：《受活》、《为人民服务》，你好几部书都被禁了，你会不会感受到写作上的压力？会不会对你的写作带来影响？

　　阎连科：会有，即便它已经过去……比如说1994年，那时候身体不好，还天天趴在床上写检讨书，一写就写半年，那时候叫文责自负，你写了书你就要负责任，那时候是在部队。现在的文学状态是，出版是有纪律的，这时候压力就直接转到出版社或杂志社，《为人民服务》这么大一本书，如果在二十年前，三十年前……现在是作者压力小点，出版社压力极大，但它就会造成你个人非常的内疚，你给你的朋友带来了多大的麻烦！另外，它使你在写作的时候就已经顾忌到可能会给朋友带来麻烦，在写的时候已经退回来了很多，妥协了很多。但结果仍然是这样的时候，你的心里就很明白了，你就会觉得为什么不狠下来写呢。我是不会靠写作当官的人，这是很明确的，也不会争主席、副主席这些东西，我也非常希望我的书非常畅销，能挣很多钱，但是写的时候，我不会去强求它卖得了多少，最重要的是你小说的艺术价值有多高。

　　没有焦虑就没有写作动力

　　问：你当年为什么会走上创作这条路？

　　阎连科：我当初走上写作这条路确确实实是在青少年时期，就是为了吃饱肚子，为了离开土地，为了进城，非常明确的，没有别的路可以走嘛。

　　问：开始是因为一种物质上的需要而走上这条路的，后来发展到已经跟它有一种不可分的关系？

　　阎连科：开始写作的最初阶段是为了逃离土地，逃离了土地到了部队就要提干，到了提干，老婆孩子都在城里面了，人的欲望就会膨胀，为什么我不成为作家？既然有人不断约稿，但我想最终必须要老老实实得承认一点，那时候的写作，在很长一段时间处于模仿的阶段。

　　问：你现在已经完成了这种身份的转变，为什么现在还有动力去写作？

　　阎连科：我觉得因为今天的情况，你阎连科好像写过了很多，有点名气，有地位了，就不写作？恰恰是因为有种种原因，与世界如此……我不是说焦虑不安，但就是有焦虑的存在，我就有写作动力的存在，我写的小说很大一部分是表现了我焦虑不安的情绪。有这种焦虑的存在我就会不断写作，要是安逸了，没有焦虑了，可能就没有动力写作了。

　　写作给我带不来任何快乐

　　问：你儿子曾经想当一名作家，你却叫他不要当，为什么？

　　阎连科：说句心里话，我是希望我的孩子能够……我的望子成龙的思想确实没有那么重，我认为有学上就行了，当然上北大清华父母都高兴，但是最重要是保证有学上就行了，能够健康快乐地生活这是最重要的。比如说他能够成为一个九流的作家，我觉得他倒不如不写。

　　大家觉得像阎连科也不错，但我每天都处在这种精神焦虑不安，我当然不想我周围的人也是在这种精神状态下生活，像我儿子80后90后，为什么不可以享受生活，这种想法生活不一定是去伤害别人……其实到了我这个年纪就会发现，阎连科你能成为鲁迅吗？你能成为曹雪芹吗？也就像所有的作家一样，草木一生地过了，在这个过程中，难道你想让你儿子……过得非常平静、非常安逸的人就不好吗？我觉得那样更好。

　　问：就是说如果现在有另一种更平静的、安逸的生活，你更愿意过？

　　阎连科：如果我能够选，我绝对不会去选择文学，甚至我也会像郭敬明、韩寒那样的写作，我觉得那样写作没什么不好的，那种写作可以给我带来不一样的快乐，但我的写作给我带不来任何快乐，我的身体很不好，和某种东西的关系很紧张，比如说，鲁迅的生活快乐吗？也不一定真的快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