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近黄昏的时候，我到街道尾部一间破旧的汽车修理仓库里找李欧，他把那个昏暗逼仄的地方改造成餐厅，生意一般。两年前我读大学，就近入学，每日都经过那个黑地方，曾有朋友怀疑它是类似夜店一样的处所，因为门口那盏艳丽异常的灯，事实上我不想扯到这么远。这地方做过各种各样的方便，一般是改造成酒吧，似乎成为一种风尚。夜里拜访的总是一脸正气的中年人，三两成群，老实木讷的样子，看上去不是那么回事。我年轻时不太招女孩子喜欢，寂寞了看看碟片以外，就是趴在窗口上看着那盏漂亮的灯内部的荧光管旋转，想象我的洛丽塔。我的，意味着从属关系。

    关于李欧，我几乎要忘记他究竟是怎么出现的。也就是这城市最为普通的流动人口，家庭破碎，自以为为某种生计奋斗。我曾经在天桥上看见过那么一个青年人，拿着破旧沾满白脚印的行李袋，肌肉密实而黝黑，散发着火车的味道，他也拥有那种红蓝袋子，鼓鼓囊囊，多半是食粮。男孩子戴了鸭舌帽，深蓝色，能遮掩住污渍和阳光，一边浸透汗水。他小心打开一张雪白的A4纸，全是精致整齐的蓝色正楷，我想，应该是小说一类。他把我迷住了，这时春天，天桥一边是高楼遮盖处的凉爽的阴影，人陆陆续续从虚无中现出身；一边是猛烈的阳光照在斑驳绿树上，刺眼的鲜黄和嫩翠，扎在我的眼睛里，远远看着，就不会流出泪水。广州只有夏天和冬天，就是这么回事。李欧的不幸在于，他不会绘画，或者写作，任何使他自大消极的技艺。他在九月份让人昏眩的阳光下看了我一眼，就伏在公园的石凳上继续做梦。我颤巍巍伸出手摆正文明执勤的徽章——学校任务，作为诚实守信学生的凭证——一边害羞地装作擦额头上的汗。他穿最普通的红白条纹衬衫，脑袋搁在胳膊肘中，眼窝是广东人惯常的深陷，可是皮肤很好，似乎从寒冷的地区迁徙而来。他不是一种美丽的鸟，也不英俊，勾不起人们对他私生活的兴趣。我们没有什么特别值得回忆的事情，他也不是喜欢请人喝酒的好好先生。

    大学毕业后我很久没有回过家，想到李欧，也不知道他喜好什么，就按惯例带了些酒。我们谈到一种用于控制牛乱动的机械，所谓压力机，可以使自闭症患者在使用时得到宽慰，原理近似于重力所相关的安全感。然后李欧开始胡吹，也许其中有那么些是真的，可我不准备带走多少，就一边想隔壁一个漂亮女孩子的年龄，一边和气点头。李欧提及一种新型药，可以治疗类似那种愚蠢的伤感，结尾时我发现这只是美国最新的安眠药。李欧说话时，人听着也还是不错，他中低的嗓音让我有被爱抚的感觉，也许只是一种童年记忆。我说，《百年孤独》里人们有段时间得了一种病，睡不着，走来走去，痛苦又兴奋，我还说了那些拒绝爱情或神奇的女性，记不清她们的名字。浴室中黄蝴蝶盖在羞愧的胴体，或者电影院里他感到的强烈的口渴。白床单飘上天空，和女人一起，我为他们写了一些小说和诗歌，从未发表。也是只是我以为，没人会喜欢无性的性文学。

    我从酒吧出来，心里轻松了一些。我每天揣着一些事情，可走着走着就会忘记大半。天快黑的时候我惯例的在脑海里写曲，几乎没有调子。只是嚎叫，呼喊，高渺的尾音。这时我会踩中一摊尚未干涸的呕吐物。我不能唱出的旋律。读书时我常在课堂上这么想，老师写下简洁紧致的公式，他的汗水使他肩胛骨的形状在衬衣里慢慢浮现，但不是迷人的形式。这时我臆想中的后摇达到乐曲中第三次高潮。后摇流行的形式愈加招人诟病，评论家繁忙。有一种音乐理论说，一位女性主义者认为贝多芬一类交响曲完全是男性主义，是男人做爱的形式，平缓，高潮，平缓，高潮，再这么反复下去。后摇会更精准的契合她的推测。而她的理论，来源于我在梁文道的一本书里读到的相关段落。一位朋友送给我书，她是温和独立的女性。

