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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传统与现代(二)

(2006-10-17 14:29:25)
分类: 激情文章生命写作

  

  事实上现代人价值危机之解决就是在审视鲁迅、尼采、陀氏、卡夫卡、加谬这些大哲从各自不同背景出发,以思考和体验来应付人的疯狂迷乱的具体走向才开始在深层的文化心理领域启动的。当然这些大哲本人就是在试图努力在“一切价值重新估定”的时代确立新的价值根基,不过他们的努力不但受制与时代,而且他们巨大的精神影响也在制造着时代,并影响和建构着现代人的人心秩序。

  从这个视角关注鲁迅,鲁迅的意义就在于他从中国无神论背景下走到了人“本来如此”的超验规定事实中,时代的局限,鲁迅能走到这一步已经是非常难能可贵了,也正是他走到这一步后,精神危机的爆发引来了鲁迅这个鲜明的现代性价值危机的标本。鲁迅的精神标本意义在于他构成了中国人建立超验思维,跨过自然本体的传统文化规定的桥梁。

  鲁迅以其超人的力量完成了祁告和哀吟的使命,不是很明显吗?刘小枫先生认为鲁迅的深刻只在于觉醒后的冷眼是不是很偏激呢?请看笔者信手捻来的哀吟中鲁迅:

  “不知怎地忽有淡淡的哀愁袭击我的心”(《写在,坟后面》

  “我的生命,至少是一部分生命,已经耗费在写这些无聊的东西中,而我获得的,乃是我自己灵魂的荒凉与粗糙。”(《华盖集。题记》)

  “我靠了石栏远眺,听得了自己的心音,四远还仿佛有无量悲哀,苦恼,零落,死灭,都杂入这寂静中,使它变成药酒,加色,加味,加香。”

  “莫非这就是一点世界烦恼吗?我有时想,然而大约又不是的,在不过是淡淡的哀愁,中间还带些愉快。”(《三闲集。怎么写》)

  这写文字中不是很多对生命本身的叹息吗?而且还游离于《野草》之外,如果把视线聚焦在鲁迅的《野草》世界,那种深重的生命虚无感裹挟着灵魂的低泣实在太明显了。

  格非先生在谈自己关于鲁迅的阅读感受时写道:“后来,我读到了他的《野草》,一种全新的感受给了我最初的慰籍。这个在我的印象中热衷于社会生活的思想家和活动家,到了中年被一种不可思议的虚无感缠住了。他甚至对母亲和妻子的存在也表示了某种程度的不耐烦。我当时的感受是,他打算从虚无的矿砂中提取有价值的砖石。《野草》与其说是一个可供阅读的文本,还不如说是作家个人内心冲突的粗略记录。”

  这里,我认同格非先生对《野草》的评价,鲁迅在《野草》中打算提取有价值的钻石,而且这样的打算在我看来实在是太执著太深刻了。到底鲁迅提取了多少有价值的砖石,进入《野草》的具体文本中,都难免使循此方向向鲁迅的《野草》索要价值的学人产生歧异。也许正是基于这一点,中国学界解读《野草》的学人要不是胆量过人,要么就是出于对鲁迅的理解审慎的回避。但是我觉得鲁迅未必就是到了中年才被这种虚无感缠住,他热衷于社会改造背后未必就没有虚无的理由。

  鲁迅的《狂人日记》一直被认为是对中国泛道德主义伦理环境的宣言,礼教吃人成了新文化运动中一计重磅炸弹,我不能不承认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对中国传统道德的讨伐具有无与伦比的洞见力。但是我们不能只停留在这样的认识层面,无论从文体结构还是思想张力角度考虑,《狂人日记》都没有被我们充分认识,尽管鲁迅本人可能与停留在道德批判的读者保持某种程度的趋同,就是说鲁迅写作《狂人日记》的动机可能与读者达成了默契,但是就鲁迅而言,他对中国传统道德环境下礼教吃人的批判实际上隐藏着传统与现代在中国这样的文化环境中更生的出口。

