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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的小客厅

(2015-07-31 10:5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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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恩师

应锦襄

芮鹤九

情感

先生的小客厅

——怀念应锦襄、芮鹤九先生

先生的小客厅

应先生芮先生在小客厅

 

   毕业离开母校已经三十三年了,这期间,母校最令我牵挂和最常造访的是应锦襄、芮鹤九先生家的小客厅。我1978年2月入校时,这间小客厅在 “老白城”的平房里,后来搬到“凌峰”。上个世纪80年代中,厦大“新白城”宿舍建好,这小客厅又从“凌峰”搬到了“新白城”9号楼的一层。分配给教授们的是那种三房一厅的老式住宅,所谓的“厅”完全不是今天“客厅”的概念,面积只有大约十平米左右,实际上就是一个通往包括厨房、卫生间在内的所有房间的宽敞过道。可就是这样的一间小客厅,却让我和我的许多同学、朋友们以及无数学弟学妹深深迷恋,津津乐道,魂牵梦萦……当大家得知这个小客厅的女主人应先生和男主人芮先生相继离世,再也无法在那里见到先生的音容笑貌时,无不哽咽挥泪,扼腕痛惜。先生的弟子们和故旧写下了许多情真意切、催人泪下的悼念文字,其中有大量篇幅,无比深情地写到了二位先生的小客厅。

   这究竟是一间什么样的客厅呢?如果由我来回答这个问题,肯定带着我个人浓厚的主观感情色彩,不免有其片面性。所以我尽可能收集了一些别人有关这小客厅的文字,一同来回答这个问题,以便读者能更加准确、全面地了解这间小客厅和它的主人——我们最敬爱的应先生、芮先生。

   我先引用一位学妹对客厅的描绘:“……客厅同样精致,沙发上随意躺着两只小熊娃娃,据说是别人送给应先生的先生的。听我老师说,两位老人都特别乐观,芮先生因喉癌手术,现在只能用食道壁发着气声说话,但是老爷爷的精神很好,不只乐观,还有童心吧,我想。沙发对面有个很大的陈列柜,上面放着好多闪闪发亮的小摆设,我没有去细看,但是能够感觉到很有欧式的、复古的风格。另一侧是一台看似古老实则强悍的唱机,从黑胶碟到磁带到CD通通搞定,里面放着一张80年代出品的黑胶碟——罗马尼亚进行曲。客厅两面墙上挂着应先生、芮先生的照片和两幅画,一是水墨丹青,一是油画,却是毫不突兀,相得益彰。但我们不在沙发上聊,而是在门口的一张小桌子旁,两把椅子,还有一张造型别致的藤椅(我就坐在这上面哦),一杯清茶,就这么说开了。”(引自子程序《拜访应老师》)

  可以看出,这小客厅陈设简朴,可它却因为有着学识渊博、通今博古的主人,而成为传授知识的课堂。我不知有多少学子,在这里聆听过先生的谆谆教导,和先生一起讨论过学术问题和人生感悟。先生退休前,带的研究生在这里上课。先生退休后,在这里为一批研究生和本科生开讲座。先生开玩笑说这是她开办的“私塾”。

   一位“私塾”弟子写道:“……我成了先生的‘私塾’里当时最小的学生。今天回想起来,我肯定这是一笔难得的财富。每周讨论一篇小说,让我这个怯怯的大三生早早体验了seminar的方式,在思维和表达方面提高了不少,这也使得我能够顺利适应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再者,文本分析的功夫原本是中文专业的必备素质,但是目前的教学情况却很难手把手地教给学生这一项,尽管我们有文学史理论课甚至有一门名为“作品选”的东西,但说实在话,分析与批评大多还是靠学生们自己摸索;有幸在应先生的客厅,我补上了这一课。在这里,还认识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享受着一个积极而热烈的交流氛围。……应先生曾说,讲课的目的当然是最后把人讲懂。理论之于她不是文本的解剖刀,而是贯穿整个分析直至得出结论的全过程。你甚至不能单独抽象地说她用的是什么理论,她就是那么像讲课文一样,像讲故事一样,时行时止,时而引经据典,时而字斟句酌,时而入乎其内,时而出乎其外,峰回路转,柳暗花明,一路下来,豁然开朗。”(引自子程序《纪念应先生》)

