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愿意接受命运之神的一切馈赠，只拒绝一样——平庸。

 

 

    傅：我想先跟您聊两个定位，第一个是您对自己人的定位，第二个是对自己散文的定位。文学圈里有人送您很多称谓，诸如“军旅文学三剑客”、“新边塞诗的抗旗人”、“新疆文学界的巨人”、“文化游记四大天王之一”、“文坛的翘楚”、“城市的心灵”，等等。还有好多人也许不纯粹是调侃地说，您已经成为乌鲁木齐的新疆珍贵的土特产之一。面对一大堆空洞的光环，您有过哪怕瞬间的晕旋没有？我觉得那都是些单向的限定，干脆称谓您诗人最好。毕淑敏在《天山大侠周涛》一文开篇即称您是“喜玛拉雅鹰的转世灵童”。那么您觉得自己是天山上的“稀世之鸟”呢？还是戈壁上的“荒原狼”？您怎么给自己一个客观的定位？

 

    周：我始终觉得自己只是个普通人，从来也没有老想着怎么定位。写过诗，但不一定是诗人。因为，他写诗的时候是诗人，未必平时的生活当中事事处处老记着自己是诗人，是吧，平常生活当中你应该是个普通人。我觉得这些称谓都是朋友们的一种错爱、抬爱，“转世灵童”咱担当不起，但人家是一片好意。我觉得，朋友们的抬爱作为文章表述出来，都有些夸张是吧，总是要把这个人说的与众不同，才能表达自己那种友谊。但实际上讲，普通人最合适。土特产也行，我确实有点像土特产。但客观地给自己定个位的话，我觉得新疆解放以后，我能算是在大规模的中原文化和西域文化交融过程中一个小小的文学导体。可能也还有别的导体，比如经济的、政治的，都有一些代表性人物。而我是两种文化大规模交融过程下的一个导体。

 

    傅：第二就是想请您谈谈对自己散文的一个定位。徐志摩在他的散文《我所知道的康桥》里说，他思想文化的视野都是康桥胚胎、打开的。

 

    周：康桥就是剑桥吧，我还不太懂。（笑）

 

    傅：您来自西北，精神气质和血脉当中有许多都是西北的东西，您觉得自己的散文，从它的精神脉络、血液、肌理、灵性的东西来考察，是不是有很多是来自大西北的风情、地域以及历史文化的特征？

 

    周：那肯定，因为我九岁小学三年级时就到了新疆。跟我父母去了以后，我就生活在那里。这么多年，南疆北疆都生活过，所受的文化熏染，除了中原文化的影响以外，很大成份是西域的，是来自两种文化交流过程中的一种影响。维吾尔人的、哈萨克人的、回人、乌兹别克人的、塔吉克人的，或多或少都有影响。所以我为什么说自己是“西北胡儿”呢？从人种学上说，我填的民族成份是汉族，但要从文化意义上说，我就是在血脉非常混杂的状态下形成的一个“化外之民”嘛。如果从儒教思想上来说，我就是这样。我的散文产生在这样一个地域和文学当中，不管是好还是坏，与内地的很多作家有很多不一样的价值趋取向，人生态度，包括表达方式，都是有区别的。因而，有些人喜欢这种区别，有些人就排斥、讨厌这种区别。这种人生姿态和精神状态，容易引起某一类人的不高兴，我想也是很正常的吧，因为它是一种文化反差。

 

    傅：有很多读者读您的散文感觉里边充盈着一种刚柔相济的美，阳刚气实足，有霸气、血气，甚至还有“匪气”，真正开拓了中国散文写作的新境界。我喜欢用“神气儿”这个词，您觉得自己的散文有一股什么气没有。

 

    周：什么霸气、匪气的，我都不反对。但我并没有感觉到我有那些气，自己就觉得有点灵气。

 

    傅：也许是灵气成就霸气和血气。

 

    周：那些气读者说我有，我就得承认我有，是吧。可我自己却从没有刻意追求那种东西，这种气可能和环境有关，也许还沾染了一些不良习气。

 

    傅：我们习惯上称作“气”的，有一种综合、复杂的很深沉、厚重的历史文化在里面。

 

    周：实际上，到了大西北，到了新疆，搞文学以来，我自己觉得还多少有一点灵气。剩下的那些气，我自己没有追求过。如果别人说有，我想是那块地域、水土和人们的精神状态辐射到我身上，使我的作品里多少有一点。假如有那些气氛，我感到非常庆幸，尤其是匪气，其实我“不匪”。很儒雅是不是？还是比较温文尔雅雅吧。

