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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画我们“千疮百孔”的生活

(2010-08-05 09:1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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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分类: 评论

描画我们“千疮百孔”的生活

——宗利华长篇小说《越跑越追》读评

文/李朝全

我们的国家正处于重要的转型期。这个时代,这个社会,一切都在发生着历史性的变革。我们的生活亦是如描画我们“千疮百孔”的生活此。每个人,无论他从事何种职业,无论他身处中国的哪个角落,都不能不受到这个时代和社会巨大转型、巨大变革的裹挟与冲击。历史和时间终将证明,变革和转型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留下了“千疮百孔”、“遍体鳞伤”的印记。作家是时代的书记员和历史的见证者,他所要做的就是去“看到”这一切,记录这一切,写下属于我们这个转型时期人们“千疮百孔”的生活和“遍体鳞伤”的情感与心灵世界。我在阅读宗利华的长篇小说新作《越跑越追》时感受最深的便是这一点:作者清楚地看到了自己笔下每个人物受到冲击撞击而崩裂破碎受伤的生活和情感、心灵世界;他看到了每个人身上的伤口与痛苦,矛盾与挣扎,然后努力地用故事讲述的方式呈现给读者。

《越跑越追》故事的开头便是一个富于象征意味的场景:在火车站,鹿遥对人群中的一个小偷穷追不舍。小说叙事的主线是一个警察追捕逃犯的故事:一个叫董超的人因为怀疑妻子梁文莉有婚外情“失手”杀死了她,随后又在逃亡过程中,杀死了一名无辜的女司机,又因为“三陪女”阿玲欺负了自己的情人马晓雅而残忍地将其杀害;刑警鹿遥根据公安部门的通缉令发现了董超的踪迹,一路紧追不舍,历经曲折终于将他抓住。小说叙事因此有了两条线索。一是董超逃亡的经过,他一路上的遭遇,他遇到“三陪女”马晓雅,然后与之发生了一段令人感觉相当真实的真爱,由此牵扯出了董超的再次杀人和杀人后逃到马晓雅家乡的深山老林里躲藏起来。一条是警察鹿遥的线索,他的一地鸡毛的生活,与妻子的冷战,妻子的出轨,遭遇的家庭危机,他和同事何涛之间的矛盾纠结,同助手祁连山之间的默契合作,跟小报记者李佑的冲突,在经历“官场”的一番波折之后重新担任刑警大队长,一路缉凶,决不放弃。小说的正面叙述——警察最终抓住了逃犯——无疑是要带给读者一种坚定的信念和美好的期许:正义终将战胜邪恶,坏人终将得到惩处。而故事的结局却是:逃犯趁警察不备纵身跳崖自尽,下意识伸手去拉逃犯一把的好警察鹿遥也被牵带落崖壮烈牺牲。这样的结果当然是一个悲剧,是人物(主人公鹿遥)性格的悲剧,也是人物命运(作为一心捍卫正义和法律的好警察)的悲剧,同时也可以说是时代的悲剧。大时代正在剧烈的变革中,每个人身上都千疮百孔、遍体鳞伤。好人(警察)身上如此,坏蛋(逃犯)身上亦是如此。

生活带给人物的伤害首先是物质、利益层面的。作为刑警,鹿遥在生活中遇到的实际问题与普通人一样,工作,提职,升迁沉浮,因为无意间娶了副检察长的女儿,仕途顺利,当上了刑警大队长。岳父因受贿而被捕免职,鹿遥受到排挤,成为打流队长,整天与扒手小偷打交道。新任刑警大队长何涛索贿受贿问题暴露并因此下台,鹿遥官复原职。小说塑造人物,首先是将其放在复杂的社会关系和人际关系中来描画;而通过描画这些人物关系和这些关系所带来的利益冲突、消解与融合,又很好地反映了社会生活面貌。人物围绕着现实生活中物质的、利益的争夺与分割,展开了各种或明或暗的较量,最终并没有胜利者,几乎每个人都受到了利益驱动和物质欲望的伤害。何涛如此,鹿遥的岳父鹿大鹏亦是如此,鹿遥本身亦是如此。在与何涛的竞争角逐中,记者李佑接连刊发关于鹿遥打小偷的负面新闻,鹿遥因此被停职。他的本该属于正常的升迁因为有岳父这个背景也有意无意地被披上了裙带关系的阴影。他在生活中遭遇到的与妻子情感不和也与自身物质处境的窘困有关。再从逃犯董超来看,他的暴戾性格的生成同自己的家庭遭遇和家庭环境有关,特别是同其母亲顾秀英的“言传身教”有关。而顾秀英这样一个悍妇同样与物质困窘和环境的压迫有关。父亲和祖父遭受迫害的经历也带给少年董超深刻的影响。可以说,生活在当下中国的人,无人能够逃脱物质层面的挤压乃至压迫,无人能够逃过利益和欲望的追逐与“摧残”。

