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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让企业家慈善挣扎在制度的悬崖边缘
孙黎/文
当比尔盖茨说：“我们必须找到一种方法，使资本主义既服务于富人，也能让穷人得益，我把这一想法叫做创造性资本主义。”全球媒体对此都大加赞赏。而当我们的企业家开始探索社会主义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时候，我们的媒体能否友善一些，让更多的企业家能探索他们的行善方式、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我们的政府官员是否能够反省制度设计的缺陷，理顺各种资金进入慈善的渠道，让更多的企业家能进入广阔的公益事业？
汶川地震是一场悲剧，但也敲醒了许多中国企业对社会的关爱之心。但从王石所承受的委屈来看，显而易见的是我们的制度远远落后于企业的实践。各级民政部门更习惯于上头拨款、全面包办的中央计划式模式，而不是像经济体制改革一样放开企业的自主权，对企业的各种尝试大开绿灯。这种慈善的计划思维己经不再适应整个社会的进步。政府的各项政策应顺应企业开展慈善和公益事业的呼声，而不是让企业家在模糊的制度灰色地带，战战兢兢地过各种地雷阵。例如，税务局的官员，能否明确表态或出台明确的政策指引，个人的什么样慈善活动可以免税，什么情况下出售上市公司股权的收益必须上税与不上税？证监会的官员，能否为股权转让到基金会的模式出台一个规章制度？各级民政部的官员，能否让基金会与社会组织的注册如能公司注册一样简单、透明、方便？在基金会的制度设计上，多些调研，让企业家可以有充分的自主权运作？各级政府部门，能否像创造各种条件服务于招商引资一样，为企业的社会公益活动提供各种便利？而我们的“喉舌”——媒体，能否少些想象力去质疑基金会运作是否透明、是否有串谋等内部交易，少些精力去质疑企业家的动机（因为这样的后果只有一个：让更多的后来者胆颤心惊）；而是多些笔墨去报道企业家的各种创造性的公益活动，让更多的后来者能够学习、模仿？
为什么这个社会只喜欢看见兄弟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根梁木？除了财富分化社会自然产生的仇富心态外，更重要的是这个社会需要反思自己的制度设计。我们现行的制度设计原则，往往是从抑制恶的角度出发，例如上海政府的钓鱼式执法，貌似打击“黑车”、理顺城市管理，却戕害一颗颗善待他人的良心。保守主义的政治哲学早就研究表明：任何一项政策的出台，不管其制定者的动机如何伟大，都可能有出人意料的其他结果，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因此，一项良好的制度，都是社会各种利益集团不断协商、妥协的结果。这可能在执行效率上大打折扣，却能更好地维持社会公平。在目前的中国社会，由于缺乏这种协商的结果，强势政府更应从“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大同社会的长远理想出发，从最大化人性的善的力量出发，激励企业家向善之心、关爱之心，动员企业家的资源推行社会公益活动，而非一手包办，过分地依靠政府的强制力量。例如，在基金会的现行条款上，就应充分给予慈善家以各种自主权，在减税条款上，也给予各种宽松、透明的条件，而非让企业家在制度的悬崖边缘行走。这样，慈善家自然就会让基金会更加透明，运行更加规范，从而激发更多的人参与到捐助、公益活动中来。
为什们中国的企业社会责任行而不彰？
英国的《公司治理》学报最近公布的一项研究表明，与印度同类型的公司比较，中国公司在企业社会责任（CSR）的沟通，例如CSR的动机、过程、社区等活动，远远低于印度公司（Lattemann, Fetscherin, Alon, Li, & Schneider, 2009）。由于中国的人居收入差不多是印度三倍，经济发展水平远超过印度，五位作者将其原因归结到中国的政治制度结构上，认为以关系为主导（Relation-based）的政-企治理结构，而非诺贝尔经济学家诺斯所倡导的以规则为主导（Rule-based）的治理结构阻碍了企业对CSR活动的追求，或者说使企业认识不到CSR的重要性。
而Mark Lehrer与Christian Delaunay最近在《加州管理评论》的文章则指出：CSR活动其实是社会协作与经济协作共同作用的结果，成熟的CSR需要公民社会与市场为导向的改革的共同支持（ Lehrer & Delaunay, 2009）。这是为什么CSR坐落于图1坐标右上角的原因。全球化一方面推动了市场化的改革，但在另一面，由于全球化加剧了不平等、财富分化，这使政府可能更加强势，推迟了社会向公民社会的发展。
图1 CSR是社会协作与经济协作共同作用的结果
（X轴: 社会协作
