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武汉的人们如果有空坐坐公汽或开下小车在武汉三镇溜达下，一定会很明显的体会到四处浓厚的工程建筑气息。仅仅笔者所住小区的花坛建设就弄得住同一栋的广大栋友每日无法安眠了，更不用提大兴土木、耗资巨大的基础建设如：地铁、高架桥还有各大公园公共设施。用胡昌生老师的话，武汉简直变成了一个大型工厂，所有地方都在挖土或者埋坑。胡SIR是著名的证券分析学老师，比较重视指数，由此得出了国家的GDP等关键数据将在第三季度出现明显好转的结论，及一系列政策层面的相关结论和大盘的走势预测。此方面的问题我们在后文将详细描述。但大兴土木走罗斯福新政式的道路是否适合中国当前形势确实值得探讨，由此引出的问题如果不能尽早解决，定将在长期将埋下诸多祸根。

根据4月9日国家统计局每年一度的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数据显示，我国的人均工资水平远高于我们这些生在城镇长在城镇的老百姓们的预期，报告一出，立即激起了一股规模浩大的无奈的愤怒: “我的工资被谁平均掉了？”“为什么我总是赶不上每年的平均工资统计数据？”虽说言语中更多是无奈，但中国人口基数庞大，小比例的极度不满激进分子也不是一个绝对数量可以忽略不计的群体。仅这份报告的出世就激起了众多百姓的心中仇富的火焰，这种火焰在平时存在倒也无妨，但在公众大量失业，生活没有保障时就显得具有极大社会潜在破坏力。

国家加强基础建设刺激经济的意图是不错的，其主要目的应该也是想“保八”，这全中国人都知道。“保增长”的目的是什么？是“保就业”。语法分析而来，国家本意乃就业问题而非一个数字才是我们最最需要解决得问题，这恐怕傻子都知道。但随着政策传递舆论导向各个环节的逐一信息丢失和噪音累积，问题出现了，并且正好就出在了“保八”上。国家政府非常的关注社会稳定，非常的关注人民百姓的生活，非常关心广大大学生广大农民工的就业问题。这些都没错，为了让大家看到一个希望，为了更清晰的让百姓理解体会很多抽象的概念，GDP的数值变化量不知何时悄然变成了政府的“终极”目标，变成了衡量问题是否解决的指标。

经过炒股热的一轮洗礼，广大中国百姓的金融水平都有了很大提高，几乎每个人都知道什么是GDP，而恰好这个指标又是国际认可，国内承认，总体有效的很好的指数。于是被借来当作政府终极目标仿佛理所当然。于是为了GDP的百分之八的变化率，财政部调动大量资金，大兴土木，全国上下，一片壮观，气势颇为宏大。

但GDP和就业的联系在中国这种人口密集度极高的国家有多强的关联性呢？虽说美国历史验证了基础建设对国家的巨大推动力，但后期埋藏的危机也是至今都在不断爆发的，滞涨是最可能在一轮大兴土木后最早见到的后遗症。回到原来的问题，由GDP上升引发的直接和间接岗位需求到底是否均衡是否能够缓解整体范围内各行业各层次的就业压力呢？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大家可以看一些实证研究成果，结果应该是不大乐观的。1991年至1996年我国GDP年平均增长率是11.9%；1997年至2003年是困难时期，GDP平均增速为8%；2003年之后几年，又超过10%。但是这三个时期，就业的增长是同样的，增速都很快。差别在于，凡GDP增长率下降的时候，非正规就业（新《劳动法》已经禁止了这种行为，于是逐渐转变为非正常渠道求职），也就是说灵活就业就开始加速增长，而正规就业则有所减少。特别在1997年以后一段时间正规就业增长呈负数，但通过灵活的就业渠道，这个损失是可以补回来的。但若仅有百分之八的GDP增长依旧还是无法摆脱GDP增长率下滑的境地，就业形势若仅以数据分析不容乐观。限于文章篇幅这里不再赘述。而这种大兴土木的经济增长对很多行业的就业并无很大推动作用。可能引发的通胀甚至会使一些企业选择保守的战略。生产成本的提升将使未来的中国更吃力于解决各类问题，弹药总有用完的一天，不知道国家到时候会采取何种战略政策。

现在国家在大刀阔斧之时一定不要忘了防范除了西藏、台湾等国际问题以外的国内民生问题，要防止“无就业的复苏”。我相信，无论是国家首席的经济学家还是广大百姓，谁都不希望顶着个GDP到处谋生计却依旧没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