生活带给人物的伤害更多体现在情感和心灵层面上。那是一种身体内部的“暗伤”。这样的伤口外人未必能看得出来,但当事者却须默默地去承受、去调适。处理家庭危机、情感挫折纠葛方面的不同抉择,竟会造就两种不同的人物命运,这便是小说《越跑越追》为我们血淋淋地展示的一面。董超和鹿遥同样遇到了妻子“出轨”婚外情的危机。鹿遥是真实地遭遇了家庭危机和情感伤害,因为他在自己的家里亲眼看到妻子同昔日艺术学院同学王坊慌张的神色和不知所措的言行。他和妻子有共同的女儿幼小的鹿鹿,这更增添了二者离分的难度。鹿遥试图独自去舔舐自己心灵深处的伤口,承认妻子的过失并将要原宥她,他保持了自身在情感方面的白璧无瑕。作者似乎要将鹿遥塑造成这样的一个“硬汉”:刚中带柔,坚定和原则中带有妥协和放弃。这是一个现实中的人,一个让人感觉真实的警察。在处理家庭危机方面,董超则作出了完全不同的抉择,他毫无应付情感问题的能力——尽管他也曾经想要冷静地面对妻子可能的出轨,他武断地认定妻子与以前的“情人”——那个音乐教师旧情复燃——其实她只是同他一起吃了顿饭而已,便与妻子发生了激烈的没有回旋余地的冲突。他“失手”却是真实地杀死了妻子。而后,他的命运就被彻底地改变了。他走上了一个杀人犯的不归路。

除了鹿遥、董超之外,其他人物大多也受到了情感的或心灵的伤害。马晓雅,因为懵懂,遭遇了小酒店老板的黑手,在与邻店厨师“恋爱”再遭愚弄之后彻底地自暴自弃,走上了卖身的路途。好容易遇到了生活中的真爱,却发现对方竟是一个杀人犯。这样的情感也注定没有好的结局。再看董超的妻子梁文莉,嫖娼被抓的记者李佑,“三陪女”阿玲,鹿大鹏的妻子,画家王坊,音乐老师,孩子鹿鹿……几乎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心灵的挫伤。这种伤害,固然有人物自身性格方面的原因,但更多的还是一种生活的伤害,一种社会的伤害。因此这种伤害是具有共性意义的,或者说是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的。生活在转型期、大变革时代的人,没法逃避也无从逃避生活所可能给自己带来的伤害。其实,几乎每个人的身上都会有这样的伤口、这样的伤痕。作者宗利华通过描画一正一反两个主要人物所受到的“伤”与“痛”,揭示的正是我们千疮百孔的生活和遍体鳞伤的心灵。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作品真实地反映了社会生活的一些方面。

当然,宗利华在呈现和展示人物伤口的时候并非简单地一味地凸现伤口本身,他还用较多的笔墨来揭示人物情感的丰富性与复杂性。譬如鹿遥,他的情感世界并非一潭死水不起波澜,他有自己的欲望,有自己的困惑,有自己的惆怅和激烈的内心冲突。他痛恨妻子的背叛,但他又无法割舍对女儿的挚爱,于是陷入了情感和心灵的旋涡,他在其中苦苦挣扎,并最终找到了自我救赎之路。董超是家庭悲剧的牺牲者,同时又是家庭悲剧的制造者。他的家庭暴力害了妻子梁文莉,使她时时生活在恐惧、痛苦与绝望之中。他杀了妻子,成了坏人,但他的身上还未泯灭人性之光,他也渴望真爱,追求真爱,在同马晓雅的恋爱中他几乎找到了这种情感的归宿,尽管这种结合可能是一种“恶之花”。

最后,我们还要注意到作者为我们塑造的祁连山这个人物。这是一个单纯朴实真诚的人,一个类似傻子的人。他得到了秦岭云的真爱。他几乎没有受到生活的伤害。但生活的伤与痛——包括鹿遥的死,也深刻地教育了他,使他长大成人。作者通过塑造这个人物似乎是要告诉我们:只有真诚率真地活着的人,做回真实自己的人,才有可能逃避遍体鳞伤的命运。

 

(李朝全,北京大学文学硕士、历史学学士,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研究员,中国作协创研部党支部书记、理论处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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