 

    傅：看上去跟贾平凹或余秋雨这样的朋友比起来，您好像是具有一点“匪气”。他们好像更有谦谦风度。我知道您和贾平凹是很好的朋友，但你在为人、性情和散文的风格上和贾先生是迥然相异的。您觉得您与贾平凹在散文写作上有哪些主要区别？

 

    周：我觉得平凹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我非常钦佩他。可以说，他的文化里主要是风情、土地，西安的古老文化滋润了他，养育了他。同时他也有乡村的文化，土地的文化。他当过农民，种过地呀。地气很重要，他有地气。

 

    傅：西北“三秦”的地气。

 

周：你没有真正在这个土地上生存过，劳动过，求生过，这是一个很大的缺陷。你看我们这个中国文坛上，当然不是全部了，有几个农民出身的作家，真在家里种过地的，在农村生活过一二十年的？一旦他们的才气、眼界忽然间打开，那种蓬勃的才华往往是城市长大的人无法比拟的。我在想这个问题，凭什么他这么厉害。

 

    傅：简单的说法就是它来源于地气。

 

周：我觉得这是他和土地的关系，而我们的欠缺，恰好是在这里。我们比他们不缺乏的聪明才智，学到的知识，看过的书，也不比他们少。最后我想了想，只缺一个条件，地气不够。

 

    傅：如果用您自己的话说，是地气不够或者欠缺的话，您在另一个方面倒是很充足的。我觉得您的性情非常好，我读您的散文一个很明显的感觉就是，颇有魏晋风骨，不管为人还是为文，能感觉到里面有一种狂狷之气。您对自己这种文中的品格也好，内在精神也罢，有没有一种自信、自查？

 

    周：我觉得人家老说我狂，我并不狂。我觉着很直率、不藏话，有什么想法都说出来，憋着难受呀！交友不设防，为人不设防。谁坑了你，这一辈子都不知道。如果有点狂狷的话，我还是赞成这种狂狷的，狂者进取啊，狷者有所不为，进取精神应当是人生一个非常重要的精神状态。我不喜欢过于韬光养晦，城府很深的人，为了达到目的，不惜丧于人格。我觉得人要活得堂堂正正，站着活。有的人你看他成功了，但他的成功是建立在一次又一次人格的失败上，造成了一个虚假的成功。有的人失败了，但他的失败建立在胜利地坚持每一次都建立在自己的人格的足迹上，实际上是个假失败。所以我看阳光卫视的《杨澜访谈录》印象非常深，她访梁从诫时，梁从诫说：我们家三代都是失败者，梁启超、梁思成、梁从诫。他敢于承认他们家三代都是失败者，其实他们三个人哪一个是失败者？都没有失败。

 

    傅：他们的价值更多是在追求的过程当中实现着。

 

周：我们提起这些人的时候，往往有高山仰止，肃然起敬之感。为什么呢?他们的人格，万金难买。有些人看起来，似乎取得了个什么头衔。但是你知道他是怎么取得的吗?背后藏着多少可耻的交换，实际上走向了失败。

 

    傅：所以有些评论家在说到您的人品、文品时，喜欢用这样一个形容词，就是顶天立地军中一血性男儿。

 

    周：这话不敢当。

 

    傅：我很喜欢您的《读〈古诗源〉记》，这好像是被很多读者忽略掉的。读它我总觉得您的散文在精神脉向上很大程度源于魏晋。我不知道您在为人为文或审美取向上，有没有受到魏晋文人直接的影响？对魏晋文人有没有过学术上的研究？

 

    周：没有。严格的说，假如有相同之处，也是某种文化血脉上的相承，它自然就流露出来了。刻意去学未必能学到精髓。它既然已经存在了，今后历史上也不可能从此消失。总有相似的人，相似的生命走类似的道路。但不一定是完全一样的。

 

    傅：就是说，周某人的气质与一千多年前的魏晋文人遥遥相对。

 

    周：有这么点承接关系也可能，是吧。我真正知道魏晋风骨，还是看了鲁迅的那篇《魏晋风骨与与酒的关系》，其他的史料没看过，更多一点就是余秋雨写的魏晋的阮籍、嵇康。

 

   傅：更多的还是精神上的沟通和契合。

 

   周：自然而然的，总是要有一些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