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微凉的季节，我住在回龙小学那间古老的小木屋里，低矮的天花板，报纸敷的墙，陈旧的木地板。
　　小木屋内，除了一张吱吱呀呀的木床，就只有两张学生用剩的课桌，和几条很旧的核桃木板凳。我把一张旧课桌铺上报纸，当作办公桌，在上面看书、备课和批改作业。又在另一张旧课桌上垫了胶纸，用来置放炊具和洗漱用品。一瓶“飘柔”，一块洁白的“舒肤佳”，让小屋的四季飘着香。
　　小屋有两个不大的窗，一个朝向后山，是学校的操场；一个朝向右山，是一片茂密的树林。白天，孩子们出早操的声音、读书的声音、嬉戏的声音，以及偶尔的哭闹声赶走了山村的寂静，也让朝向校园的那扇窗不得安宁。
　　另一扇窗，则是属于宁静的。推开窗，是满目绿的葱茸，或是漫山红的烂漫。清晨和傍晚，成群结队的鸟儿从窗前飞过，它们或大声喧闹，或婉转歌唱，惊起一阵欢腾。习惯了坐在窗前，看书、备课或批改作业。累的时候，微微抬头，看看窗外那些或绿或红的景象，以及不经意间掠过的晨雾。闭上眼，深深吸一口气，顿时轻松许多。
　　几泼春雨过后，窗下的绿春花便竞相盛开了，直至盛夏。某个周末的清晨，在阳光的照射下，一簇簇红的绿春花在绿叶中招摇着，甚是好看。我用小刀把小屋木板墙上的报纸划开，露出了一个不大的长方形。然后用各色粉笔，照着窗外绿春花的样子，在长方形的黑色板壁上画。不一会儿，几朵鲜活的绿春花便绽放在墙壁上的报纸中间，在那乌黑的地方芬芳起来。
　　当春风拂面，小窗对面山上开满了映山红的时候，我会忍不住遐想：要是有一位心爱的女老师，就在这窗前，和我一起赏这漂亮的花儿，该有多好？可那时没有，也不会有女老师来到这山上。因为她们都知道远在天边的回龙小学，是要走四五个小时山路的。
　　深秋和寒冬腊月的夜晚，是山上面最难熬的时光。小木屋的墙壁透风，总会有刺骨的风从缝隙里呼呼地钻进屋来，让人不禁瑟瑟发抖。山里的电压低，电炉那微弱的光不会让人暖和；即使选择钻进了被窝，一时半会儿也暖和不起来，因为山上的空气湿度大，闲置了一天的被窝是润润的。于是我选择了苞谷酒。看着书，喝两口土巴碗装的苞谷酒，身上就慢慢地暖和了。
　　那些年山里没有手机信号，即使是在山外的小镇上，也很少有人用手机。山里唯一的对外联络工具，是村委会楼上那部碰运气才能打通的座机电话。但扎根在深山的人，是极少有人惦记的。
　　在那些寂静的岁月里，是一个小小的录音机陪伴着我度过，滋润着孤寂的心灵。因为收不到广播信号，录音机便循环地播放着几盘磁带，记得是理查德•克莱德曼的钢琴、轻音乐专辑《森林狂想曲》，还有？哦，想起来了，还有刀郎的《2002年的第一场雪》。
　　为了充实生活，也为了让自己不至于被大山的原始落后给覆没，我每年都会在邮电所定一两本时尚杂志，用阅读的方式去感受大山外面大千世界的精彩。在那精神生活极度贫瘠的岁月，等待邮递员送书的日子，也是洒满阳光的，无比美好的。
　　时光不经意间逝去，那些品酒、读书、听音乐的微凉季节，都成了珍贵的往事。
　　又是一个微凉的秋。我陷在小城六楼柔软的沙发里，温柔的灯光缓缓地散落在小桌暖色的条纹桌布上，照射着桌上的两盆藤萝，和几本书。
　　情不自禁地点击了《森林狂想曲》，没有了刺骨寒风的袭击，一切看似温馨的、幸福的。我却情不自禁地，欲罢不能地怀念起那些痛并着快乐的日子，那些寂静的、诗意的日子来。
　　

　　

 

  

 

　　远在天边的回龙小学，是要走四五个小时山路的。 　

　

 

　　学校远眺。 

　　

 

　　学校和民居掩映在绿茵从中。 

 

　　回龙小学的操场，您能猜出我住的是哪一间房间吗？ 

　　

 

　　村居。 

 

　　村委会和小卖部。 

  

　　

 

　　这里就是全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