  摩罗先生在其著作《不死的火焰》中介绍关于鲁迅研究中的文字中说:“中国的知识界还没有走到这一步:能够从鲁迅的资源这里引出一条路来让自己走得比鲁迅更远。但是,也有少数学人企图借助别的资源,远距离地打量鲁迅,以便考察我们有没有可能比鲁迅想得更远些。谢泳、朱大可、刘青汉的文字都显示了这种努力。尤其是刘青汉的工作,已经取得了相当的进展。他站在基督教背景上对鲁迅文化特征和精神局限的描述,在我看来是鲁迅研究界的重大成果。他对狂人和耶稣的比较研究,不但阐述了中西文化的差异,而且显示了新一代读书人从无神论者狂人的绝望与焦虑中摆脱出来,走向悲悯与拯救的强烈愿望。”刘青汉先生认为,在中国文化中,直到二十世纪,鲁迅笔下的狂人才突然发现了人的罪恶和历史的罪恶,因此发出了人“原来如此”的喟叹,而基督早在两千年前就直面人“本来如此”的罪恶,从而体恤众生的不幸与软弱。“原来如此”的喟叹不但证明了中国传统文化在对人本身有限性认识的匮乏,而且喟叹的感情因子也说明我们肯定还要长时期的徘徊在狂人清醒后的惊恐中。“原”与“本”两字背后体现在狂人中的巨大心理落差不可能单独落实在狂人这样病态的先觉者中,随着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深层动向,这样心理的落差必定要在现实社会中覆盖。

  近年来基督教文化在知识分子的精神影响日趋明显,一大批文化基督教从各个角度言说爱与悲悯,这种从中西方精神结构的差异入手进行的文化传播事实证明了西学东渐以来并非如以往学界所认识的三个阶段。而是由器具到制度,由制度到文化、由文化再到精神意识四个互相缔结的阶段。而精神结构的差异性才是最最深层的差异。而鲁迅这个独特的精神个体在与现实的对话过程中触摸到如果是整个现代世界的价值危机,那么就有理由说,作为精神意识层面的先觉者的鲁迅,可以放在尼采、萨特、加谬、卡夫卡等现代大哲放在同等的高度,从其感领到的中国文化背景下的现代人精神危机的特质出发,寻找和确立中国人现代社会的生存信念。

  格非先生在将鲁迅与卡夫卡比较的文字中写到:“今天重新阅读《狂人日记》,其结构的原创性与独异性,其表层叙述与深层意蕴之间的巨大张力依然使我们感到震惊,尽管鲁迅写作的最初动机,也许只是借助文学的力量来改造社会,但他以生命体验为基础,以承担绝望与虚无的勇气,以其罕见的想象力和才华所建构的语言世界却大大超越了他原先设定的意义边界。”笔者非常认同格非先生这段论述,但是格非先生的评论有点大而化之,我们不禁要问,鲁迅的独异性到底在那里?

  不妨一起走进鲁迅的小说集《呐喊》的写作理由:

  “我在年轻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但自己也并不以为可惜。所谓回忆者,虽说可以使人欢欣,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丝侣还牵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又有什么意味呢,而我苦于不能忘却,这不能忘却的一部分,到现在便成了《呐喊》的来由。”(《呐喊自序》)

  上面这段文字可以略窥出鲁迅深重的生命意识,精神虽然如丝缕般柔嫩,却一直被寂寞的时光所添满,这些寂寞的时光在鲁迅的生命中扎根绝不是写作呐喊开始的,而是写作呐喊以前就已经根深蒂固了,而且这样的寂寞时光贯穿到鲁迅生命的终点。所以摩罗先生说,“他(鲁迅)从少不更事起就被人类的罪行深深伤害,终其一生都在与人类的罪性艰苦搏斗。”笔者先谈鲁迅深重的生命意识,意在处理鲁迅写作动机与内心体验的矛盾。从表层看,鲁迅的文字更多的关注的是中国当下的现实,可是现实在鲁迅的写作关注现实的文字中竟对自己的写作抱定了这样的写作前景:“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动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吗?”(《呐喊。自序》)

  我个人认为,鲁迅在铁屋中呐喊的矛盾心理并非处于对现实的绝望,而是在现实的刺激下走进生命本身怀疑生命本身的绝望,既然现实中的反抗只能以铁屋为对象,那反抗绝望背后支持鲁迅的终极理由是什么?我这样的追问只能在鲁迅的哲学《野草》中探询,但是鲁迅在申明自己在绝望的现实中提笔的理由时,在《呐喊》中难免不留下一些蛛丝马迹,在自序中他还写道:

  “我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是自此以后的事。我当初是不知其所以然的;后来想,凡有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

  鲁迅的叫喊到底是在什么语境下并无反应呢?如他所言,对铁屋的呐喊忌惮的并非是铁屋那坚如磐石的力量,而是那些梦醒后对现实发出苦楚的人们。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么鲁迅的呐喊就不可以被他自己认定为并无反应。事实上关于铁屋的《呐喊》,虽然说不上一石击起千层浪,但是有多少人因为鲁迅这样的猛士而在铁屋中与现实中的黑暗做着不屈不挠的周旋与斗争呢。他生前的毁誉在其一身都得到了充分的显示,无论“反对”或是“赞和”,鲁迅的《呐喊》始终充满了争议,可见鲁迅所忌惮的叫喊到底不是一般大家所争议的现实层面的批判。

