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七十年代的饥饿

略有一些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五千年来，饥饿对于中国人来说是常事。

我父母那一辈人，他们最真切的饥饿记忆当然是大跃进。母亲常常回忆起这样一件事：在吃集体食堂那一年（1959年？那时她不过十二三岁），她和大姐（就是我的大姨妈）每天都要抬着一个洗脸盆，去食堂领取包谷稀饭，供一家人果腹。有一天下雨路滑，她们不慎摔了一跤，把一盆包谷稀饭全泼到了地上。两姊妹伤心哭了一场，回家后又被我外公狠狠打了一顿。结果，全家人眼巴巴地饿了一顿饭。母亲说，当时她们家还不算最惨的，周边还有饿死人的事情，有个叫陈么娘的老太婆，就是活活饿死的。据说陈么娘临死时，口口声声叫唤：“我要吃白米干饭！”

我出生于六七十年代之交。在我的印象中，一九七五、七六两年，我们那一带好像仍在闹饥荒，而且挺严重。每年春节后的二三月间，生产队的麦子还没有成熟，已有许多人家揭不开锅了。家境稍好一点，还存有一点红苕、包谷，打成渣粉凑和着吃。家境差的，经常吃牛皮菜，还有油菜叶子，以及地灯笼（蒲公英）、侧耳根等野菜。实在没有办法时，人们就去剥树皮。当时沿口一带的公路边有一种树，好像叫“桐麻树”，其皮可以剥下来磨成粉，做粑粑吃。每当赶场日，四面八方的人都涌向沿口，把路两旁的桐麻树剥得光溜溜的，许多树因此枯死了。有一次，我从隔壁李家得到一块桐麻树粑，像糠一样，很难下咽。听说，周边生产队还有吃观音土的，不过这种情况似乎不多，也没像大跨进时期那样饿死人。

七十年代的四川人似乎很被人看不起。队里许多女子都跑到河南去嫁人，队干部说是被人贩子拐去的，其实大多数可能还是自己愿意去，因为嫁到河南，至少能吃饱饭。那些年过春节时，生产队要分发一些国家救济粮，救济粮主要来自河南。有一次，队会计把救济粮袋打开，发现里面有张纸条，上面用圆珠笔歪歪斜斜写着几个字：“送给四川的懒鬼们”。

当时，我父亲在煤矿当工人，每个月要寄回一点钱和粮票（这恐怕是他饿着肚子省下的），可以买一二十斤粮食。因此，我家的境况在全队要算好的，我们三兄妹总算没被饿过饭。但也由此，我家经常被别人忌恨，不仅分救济粮没份，就是正常的分口粮，如分麦子、谷子、红苕等，队里也总是把最差最少的分给我们。我母亲为此耿耿于怀几十年，至今谈起这个话题，仍深感委屈和不平。

我五岁那年，有一个冬日，母亲带妹妹赶场去了，临走前煮了一锑锅糯米红苕饭，叫我好好看着，回来一起吃。母亲她们前脚刚走，邻居刘么娃就来了。刘么娃大我两岁，平时经常和我一块玩，但为人贼头贼脑的。大概是糯米饭的香味把他吸引来的（我怀疑，在饥饿年代里，人们对食物的气味特别敏感），这小子一进我家，眼睛就不停瞟着灶台，嘴里嬉皮笑脸对我说：“我们一起当伙计（就是作好朋友之义），好不好？”

然后，刘么娃又对我说了许多好话，把我脑袋都搞昏了。看看时机成熟，他恳求我：“把你家的糯米饭拿一碗来吃！”我稀里胡涂地点了点头。刘么娃像一头饿狼一样扑在锅边，端碗舀起就吃，一碗很快下肚，不等我同意，马上又盛了一碗……就这样，不到十分钟时间，他一口气吞了五六碗糯米饭。我在一旁呆了，根本来不及阻止刘么娃疯狂的饕餮之举，眼睁睁看着他把锅里吃了个底朝天。等我清醒过来，“哇”地一声哭了，刘么娃则脚底抹油，一溜烟跑得不见人影。

事隔多年，一想起刘么娃双眼充满血光，像狼一样吞吃我家那锅糯米饭的场景，我都感到不寒而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