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稿

     （请关注安乐死立法的全国人大代表给以完善并提交讨论）

    我因为活动极度受限，所以，采集不到生活中的第一手资料。在这里，我只想就我的切身体会，说说安乐死立法的四个有利。

    第一、对个人有利

    生命宝贵，谁都知道。放弃生命这样的话，是很沉重的，不是轻易说得出口的，除非万不得已。比如像我这样得了比癌症还癌症的病，生不如死，终日都受着身体和精神上极大的双重折磨。在这种双重折磨下，才说得出自杀的话，才会想到安乐死这个方法。目的是，摆脱永无休止的痛苦，长痛不如短痛。

    选择自杀，当然痛苦。上吊，触电，割手腕，绝食，跳楼，吃毒药，等等等等，令人恐惧。但是，我们这样的人，又不得不去作这种艰难而又残酷的选择。

    如果能够立法安乐死，我们就有了较为轻松的选择。如果选择安乐死，就会在只需要简单注射的情况下，平静地不知不觉地离开这个世界，就会大大减轻离世者的痛苦和恐惧，就会充分体现中国传统的善终思想，充分体现人道主义的真正内涵。

    我们的最大悲剧是，连自杀的能力都没有。想死也死不了，只好活着，最后被慢慢地折磨死。长痛太难受了，我们盼望短痛，盼望比较轻松的短痛，盼望安乐死立法，盼望多一个选择的权力。

    第二、对家庭有利

    1、病者的家庭、亲人也都是很痛苦的。因为日夜陪伴着病者，亲眼目睹病者身体和心灵上的双重痛苦，亲人自己身体上和心灵上的痛苦，并不比病者轻。比病者更为痛苦的是，还要忍受病者的伤害。

    因为痛苦难耐，性格脾气变得暴躁，病者常常会伤害到家人。可忍受总是有限度的，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家人忍受的时间长了，脾气性格也会变得暴躁，最终发泄出来，以暴对暴，恶性循环。久而久之，家庭关系就会崩溃，甚至走向不可想象的极端。

    2、绝大多数家庭都会承受不了巨额的治疗费用，最后债台高筑而陷入苦难的深渊，可到头来，又往往是人财两空，最后，留给家人的是，丧失亲人和负债累累的双重痛苦。

    3、王明成的悲剧不应该再度发生，王明成因为实在不忍心看到母亲遭受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痛苦，不惜冒犯法律来帮助母亲夏素文结束生命。本来是病者自己要主动放弃生命，却要由病者的亲人和有关当事人来承担法律责任，这是不公平的。如果国家能够立法安乐死，这种不公平就不会存在了。

    第三、对社会有利

    安乐死立法后，绝症病人多了一个选择。只是多了一个选择而已，社会应当同样尊重不选择安乐死的绝症病人。

    选择安乐死的人，不仅解除了个人的痛苦，解除了家庭、亲人的痛苦跟负担，而且也减轻了社会的负担。举两个不恰当的例子，生养八九个孩子的父母与生养一两个孩子的父母相比，前者的负担肯定要重得多，前者的辛苦肯定要多得多。身背一百斤的人与身背五十斤的人相比，赶起路来，前者的步子总要比后者沉重得多，缓慢得多。

    我们的国家还不那么富裕，拿不出什么钱来为我们服务，我们不怪政府。即使国家富有，又愿意拿钱帮助我们，也是浪费。钱财应该用到更有意义更有价值的地方去，我们不愿成为社会的负担。我们只希望国家早日立法安乐死，给我们一个权力，选择的权力，选择生存还是死亡的权力。

    如果社会真的关心我们，就请立法安乐死，如果国家真的爱护我们，就请立法安乐死。

    我们安乐死了，不会损害国家利益，只会提高我们国家的国际威望，一个高度关注每一个生命个体的国家，应当受到国际社会的尊重。我们安乐死了，不会给社会带来任何麻烦，只会为社会减轻负担，对社会有利。

    第四、对科研有利

    中国人往往把遗体看得很重要，死后留全尸，火化也要全尸火化的观念根深蒂固。这种既不科学又没有意义的价值观念，造成了人体资源的极大浪费。

    一九九七年，邓小平同志逝世后把自己的角膜捐献给了他人，遗体捐献给了国家用于医疗研究。一代伟人带了个好头，但绝大多数普通的中国人还是不愿意捐赠遗体。这是因为人们生活得太平静了，太传统了。

    我们这些比癌症还癌症的患者，还有极度痛苦的癌症患者就不同了，因为我们经受了太多的磨难，已经把一切，包括生命，遗体看得淡了，看得开了。同时又把别人的生命，人类的生命看得重了，看得有意义了。

    我们知道，一个人的生命不只是整体延续这一种形式，还有部分延续的另一种形式。我们的眼角膜，肾脏，骨髓，甚至血液全都可以捐赠，从而达到既帮助了他人，又通过他人延续自己生命的目的。

    所以，我们这个群体在得到国家立法安乐死的关照后，在遗体和器官捐赠方面，一定会有一个很大的推动。这样，不仅有利于国家的科研，有利于后来者的健康，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而且，最大限度地实现了捐赠者即安乐死实施者的人生价值。让我们死得更有意义，死得重于泰山。皆大欢喜，何乐不为，功德无量，何乐不为，功在千秋，又何乐不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