   三十多年过去了,我的同班同学朱水涌(厦大文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虽说已经退休,可是他还清楚地记得他的第一次造访:“我怯生生地走到老白城老师的家里,那时的老白城是一些很旧很老的平房,但住的是厦大德高望重的教授。我进去时,老师正与朱红老师在谈《红楼梦》,她微笑地站起来:‘水涌,你来了,你今天的发言很有感受,我就让小弟叫你来家坐坐。’她端了一杯加蜜的冰水给我,让我坐在两位老师的身旁,她说:‘我们在谈《红楼梦》,你先听听,这是一座探索不完的王国。’‘红楼’是一座王国,这自然是我这个从小镇上来的大学生从未领悟到的话语。那天,老师要求我在大学期间读300部作品,大部头小说或七八句的诗歌都可以,她问我:‘能做到吗?’我点点头。那一天晚上,我这个从未和一个大学老师如此亲近过的小镇青年激动得一夜难眠。从此,我的一生开始有了一位知识生命的慈母,也有了一位叫我学会喝酒的永远是那般耿直爽快的芮老师。”(引自朱水涌《生命的再启示》)从此,无论是“老白城”、“凌峰”还是新白城9号楼,他成了应先生小客厅的常客。

   这小客厅是个高雅的“文艺沙龙”,也是不设门槛的“白城茶座”,它是我们心灵的温馨港湾和花园。在应先生家中,这间小客厅也担负着餐厅的功能,在那里我们不仅享用了饕餮的精神大餐,也享用过先生亲手烹饪的精致家宴。我的老师,曾担任过厦大中文系主任的郭启宗教授说:“我是应老师最老的学生,我1956年考上厦大,应老师1958年到厦大中文系任教,我们相处也有53年了,接触较多。应老师的家长期以来高朋满座,有著名学者,也有工人,农民,这让我敬重她,她也对我很好。以我们53年的交往,我觉得应先生值得这么多人敬重。”(引自许永惠《永远的白城———应锦襄老师追思会纪实》)

   我的师妹,厦大文学院博士生导师林丹娅写道:“这么多年,去应老师家,吃她与芮老师做的饭菜,喝她泡的茶,品尝不知从什么地方送来的稀奇点心,有时疏有时密,也不知有多少回。她的为人为事看到眼里记在心里的事情很多很多,积攒起来像一朵祥云,氤氲笼在应老师的花园上空,数也数不清,它也构成了包括我在内绝大多数人无法企及的真善的高度与厚度。我相信大多读书人都以刘禹锡《陋室铭》中的“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为自得,以为那是种高雅高贵的很值得高傲的生活境界。可后来我从应老师那里才深切地感到,真正的高雅与高贵是什么。应老师出身江浙名门,家学深厚,其父即为留美博士,本人生长于上海,上世纪50年代初毕业于复旦,后考入清华研究生,师从吴组湘等名师,全国院系调整后,即毕业于北京大学。这样的出身与出师,已然注定她才学的不同凡俗,而何况她才识高拔,敏思厚学,文学造诣极深,凡事自有精见卓识,照常理推测,她最有理由清高,最有本能万人不入她的眼!可她没有,完完全全地本本真真的没有。我不知道她是如何拥有这样伟大的情怀与境界的。作为教授,她真正做到有教无类;作为常人,她真正做到有交无限。她安放我们中间的花园,真正地不设门槛没有歧视没有偏见,无论精英宏儒还是平民白丁。无论年长还是年少,无论近亲还是陌生人,只要你诚心地走进花园,你一定会得到一份无法忘怀的美丽与熏陶。”(引自林丹娅应老师的花园之一:写在应老师离开的时候》)

   我的79级师弟汪舟回忆:“应老师家是我和一些同学喜欢造访的“文学沙龙”。在那里,我们一边喝茶喝咖啡,一边听应老师谈论对文学的见解,气氛轻松愉悦。应老师的丈夫芮老师同样热情好客,常常会留同学吃饭,几道小菜、几杯小酒,其乐融融。…… 如今,应老师走了,我们再也听不到她那爽朗的笑声,听不到她那带着文学意味和人生智慧的言谈;我们再也享受不到在她的客厅和花园里所营造出来的那种温馨雅致的情调,再也品尝不到应老师和芮老师为我们准备的虽然简单,却又很有特色、很可口的菜品和点心。应老师那种淡定脱俗的气度,那种文学生活化和生活文学化所散发出来的魅力,以及师生互动所产生的那种心灵上、精神上的愉悦与感动,已经成为一种美好的回忆了。(引自汪舟《生命依然在延续——悼念应锦襄老师》)