  鲁迅意识到自己的寂寞乃是无人可以应和的孤独,单单是曲高和寡吗?恐怕不然,这可能不是一个曲高和寡的问题,而是一个在本体论事实的重新发现过程中鲁迅特有的存在体验。“叫喊于生人中,生人并无反应。”这种无反应的事实只能在鲁迅灵魂深处的呼吸与社会现实的分离中存在。鲁迅叫喊的不单是社会现实中的满目疮痍,更多的是个体心魂的肮脏混乱。只有将他的叫喊理解到这个层面才可以发现鲁迅叫喊的人生真意,写作《呐喊》时鲁迅为生命本身存在寻找理由的模糊态度证明——铁屋不过是“玩玩”罢了。《呐喊》的集子里太多是对现实的关注,就是说鲁迅的“玩玩”并不像自己认定的那么轻松,但是在《呐喊。自序》中鲁迅那寂寞痛苦的体验意识主流已经不是源自现实的刺激,尽管他所体验的寂寞痛苦是从社会层面开启的。

  最后鲁迅感觉自己“置身在无际的荒原”中,与其说这个《呐喊。自序》是介绍自己《呐喊》的写作理由的,不如说是作者对自己矛盾的写作心理的一个澄清。《呐喊、自序》也可以说是鲁迅对自己灵魂的哀戚与现实的触目的一个分界。这个分界应该是鲁迅自己跨不过去的,这样的分界才是真实鲁迅的一个潜在表达。

  也许鲁迅自己本身都不能调节他自身的矛盾,我个人认为鲁迅在其不可调和的矛盾中,在不断激化自己的矛盾中完成了他作为一个在世界的精神空间中都巍峨屹立的精神巨人的光辉形象的。

  鲁迅经常强调说:我给自己的和给别人的是不一样的。

  难道鲁迅是个伪君子,不敢以真面目示人,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就是因为鲁迅作为一个难见的“真人”,他才在矛盾中表达了真实的自己。他所忌惮的是狂人发现人“原来如此”后动摇了全部传统生存信念后彻底的悲观主义。单单是礼教吃人吗?礼教难道不是人自己制造的?单单是中国人吃人吗?西方文化推动的血腥与屠戮鲁迅会看不到,“原来如此”也许意味着对自己、对人类本身的终极失望。这种失望促使鲁迅把目光投向触摸不到的终极,他在现实中找不到理由,所以,鲁迅说:“假使造物主也可以谴责的话,他把人造的真是太滥,毁的也滥了。”

怎么理解鲁迅对造物主的谴责呢?如果说鲁迅是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这样的论调明显是在无的放失,但是鲁迅最终没有走到天国去,无论是中国的圣儒仙道,鲁迅都一一骂去,没有丝毫的留情与动摇,但是对造物主,鲁迅只能留下无奈的谴责。鲁迅实在是在开辟自己精神出路时,走到终点后才发出这样带着谴责背后深重的生命叹息。如果把造物主撇在一边,鲁迅对造物主的谴责就有对人本身失望的现实精神前提,那就是“人真是太滥了”。

鲁迅在《呐喊》自序中对自己写作前景的矛盾性规定之意义还在于他在内心深处卸载了自己的道德使命。他认为别人写作可能是认真的,而自己不过是给“黑暗捣乱”而已。卸载了道德使命并不是说他所有的写作都真是只是“玩玩”,是给“黑暗捣乱”而已,而是说鲁迅关注的焦点已经不只是社会现实层面的东西了。尽管从表象看,鲁迅对现实的关注热情越来越高,但鲁迅自己内心所关注的,也许已经转移到现代人的人心秩序上来了。他更在乎的是纯粹的心灵问题,发现人生毫无意义,而后用自己和整个世界对话,对人本身的存在继续进行深层追问,这才是对鲁迅内心来说最严肃的问题。至于鲁迅到底追问到什么程度,笔者至今也是糊涂的。但是我可以确信,鲁迅一直在进行这样的努力,依据许寿裳回忆,鲁迅后来为自己写不出《野草》这样的作品而遗憾。可以肯定的说,《野草》集中了鲁迅在意义和价值方面的思考和体验,现在我们以名篇《过客》开始,一起简单领略一下鲁迅在《野草》中的精神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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