两位教授应用这个理论到金砖四国。从图2看，从1996年到2006年间，市场化的改革解放了中国企业的创造力，但政府却缺乏让社会协作来替代政府管制的改革，这样就使中国企业CSR活动缺乏往图1右上角迈进的制度环境。要在中国进一步推动CSR的理念，与慈善活动一样，两位教授建议，政府应从更多的社会协作的领域退出，让个人、企业、社团组织、行业协会、非营利组织（NGO）等承担起更多的责任与义务。用这个框架来分析奶粉的三聚氰胺事件，如果中国的牛奶行业协会能更加自主与自律，可能会比政府更早地发现行业恶性竞争存在的问题，或许能及早地避免三鹿等企业的破产。事实上，对产业自律的研究表明，为了不至于整个行业一起毁灭，像美国化工产业协会出台的控制污染、排放的自律措施，远比政府的强制规则有效（Barnett & King, 2008）。同样，用这个框架来分析万科对绵竹市遵道镇的重建，这比对灾区的直接金钱捐款也更有效率，更加显示一个地产企业的社会责任。
图2 金砖四国的社会协作与市场协作
慈善是一种稳固社会的信任资本
从更广的社会视野看，强势政府对各种行业的控制、对慈善活动的一手包办，不仅不利于企业个人积极参与各类CSR与慈善活动，更重要的是会阻碍对于社会进步至关重要的社会资本——信任的形成。美国政治学家帕特南指出：社会生活中那些表现为网络、互惠规范和信任的特征构成了一个社会的“社会资本”。社会资本能促进成员为实现共同利益而团结合作，减少群体内的机会主义行为。福山在《信任》一书中，更指出在一个成员之间互信程度较高的社会里，经济运行的交易成本将大大降低，美国、日本和德国等国家正是因为有着较高的社会资本和信任程度，才得以保持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从这一政治社会学角度分析，中国城市化中的人口流动、离婚率上升等，都在破坏原有的以家庭为核心的社会资本，而新型的社会资本的形成，不在政府的各种强制力措施，而在各种社会公益、慈善而结成的新型社交网络、社区结构，甚至是社会公益所传播、所建立的新型意识形态，这样才能导致一个承认普世价值的公民社会的形成。而这个公民社会的形成过程，需要企业、个人自觉的向善的力量，也需要媒体的关爱与培养，更需要政府的放手与引导。这样，中国才能形成新型的公民参与规范和网络的社会资本，这也是保证新一轮经济发展和政府效能的基本前提。
从这个角度看，衡量一个社会的发展，不是这个社会有多少企业家，有多高的GDP增长率，而是这个社会有多少像福特、霍夫曼这样有影响力的基金会，有多少图书馆、艺术馆、学校、NGO是由私人捐助的。
一百多年前，美国传教士明恩傅对中国清朝的观察是：“各级官员颁布的告示比比皆是……缺的只有一个，那就是真实……中国不缺乏人才，但缺乏相互信任，以真诚目的为基础的信任。”
今天，胡润的慈善榜正试图消除贫富分化带来的负面影响。财富，不仅意味着消费，也意味着更多的责任，也意味着孔子“仁者爱人”的信任社会更有可能在今天实现。
“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但我是一个不耐烦的乐观者。世界正在变得越来越好，但其改善速度还不够快，并且它不是为每个人都好。”盖茨认为在全球范围释放市场的力量（包括他自己慈善的力量），而非政府的力量，可以更好、更快地让穷人受益于科学和技术的好处，他正在为全球企业家建立新的社会责任的标杆。让我们也信任这样的力量也会在中国社会成长，虽然她还是绿芽，还是丑小鸭的模型，但请信任她、善待她、扶持她！
参考文献：
Barnett, M. L., & King, A. A. 2008. Good fences make good neighbors: A longitudinal analysis of an industry self-regulatory institution.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51（6）: 1150-1170.
Lattemann, C., Fetscherin, M., Alon, I., Li, S., & Schneider, A.-M. 2009. CSR communication intensity in Chinese and Indian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Corporate Governance: An International Review, 17（4）: 426-442.
Lehrer, M., & Delaunay, C. 2009.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and the promotion of civil society: The challenge for 21st century capitalism. 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 51（4）: 126-1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