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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相关人士事后对媒体宣称,员工实际有效工作时间仅为三天,“此前有一个月左右的文化培训。而从他三天上班时间的打卡情况来看,也没有加班的记录。”华为为此付出了1万元“安抚费”并留下一句话:“张锐选择了这条路,也给公司造成了负面影响,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
现在谈论张锐事件与华为是否没有关系而下结论可能为时还早,不过我们可以回放近年华为“华为+员工+死亡”的足迹。
2006年5月28日,华为公司年仅25
我最近也在跟著名经济学家、中山大学博士生导师吴能全教授探讨《华为的冬天》这个思想在中国现代企业的应用问题,我意识到,老板过分把压力笼罩到员工(广东话叫工仔)身上其实是奴隶社会赤裸裸的压榨,因为他可以不用多付出一份钱,而员工的任务和压力可以增加数倍。《华为的冬天》第一段提到:“公司所有员工是否考虑过,如果有一天,公司销售额下滑、利润下滑甚至会破,我们怎么办?我们公司的太平时间太长了,在和平时期升的官太多了,这也许我们的灾难。泰坦尼克号也是在一片欢呼声中出的海。而且我相信,这一天一定会到来。”
深圳市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许明达曾经有一篇著名的总结华为为何成功的文章,文章指出,创业中的华为,留下了一个传统,叫做“床垫文化”。几乎每个开发人员都有一张床垫,卷放在铁柜的底层,办公桌的下面。午休时,席地而卧;晚上加班,盈月不回宿舍,就这一张床垫,累了睡,醒了爬起来再干。一张床垫半个家,华为人携着这张床垫走过了创业的艰辛。“床垫文化”意味着华为人努力把智力发挥到最大值,它是华为精神的一个象征。
早在胡新宇之死后,不少员工认为华为对胡新宇的死负有责任,并质疑华为不合理的加班制度,甚至绩效考评和企业文化。华为把员工的加班算作绩效考核的一部分,整个公司的文化就是鼓励加班。事实上,“床垫文化”伴随着华为从1988年成立一直到去年,华为员工每人的办公桌下都有一个床垫用于休息。
据我说知,国内许多企业尤其是创业型的企业也在纷纷效仿,老板很慷慨拿出几块钱买了凉席,员工感激流涕,我不清楚,这到底和山西的黑砖窑民工有什么区别。
中国目前没有关于过劳死的立法,虽然类似事件不少,社会呼吁也很多。那么,如果参照日本的类似标准,出事之前1个月加班超过80小时,或者之前1周工作超过100小时,就肯定算过劳了。报道称胡新宇几乎天天睡在办公室,2点睡觉,8点起来工作,1天工作超过15个小时,肯定早就超过日本的标准了。如此说,即便是在以工作狂至变态的日本企业,胡新宇也可以被认定为过劳死。再看华为的说法,表示无直接因果关系,显得是要推卸责任,然后又不得不说个相关,恐属实在推脱不过去。如此态度,给我的感觉是:他们十分不愿意承认胡新宇是被工作累死的。为什么不愿意呢?因为不能、不愿意、不屑于,或者不敢承担全部的、完全的、应当的责任?
今天的张锐,还没有怎么上班,其精神在洗脑集训后不久就已经透支,我不明白,“**的冬天”之说和IT包身工还需要在中国持续多久!
前不久,一位在华为研发部门工作了6年的大学同窗给我电话,他辞职了,我问为什么,他说打算要个孩子,需要好好休息半年,不能再干下去了。其中缘由我不想多评价,为了要个孩子,男人需要休息先几个月,的确让人不容易理解。
我的这篇文章没有打算批评华为的意思,但是的确在拷问我们现阶段通常只有几个小时睡眠的中国的IT人,你或者高薪,但是你健康了?你快乐了?/文 张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