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续上面那个话题，引申开来，我常常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医患关系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呢？”

    我曾经定位于“朋友”关系，在我刚刚走进这个医学的大门的时候，我对病人的关系的确定位于朋友，在我实习的时候，我曾经跟我的病人朋友同居一室，将两张病床对在一起，三个小伙子，从童年，到职业，到爱好，到对未来的憧憬，从初恋，到明星，天南海北的畅想、评论，当时，我感到快乐，没有当自己是医生，况且那时候我还不能称的上是医生，我把他们当成了朋友。年龄大些的病人，我当成了父母，甚至他们中的有人想认我做干儿子。在后来的定位是医生跟病人，我是医生，你是病人，你我之间必须有距离，我要保持我医者的风度和权威，要给你一个信得过、靠的住的形象，我要让你尊重我，信任我，你就是病人，不是朋友，再好的朋友，一旦触及了利益，就不在是什么朋友了，况且，有时候，来自所谓朋友的伤害会更大一些。再后来，领导们要求，要视病人为亲人，这一点，我的确做到过，因为看到病人先想自己，假如自己是他，希望给自己看病的医生是个什么样子，我就努力做到什么样子，有时候会自然而然的想到亲人，比如父母，比如曾经的左邻右舍，比如自己的姨、姑、舅、叔、老师、同学，那种感觉或者说感情是油然而生的，不带丝毫的拘泥和假设，年龄段总会可以找到熟悉的人来做比较的，只是，这个比较只是深深的藏在自己心里，从没有表现出，也没有像任何人说起，时间久了，这种想法在脑海里也就渐渐地远了，不是没有这种感觉了，只是对这种感觉习以为常了，不再放在心上了。我身边的好多的朋友都是我曾经的病人，现在都成为了忘年交，生死交。我不知道自己的这个定位对不对。

    当然，也曾经遭到病人的投诉，记得有一个扁桃体的病人，是我老师的熟人，老师让我做准备，比如消毒，比如打麻药，可是，老师似乎有意让我做手术，他迟迟没有动手，也似乎是考验我或者信任我，因为扁桃体摘除术在那时对我已经是轻车熟路、得心应手了，可是，越是熟人，越想完美，越想完美，却往往事与愿违，这个病人咽反射非常敏感，打麻药的时候就一直恶心，呕吐，（或许是麻醉的方法欠佳）所以整个手术过程配合不好，操作有些粗暴，因为扁桃体手术一旦切开了口，必须眼疾手快的操作，以免创面出血，只有把扁桃体完整摘除后才不会再出血了。这个病人配合欠佳，手术中损伤到一个小血管，这种情况在扁桃体摘除术中是比较常见的，业内人士都知道，遇到这种情况以止血钳钳夹一下或者结（缝）扎后就没有问题了，可是，由于这个人配合不好，我处理了很久都没有有效止血，虽然不多，但是也引起了病人的恐慌。这时候老师接了过去。其实，其根本不在术者（当然术前麻醉可能是关键），老师也是弄了很久才夹住，但是患者此时已经感到疼痛了，然后更加的不能配合，老师一着急说“你好好配合吧，这里有个血管断了，我得给你扎上”，就这一句话，待病人手术后能说话了，就让他的家属来找我，好在让老师挡住了，后来老师告诫我说“某某某你就不要去看他了，我每天去看看他就行了，他要找你的事呢”。说实话，我对我的操作一点都没有感到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因为那个时候我做扁桃体手术的质量和速度几乎可以跟老师媲美，我心里还很不服气，现在想来，我深深的感觉到了愧疚，因为，病人的体质跟个体差异，我没有考虑就去，一味的根据经验，根据一般病人来操作，所以引起了那个小小的意外，当然也是由于老师口误一句“你这个血管断了”，病人不知道什么样的血管，小血管跟大血管在脑海里的概念是一样的，所以他认为我对他造成了伤害。多年以后，这件事还常常在我脑海里想起，让我思考，让我总结，让我汗颜，每当想起时，我总要在心里默默的对那个相姓病人说一声“对不起”。

    时至今日，医患关系似乎在媒体的催化下愈来愈恶劣，有媒体称父母对孩子享有一定独断的权利，如即便是孩子百般哭闹也要将其送到幼儿园去，与这种关系相对应的是对孩子的爱和责任，理想的医患关系亦当如此，所谓医者父母心。这是一种理想，一种期望，一种互相的尊重，可是，时过境迁，现在越来越多的父母跟子女建立了一种平等的关系，朋友的关系，已经不能在”独断专行“、自私把”爱“强加在子女身上了，除非他（她）们同意接受。那么再谈医患关系要同父母对子女的关系一样，似乎也不现实，无论严厉来自爱还是自私的面子问题。

    其实，我想，无论是医患关系还是目前社会上比较承认的、容易紧张的关系入婆媳关系等等，其间可以协调好保持好这种关系的因素很多，但我想，无论那种关系，只要建立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便是好的关系，容易处理好、协作好、配合好、交往好的关系！

    尊重他人的同时也是尊重自己，无论是父母亲人，还是陌路人，您说呢？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