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利·勃兰特，在德国历史上享有盛誉的前西德总理和西柏林市长，在1989年11月10日，也即柏林墙倒塌的次日来到勃兰登堡门，他对柏林墙两边的人们宣布：“本来属于一体的，现在又团圆了”。当时的德国报纸刊出了这样的大字标题：“东柏林人深夜舞过选帝侯大街”，“柏林又成为柏林了”，“德国喜极而泣——我们伸手相握”。 随后，几百万东德居民开着他们的特拉比小汽车奔向西方——他们中的许多人平生还是第一次驶上联邦德国的土地。他们探亲访友、游览城市和风景点，联邦德国甚至给每个前来西德的东德人发放了100马克的“欢迎费”。 

当然，西德人知道，尤其是科尔们知道，区区100马克的“欢迎费”是远远不能让东西德人真正成为一家人的。两德统一后，德国政府拿出大量资金，致力于东部地区的社会与经济建设，每年向东部地区的补贴超过500亿欧元，以消弭东西部差距。根据统一后德国政府的一项“团结协定”，对东部地区的资金扶持要持续到2019年。德国政府的努力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回报。到2001年时，东部地区的劳动生产率已相当于西部的80%，东部地区雇员的平均工资水平已达到西部地区雇员的大约90%，东部地区的消费能力也达到西部的83%。

然而，东西部的差距依然明显。据估计，东部各州至少须到2019年，其生产力才能追上西部生产力最低的石荷州。而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无疑又拉大了两者之间的差距，不仅仅是物质的。

    德国《莱比锡人民报》最近的一次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大约一半的德国东部居民和三分之一左右的西部居民对德国实现完全融合表示怀疑。少数东部和西部居民竟然希望重建柏林墙。造成东西部居民心理隔阂的主要原因是：机会不均等使很多东部居民有“二等公民”的感觉；西部居民则认为，东部地区的发展耗费了大量资金，导致西部居民工资减少，失业率居高不下，整体生活水平比西德时期下降很多，这加深了西部人对东部人的成见。 

好在横亘在老一代东西部人心中的“墙”没有在年轻一代心里延续。生在柏林墙倒塌那一年的德国人，不仅眼中已没有了柏林墙，心中也没有了柏林墙。

在柏林墙倒塌之夜，有大约80个孩子在柏林就呱呱坠地；

在柏林墙倒塌之夜，有880459个孩子在德国呱呱坠地，

对这些孩子而言，生于1989年与生于1990年没有实质上的区别。他们都成长在统一后的德国，不再有对那座横贯德国内部的边界的亲身经历。

1989年10月12日出生于汉堡的吉姆-法比安·冯·达尔阿米相信，他这一代人已经跨越了边界。他难以想象自己如果成长在一个分裂的德国会怎样，他所了解的国家是重新统一后的德国，他这一代人对此肩负责任。

柏林墙倒塌当日出生于东柏林一家医院的雅米拉·艾尔-尤素福可以说是在柏林墙倒塌的轰鸣声中呱呱坠地的。雅米拉说，“对我来说，11月9日是个特别的日子，不单是我的生日。”雅米拉不认为东西部有何区别，“我是在德国长大的。”

1989年6月30日出生于东德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蒂娜·奥尔莱克是通过父母的讲述了解东德的。但对她而言不会再区分东部和西部。在重新统一后的德国，许多机遇都向她这样的年轻人张开了双臂。

    柏林墙远不止是一条有形的分界线。它当初的存在，未必能隔断大墙两侧人们向往统一和团聚的心；它的消失，也未必能融合昔日大墙两侧人们内心存在的心理落差。

据说德国和西方国家准备在柏林墙倒塌20周年之际大肆庆祝。柏林墙倒塌和冷战结束是20世纪最伟大的事件之一，当然值得庆祝。但如果把柏林墙的倒塌定位为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胜利，则未免过于自恋了。柏林墙以及随后苏欧那些社会主义国家的相继垮台，只能说是苏欧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这些国家的失败有着深层的历史和社会原因，但最重要的是没有将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实际很好地结合，结果是脱离了人民群众，违背了人民的根本意志和利益，必然走向失败。人类社会发展模式一直处于探索之中。以德国自身为例，在20世纪就先后经历了封建帝国、魏玛共和国、纳粹帝国直至现在的联邦共和国诸多模式。其间经历的种种失败不仅给德国自身，也给人类造成了空前的劫难。每个国家的发展模式都是不可复制的，即便在西方国家，也存在着以德、法为代表的莱茵模式和以英、美为代表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以及以丹麦等国为代表的北欧模式。任何一种发展模式不仅是不可复制的，而且其在发展过程中仍须不时地调整和修复。所以，世界的和谐不是在发展模式等方面整齐划一，而是要尊重、包容不同发展模式的多元存在。

    走进柏林墙的记忆，是为了早日走出柏林墙的记忆。今日纪念柏林墙的倒塌，何尝不如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