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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买到的旧书中,偶然发现了一张1972年发行的上海粮票,而且是著名的上海半两粮票。这张粮票,在很多人写的关于上海人的文章中提起过,并成为上海人精明小气的例证。那时是计划经济,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卖给谁,多少钱卖, ,谁都做不了主,都由国家来定。消费者呢——那时哪里叫消费者,没钱,有钱也没东西,还想什么消费?有饭吃就不错了。——买什么都要凭票,一个人一个月的粮食有定量,吃完了你的定量,对不起,饿着吧。这是城里,好歹有口饭吃,要是在农村,没饭吃的是常事。但是到了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谁家要是有个农村亲戚,没准就让人羡慕呢,很可能会从农村亲戚那里收到一包白薯干,让别人馋死。
我工作的时候,凭票供应的历史还没有结束。粮油票是各省自己发行自己的,要是到外地出差,就要先开了证明,然后用地方粮票加上油票去换全国粮票。那时手里有全国粮票,还多少是有点身份的象征。
那时也到上海出差,因为用的是全国粮票,所以不记得有半两粮票,但是记得上海坐公共汽车时,好像有三分钱的车票,我当时也觉得挺新鲜的。不知道我的记忆是不是对的。
上海那时一碗阳春面好像是一毛一分钱,我记不清了,有上海朋友可以给校正一下。我记得那时没少吃阳春面。一碗细汤面,撒点葱花和盐,汤上漂着一星星猪油,这就是阳春面。
那时的生活,和现在比就不叫生活。
我说的是80年代中。那时到外地办事,还不兴吃请。不是不兴,是那时谁都没钱请客,安排在机关学校的食堂里吃个饭,已经是很好的待遇了。再有好客的,就只能是请到家里吃一顿。我第一次在外地请客是1982年在杭州,我参加一个文学会议,认识了几个弟弟妹妹,就请他们一起到我住的饭店吃饭,吃的是五毛一份的份饭,有两条小鱼和一碟有肉的炒菜,来了六个人,加上我一共七份,花了我三块五毛钱,那时就算是大餐一顿了。
生活变化就是快,这一切仿佛就在昨天一样。但想起来的时候没有苦的感觉,相反,倒有一种很得意的心情,不知道是为了什么。比如说那时四处采访,我们坐着卡车在青藏高原上奔走,又冻又饿;我住过五毛钱一晚的旅馆,是睡在过道上;在东北的山上饿得吃挖金人掉下的生豆子。现在想起来都挺有意思的。
可能是,现在城里有的人想受点苦,太困难了。
这张半两粮票,就是那个物资匮乏年代的产物,其实与上海人是不是小气精明没有关系,那个年代,人们不得不这样应付生活。
现在呢,现在人们是在应付另一种生活。我只能用“另一种”三个字了,因为我也说不清,现在我们有吃有喝了,却忙忙碌碌是在应付什么样的生活。
枯叶网友纠正:
电车是4分,7分,1毛三,
老东网友的留言,感动死了:
啊,粮票,记忆太深刻了.
记得有一次早晨,家里的厨房飘来一股香味,进厨房一看,妈妈正在炒油炒饭,因为今天爸爸要参加厂里的车辆大修,是重体力劳动,必须吃饱,而且还要吃耐饿的饭,照现在看来油炒饭算得了什么啊,但在当年,这是十分不容易的啊.因此我也就和爸爸一起享用了这顿美餐,因为我要上学.当时只顾低头吃,可以想象当时那种吃饭的样子,根本没注意爸爸已经停下了筷子,我很快吃完了碗里的饭,抬起头一看,爸爸一碗饭只动了一点,爸爸看我吃完了,立即将自己碗里的饭拨了半碗到我的碗里,爸爸还要让我吃,我把饭拨回爸爸碗里,爸爸又拨回来,还叫着我的小名说,你是要上学的,吃饱了精神更集中,好好读书,将来就不愁吃油炒饭了.一直到现在,只要看见油炒饭我就想起当年的情景,苦苦的,酸酸的......当年多少家庭都在演绎着同样的情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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