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朋友那里借了何兆武的《上学记》，

看开始的几十页的时候，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当今天看到1939-1946年何兆武在西南联大的七年，突然看的很激动。看他们那时的自由，那自由的年代除了那么多才子，我记不住那么多，像杨振宁、黄昆、邹承鲁那个年代的人都是西南联大里飞出来的凤凰。当然我的激动不在于这些名人，毕竟我对他们了解得并不多，太遥远的东西我总是不愿去理。而像邹承鲁在一次采访中回答关于“为什么你们那个年代那么艰苦，却出了那么多的人才？”，他的回答只有两个字——“自由”！没有人管你上不上课，起床睡觉——生活自由；图书馆里的书随便看——资源自由（用词用得不太合适）；课随便听，专业自由——只要学分修满就可以自由转专业；一大批优秀的学者教授科学家无教科书式的授课——方式自由、内容自由、观点思想自由；学生之间的思想自由交流，没有限制……

那时候的自由并不是散漫。现在的散漫其实主要是跟专业学科枯燥所致，未必全怪学生。对我自己而言，我的散漫其实只有一小部分是懒。有点找借口的样子。

事实上不是，教科书式的教育我不喜欢。我往往看不到自己的需要，我只能归纳我所走过的路。我喜欢的课：中国医学史——王立老师的思想和对我们的劝导、建议，在这两年越来越显出其厚重；中外音乐鉴赏——老师有自己的想法和理想，给我们丰富了多元文化；中外美术鉴赏——老师的知识储备量很大，也属于多元文化；医学物理学——她从一个学科上让我们看到了整个自然科学的美丽和璀璨；中国科技史——林殷老师的个人魅力散发着无穷的力量……

这所有的内容几乎全是选修课，因为是选修课，无论老师还是学生，负担都很轻，可以没有教科书，老师可以更多的阐述自己的观点、思想，内容丰富。而多数的专业课都是照本宣科，从期末考试就可以看得出来。我曾经不太去上课，考试前几天才去看书，看看书看看题就基本不会过不了。虽然也很累，这就说明了，其实，如果只是照本宣科，自己学，会比上课的效率高很多。

杨桢的课座无虚席，原因就在于他的内容里有自己的想法和临床的收获，课本自己去看，上课就必须听他讲，多听一点，就多一点收获。李国彰的生理课也是，由他本人的学科和研究思想在里面，他是中西医结合的，此生致力于中西医结合事业，于是从他讲课的内容里就会有所体现。

我之所以那么激动，用几乎颤抖的手激动地写下我此时此刻的感受，就是被那时的学风感动了。那时的老师，讲的是同一门课，两个老师的课都可以去听，两种收获。而我们现在的课，两个老师讲，几乎别无相异，郁闷。那时的老师可能讲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只讲易经就讲一个学期，重点不在于有没有完成学科任务，而在于这些东西真正有价值。

何兆武生于1921年。他那个时代的人真是单纯得很。我翻过或者听过一些那些年代的人讲他们的经历，都怀着单纯的信仰，也都单纯地认为他们的社会会越来越好，他们的生活也会越来越美好。人的精神富足了，就幸福得多。再说书中提到的，因为当时人心单纯，人性之间的美丽就很明显。因为当时娱乐文化很少，同学之间的学术，思想交流就是他们课余的丰富生活。

何兆武后来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补充了邹承鲁的话，“自由”还是有些粗的，于是他改成了——自由地发挥你的潜力。

西南联大那几年，都是只要你厉害就请过来，你想教什么就教什么，没有条款限制的。那些如雷贯耳的大师：胡适，钱钟书，陈寅恪，钱穆，朱自清，闻一多，沈从文，吴宓，梅贻琦，华罗庚，冯友兰，金岳霖，叶企孙，周培源，吴大猷，陈省身，吴晗……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观点自由地讲课，可以一堂课几千年，也可以一年讲不完一个时代，一个话题……学生也是爱学什么就学什么——何兆武就转过四个专业。所以那时候出了一批特别耀眼的优秀人才，后来再也没有过的。那些后来叱诧风云的同学：杨振宁，殷海光，汪曾祺，黄昆，王浩，张守廉……什么性格，什么观点，什么倾向都有，可以毫无顾虑地激烈辩论，也可以骂骂不喜欢的领导人，比如蒋介石，比如校长…… 想起胡适说，“没有学术自由，哪里谈得到学问？”唐德刚试探的问，至少可以搞点自然科学，胡适有点蛮横的说，“自然科学也搞不好！”

何兆武说，在西南联大的7年，是他一生中最惬意、最值得怀念的好时光。《上学记》对我们的冲击，更多的还是他们那一代的读书环境和我们现在读书人的环境之间差别的冲击。《上学记》的内容非常丰富，无论是我们，还是现在的教育者，都非常值得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