    曲子没有结尾，我开始把它们转换为电影的形式，我将作为一位疯癫的女性，在一个掘坑的工人旁边高唱幼童唱诗班的歌曲，兴奋使我涨红脸，手指蜷曲，双手不自然地在腰下摆动，一边凝视发黄的月亮，或者其他。没有天赋，没有节奏感，我的脸应该肮脏，缺乏灵气，血管干燥，我的过去比未来还要模糊。蒙脱石，一种中庸的土质。我猜想工人该是何种性别。如果为男，女人摔倒下去，他们就会遭遇不幸，远远不是幸福安定的日子。如果是女性，她们为什么深夜挖掘别人的坟墓，把自己租来的汽车扔在河对岸，并且找不到自己的钱包？一部真实电影里，两个女孩子在汽车尾部接吻，好心带载的司机气愤难平，驱赶下车。或许他只是不甘心最漂亮的女孩子不给他机会？我路过一个巨大的电器商城门口，等待出售的大屏幕彩电为无家可归的人播放阅兵场面，关于他宣称的富强民主，他的领导人用饱嗝一般的声音说出华美的字眼，说出耳熟能详，书本里白纸黑字的故事。男人们裸露着上身，紧紧抿着嘴唇。天气有些凉快了，报摊的熟人仍然穿黑色的衣服，只是袖子长了不少。他仍然有一个雄厚的背，大声爽朗的说隔壁店铺的琐事。也许我走近他 ，他还会说些称许我的话，因为我是年轻勤奋的好人，可能还有富足的父母，使我得到完美的未来。同为观众的女人穿破旧艳丽的衣服，她很年轻，头发扎成蓬松的髻。也有些女性像她这么叉腰站着，一些人搂着朋友的肩膀，满是笑靥。她仿佛预先得到共鸣的感应，转头看着我，一边热切地说：“多么激动，对么，如果我在北京，该像电视里的人一样幸福。”我看出一些惊讶，还有更深的对默契的祈求，可我的唇舌僵硬，浑身几乎要打起寒蝉，嚅嚅着回应：“恐怕会很热，很晒。”这时孩子的方阵僵直不变，无数气球飞升起来。精瘦年轻的人从旁边跑过，硬塞给我单薄的号外，“阅兵！”他用热情的目光盯着我，“免费派报！”我想起似曾相识的场景，那年奥运申请成功，夜归的人也紧紧攥着欢乐脸面的报纸，他跑来和我击掌，作为一个曾经不善言辞的长辈。我和他们吃了点应节的水果和红酒，缩起双脚，就在沙发上沉入睡眠。

    我想找点解脱的事情，就走向对街的酒吧，从挑起的油布下低头走进去，油布上画了些招揽人的广告，关于酒水优惠，停车，海量卡拉OK。人们都盯着电视画面，那些甩着层层叠叠红黄裙子的女人戴很高的头饰，笑容统一一致，她们只准穿类似的衣服，一边在山歌一般的欢歌中旋转。离我最近的招待间歇地忙活手里的事情，擦拭仿大理石桌面上一个浅色的酒渍，或者是蜡烛灼烧过的印记，圆圆一圈。他时常停下，有时又用力摩擦附近的桌面，那块污渍始终存在表面，没有人表示责备，根本没有人看他。感到一阵完成任务的舒爽快感后，他直接甩开湿润的抹布，左手撑在污渍上，开始笑个不停。如果我们再贫穷一点，贫穷至难以忍受别人的繁荣发达了，或者不能如心理学上说的移情，将自我对高尚状态的渴求寄托在一种狂欢的集体感中，我不知道那个女人会不会继续用谈论热恋情人一般的语气和我谈论北京。昨晚的书中有人谈到modernism，序言里提及的疑问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把乔伊斯，艾略特，毕加索一类人所创造的残缺也作为生活满足感的契合物质加以接受，以至于成为一种风尚。而这之前，我们的惯常做法是，只接受那些将生活完满的艺术？

    这里没有moving moutains的歌声，海明威先生，我在你明亮干净的地方，酒吧会打烊，会有一个好心的黑人同情我这个老头子。女人相似的香水味道几乎要使人窒息，在红外线下，她们会成为最佳特工。总有飞鸟穿越大陆，回暖向春的时候。我穿着短袖，感到寒冷和沮丧。酒吧屋顶用彩灯掩饰着做了些屏蔽，遮盖臃肿生锈的通风管道。那些色彩繁复的闪动，突然让我更加衰弱。我吃自己碟子中免费的苹果片，回想李欧所说的新药。什么是医师最好的姓氏？他们需要我的邮箱。酒吧可能会有油腻的鸡翅，满足浅薄向下的愿望。不会再听见别人压抑的哭声了，我安心等待永远不会到来的免费霓虹鸡尾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