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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归南
每次回家乡探袁老师,都与朋友在一起,皆因朋友之爷爷以前信用社工作时,是袁老师老父亲的领导,对其父亲与他相当照顾,有恩情于他,加上一年来经常接触,对此小伙子待人处理相当欣赏,所以有意帮助于他,而我乘顺风车,算是相当幸运。在第三次探望老人家时,闲谈食茶,忽听袁老师说:“我已七十多岁,今年动了大手术,幸运的活下来,应该还有十来年光景,那XX年难过,我呢留着这东西也没用,带不走,你们真有兴趣的话,常来走走,话聊中一次学有两句话就足够你们用的,多呢你们也接收不了,有空常来喝茶,我这里的东西值得你们参考。朋友请求袁老师口述,把东西记下来,可以流传。老人家说,文革时书与资料都毁掉了,我老了,记也不全面,这东西九成都不行,差一点就是害人。文革过后八三年,新加坡有人来找我,问我资料还在否,如果有的话明天就让人拿三百万来。把资料卖给他,仔细想一下,这个价钱相当于现在过亿的家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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