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太清何时结识龚定庵（二）

但太清作此剧，似乎还不仅仅是为了纪录与奕绘的相恋过程。

道光十八年(1838)七月，太清与奕绘正式定情之后十四年，奕绘去世，年仅四十。家室龃龉，腾以蜚语。三个月后，太清被婆母逐出家门，携子女析居西城养马营，备极凄惶。太清有诗题《七月七日先夫子弃世，十月廿八奉堂上命携钊、初两儿，叔文、以文两女移居邸外，无所栖迟，卖以金凤钗购得住宅一区，赋诗以纪之》，可概见其情[1]。而当时蜚语之甚者，传太清与龚定庵（1792-1841）有暧昧之情。

龚定庵《己亥（1839）杂诗》第209首云：

空山徙倚倦游身，梦见城西阆苑春。

一骑传笺朱邸晚，临风递与缟衣人。

诗末自注：“忆宣武门内太平湖之丁香花一首。”[2]此诗意境朦胧，但地点显然指位于太平湖畔的奕绘贝勒府；那“丁香花”及“城西阆苑春”，自然指向太清西林春。

冒广生（1873-1959）在1907年撰《读太素道人〈明善堂集〉感顾太清遗事辄书六绝句》首次拈出这一公案。其第六首曰：

太平湖畔太平街，南谷春深葬夜来。

人是倾城姓倾国，丁香花发一低徊。[3]

此一公案经冒氏拈出之后，曾朴又将其写入《孽海花》，语甚不堪，遂引发轩然大波，余波至今未已，后人称之为“丁香花案”[4]。

冒广生之说，实闻之于其外祖父周星诒（1833-1904）。他在宣统元年所刊风雨楼本《天游阁集》作识语曰：“少时闻外祖周季贶先生（星诒）言太清遗事綦详。”[5]周星诒与定庵为同时代人。也就是说，冒广生并不是仅仅凭藉定庵的诗句加以演绎，而是先得到定庵同代人关于定庵与太清交往的说法，然后在定庵诗中找到证据，并加以发挥的。他见到曾朴将定庵此事写入《孽海花》（1927年版）中后，说是“不意作者拾掇入书，唐突至此，我当堕拔舌地狱矣”[6]，这也只是忏悔自己不该说出人之私隐，但并不以为自己厚诬他人。

另外，文廷式（1856-1904）《琴风余谭》也说到太清“词集中，与阮文达（阮元）、龚定庵俱有唱和，锡尚书（锡珍）有摘钞本。”[7]不过，今传太清之《天游阁集》与奕绘之《明善堂文集》内尚可见与阮元唱和之章，而与龚自珍唱和之什，已不见踪影。

按：今人所见太清与奕绘之集，多系太清晚年所定，自是编定时有所删削，以掩其迹。要之，龚定庵与奕绘、太清曾有交往并相唱和，当无疑问。

也就是说，即在道光十九年（1839）前后，顾、龚有染的流言已经出现。故太清于道光十九年夏所撰《桃园记》传奇，似有借传奇以自明之意。前引《题〈桃园记传奇〉》词上阕已表明此剧并非叙写终成眷侣的快意，而系用红泪点染，内中有铭心刻骨的相思，也有泣血难诉之隐痛。下阕云“记取盟言桃花下，问三生石上谁安置？”奕绘写与太清相恋时的《子夜歌慢·无题（其九）》，有“问三生、可要完全，唐宫钿盒”句，此似与之呼应。故《桃园记》传奇，既是追忆与奕绘之姻事如蒙观音大士之作合，借剧中人之口，再申“愿生生世世永谐伉俪；若改初心，天诛地灭”之盟誓，以期三生石上重逢，同时也在某种意义上是回应当时之流言蜚语吧。

当然，太清被逐出家门的原因不会如此简单，例如与奕绘嫡妻所出之子的冲突可能是更主要的因素，婆婆原本就对太清不喜欢，也是诱因之一，两度嫁人，而丈夫均早逝，更易成为婆母迁怒于人的诱因。但上述流言无疑也在其间推波助澜，伤害到了太清。所以，在被婆母赶出王府之时，太清作诗有句云“亡肉含冤谁代雪，牵萝补屋自应该”，前句申言其冤屈，后句则谓亦当自谨。也就是说，“暧昧之事”固属冤枉，但往日处理容有失当之处。

巧合的是，太清被逐出王府还不到半年，即道光十九年（1839） 四月二十三日，龚定庵未携眷属，独自仓皇离京，颇启人疑窦。定庵更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八月，暴卒于江苏丹阳。两者结合，遂成稗史艳情附会生发的绝佳佐料。

如孙静庵《栖霞阁野乘》谓：“定庵以道光十九年，年四十八乞休。二十一年，五十岁殁于丹阳。其殁也，实以暴疾，外间颇有异词。初，定庵官京曹时，常为明善堂主人上客，主人之侧福晋西林太清春，慕其才，颇有暖昧之事，人谓定庵集中《游仙》诸诗，及词中《桂殿秋》、《忆瑶姬》、《梦玉人引》诸阕，惝恍迷离，实皆为此事发也。后稍为主人所觉，定庵急引疾归，而卒不免，盖主人阴遣客鸩之也。”[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