   还有一位年轻的师妹说:“我在那个被很多人在悼念文中提到的小客厅里,几乎是很少讲话的,因为我的大脑全部拿来听了,那是我灵魂的沐浴室,我的其他一切器官都是完全放松的,除了大脑在飞速的旋转:吸取、记忆、联想,反复在自己和世界之间回旋,在时间和空间之间飞跃,在昨天和明天之间沉思……我是毕业半年之后,在厦门流浪的日子里,在一个极其偶然的机会里,幸运的结识了这位德高望重的老教授,当时她已近八十高龄,那时我对她的一切一无所知。但是在第一次见面之后,对于她的白城茶座的向往,便一发不可收拾,其感觉如久旱遇甘霖。她关心我的思想,关心我的独立性,也关心我们的成长。她对于社会和人类的热爱也是孜孜不倦的,‘她有一种很人间的情怀,爱所有的生命,认为所有的生命都是应该被关心和照顾的’,从她身上很容易感受到盛嘉老师讲的那种知识分子的影子(具有渊博知识、强烈社会责任感和人格正义感的人叫知识分子),也许正是由于这种知识分子的情感,平凡如我这样的学生,仍然可以像其他一切名誉一身的学生一样,到那个令人神往的白城茶座里一坐几个小时。”(引自余帅歌《想念应老师》)

   迷恋应先生家小客厅的,绝不仅是他们的弟子们,因为我是那里的常客,在那里见过许多著名的学者:草婴、谢冕……;认识了许多来自各地、从事各行各业的人士;遇到过二位先生被下放龙岩农村时的乡里乡亲,来自港台和国外的学者、友人……

   我在这小客厅里认识的《厦门文学》编辑,作家泓莹写道:“应先和芮先早就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起先是我常常在她家闲坐,海阔天高聊到深更半夜,然后很奢侈地打车回杏林。有了车之后,老公来接我,他是与文学离了十万八千里的人,却与应先芮先好得不得了。‘他们太有趣,太有意思了’,他说。他有时会出其不意给先生买一些很实用的器物和很孩子气的圣诞礼物,应先生很喜欢,总是说,要专门为他做一次菜,请他吃饭。我说不是吃过无数次了么,她一本正经地说,那不算,要单独做。我不敢说是应先生的弟子,因为我是个没有什么学历,也是没有什么学问的人,也的确没有那么好的运气,正儿八经坐在厦门大学的课堂上听先生讲课,但我在应先生的家里总是像一尾快乐的小鱼,什么话都是可以说的,而先生学识渊博似海,妙语如珠,任何时候都令你乐不思蜀。”(引自泓莹《我相信应先生不希望看到我呼天抢地》)

   应先生、芮先生不仅学富五车,热情好客,关爱学生,还都烧得一手好菜。在“私房菜”时髦的时候,我曾同二位先生开玩笑,说是他们可以开一家“教授私房菜”馆子,我们都来参与,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凡在这兼做餐厅的小客厅里吃过饭的,无不对先生的“私房菜”念念不忘,津津乐道:“我有时下午会找应先生聊天。应先生十分好客,对我十分热情,每次都拿出点心请我,还亲自烧水泡茶,斟给我喝。有几次还特地打电话邀请我去她家吃饭,应先生亲自下厨,用微波炉烤出鸡丁来,好吃极了。去她家听课的学生有时也在她家吃饭。”(引自石兆佳《回忆应锦襄先生》)

   我的师妹,厦大文学院副院长李晓红博导回忆:“……每次到应先生家上课时,大家很雀跃,不仅是精神享受,而且先生常常有好喝的茶、好吃的茶点招待我们。而且应先生还经常请我们这些研究生打牙祭,她知道我们少油,知道大家喜欢吃红烧肉,故每次都一定会有好吃的红烧肉。有一次我惊讶地发现沙龙的女主人应先生居然在厨房里忙碌着,我问她:应先,您也会做菜呀?!怎么我以前都只看到您在客厅里与我们聊天呢?应先生说:你们是我的客人,当然是我来接待你们呀!如果芮先生的客人来了,就是我在厨房里了!”(引自李晓红《生命早有她的式样,我唯有临摹——追忆我的恩师应锦襄先生》)

   现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研究所研究员的李清,是应先生的研究生。她记得:“每次应老师讲完课,芮老师就笑眯眯的上来对我们说:你们跟她学,也跟我学学。然后把我们引到饭桌上,摆上几个酒杯,给我们斟上酒,就着桌上的花生米和小菜,就喝起来。这些酒有时度数很高,我平生第一次感受到酒能像刀子一样从喉咙割下去。后来毕业后有一天,我顿悟到东北的“烧刀子”,大约就是形象的形容酒性烈,像喝刀子一样锋利。芮老师成功的把我和子潮培养成了能喝酒的弟子……三年的时光,不知在芮府吃了多少的饭,过过多少快乐的节日,留下多少难以忘怀的回忆。有时我和丹娅从外面回到宿舍,就会看到门上贴着芮老师的字条,要我们回来后去他家吃晚饭。我们一声欢呼,就蹦跳着去享受美食,到了芮府敲开门,芮老师就乐滋滋的迎上来:我又创造了一道作品。然后就把自己新发明的菜肴给我们端上,这时应老师也往往亲自指挥保姆炒上几个菜来招待我们。印像中应老师最拿手的是拌沙拉,那可真是我吃过的最美味的沙拉。”(引自李清《我的导师应锦襄先生》)而李清说的另一个“能喝酒的弟子”盛子潮(厦大中文系82级研究生。前浙江文学院院长,国家一级作家。)也坦言:“1982年,我从一所小城的大学考研投奔到先生门下,先生家的客厅成为我心灵的栖息地。先生在客厅为我和师兄以建授业解道,一年后加上师妹李清,师弟朱双一,后来先生的先生芮老师也像学生一样听课,每到结束时,芮老师会问一句:结束了吗?得到肯定的回答后,孩子般地叫嚷:喝酒,喝酒。于是,我们就去‘地窖’选酒——那‘地窖’藏着多个品种的酒;打开冰箱取下酒菜——冰猪头肉、酱萝卜之类,此刻,先生以慈祥的目光看着这一群长不大的孩子,有时她也喝上一小盅,于是笑语混合着酒和烟的味道在先生的客厅里弥散。而我的酒癖大约就是那时种下的。”(引自盛子潮《泪湿衣衫悼恩师》)

   更难得的是应先生1959级的学生郑波光老师,在自己2007年4月14日的日记里,居然记下了菜单,“应锦襄、芮鹤九老师伉俪中午在他家设家宴,一色江浙家乡菜。我记性不好,回来晚上边看电视边回忆,居然完整回忆上来:八菜一汤,八菜,1,意大利咸肉;2,青豆;3,鸡卷;4,糖藕;5,糯米肉丸;6,茄子;7,短炸卷;8,黄桥烧饼。一汤,黄酒闷鸡汤。黄桥烧饼是女儿来看望带来的,昨天刚走。最特色糖藕是最地道的家乡菜(这是应老师特别强调的,她对这道菜情有独钟)。”(引自郑波光《应锦襄老师音容宛在》)

   不过这间小客厅最吸引人的是它的主人应先生和芮先生的人格魅力。“应老师出身名门,优雅高贵,从容大气,有名门之后所有的优点,却没有名门之后惯有的缺点;她是学者,学贯中西,造诣精深,有学者所有的优点,却没有学者身上惯有的缺点;她是教授,教书育人,诲人不倦,有教授的所有优点,却没有教授身上惯有的缺点;她是女人,美丽可亲,品味超凡,有女人身上所有的优点,却没有女人身上惯有的缺点。”(引自作家黄静芬在应先生追思会的发言)因为她的一辈子就是在不断地学习中度过,而她以她的人生、她的生活昭示给你的就是:像她那样活着,才是美好的一生!她用她的生活告诉你:不停地读书、不停地学习已经成为她的生活方式,也应该成为你的生活方式!她用她强大的气场,让一代又一代的学生们聚集在她不大的白城客厅,流连不已!……”(引自李晓红《生命早有她的式样,我唯有临摹——追忆我的恩师应锦襄先生》)

   二位先生生前教书育人,为这个社会奉献了一生、一切,就连死后,也将遗体捐献供教学科研之用。正如师妹丹娅所说:他们的一生,“无论从境遇还是身体上来说,其实都是倍受困扰而不尽如人意的,但她付给这个人世的,却是最完全彻底的美好,没有丝毫的保留---包括她最后捐献给医学做研究的遗体,没有一种出自本真本善的大悲大爱,又岂能做得到这一切啊。”(引自林丹娅《应老师的花园之一:写在应老师离开的时候》)

   二位先生笑面人生,也笑对死亡,应先生说:“不去思考死,因为我不以为死是终结。每个个体人生,都不过历史长河中一滴水,它虽渺不足道,但任何千古长流,都是以它而成的。巨浪飞沫,各有现实意义。就是最微小的水珠,对干涸的河床来说,都有重要的湿润作用。”(引自应先生给南燕的信)难道不是吗?受他们雨露甘霖滋润的满天下桃李,枝繁叶茂,硕果累累,正延续着他们不朽的生命。

   虽说新白城9号楼的那间小客厅依旧还在,陈设也不曾改变,但它的主人,我们最敬爱的应先生、芮先生已经远行。“既便是在厦大这样的高校里,应老师这样出身名门,出师名校名师,同时自个又学问精到境界超拔的老师或许还有得找,但一如她这样可以在众多的学生与文友中,置放下一座无比美丽温馨而富有营养的心灵花园,则几乎没地方找矣。”(引自林丹娅《应老师的花园之一:写在应老师离开的时候》)这也正是我对那间有应先生和芮先生的小客厅,如此眷恋,如此难忘的原因……

 先生的小客厅
二位先生在自家小花园与弟子合影

左起:朱水涌、李晓红。右一:老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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