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张扬着任侠气质的盛唐诗人
李白，飘逸的形象，放荡不羁的性格，构成了盛唐时代任侠情怀的一道独特的风景，与整个时代的任侠风气相互影响。当然，盛唐游侠风气炽盛还得益于当时一大批知名人士的推动，他们的任侠行为和游侠思想，共同为盛唐文化的发扬广大做出了贡献。
（一）任侠行为弥漫整个时代
文人任侠行为，历代屡见不鲜，而胸襟气度高扬如盛唐一代者，却不多见。这是一个整个文人集团都在热情讴歌任侠情怀的伟大时代。
开元天宝年间，“独步四十年”的名士李邕，便是当时人所倾倒和崇拜的对象，李邕“性豪奢，不拘细行，所在纵求财货，驰猎自恣”，又“能文养士，贾生、信陵之流。”他的座右铭是“不颠不狂，其名不彰，若不如此，后代何以称也？”以颠狂表现自我放荡不羁的性情，是当时国力强盛、思想包容在个人身上的体现，而个人崇尚任侠气质，又是那个处于上升和变革时代的反映。其实，这种情怀已经在当时士人身上普遍的蔓延开来，不管是具有丰富的边塞经历的诗人，还是热衷于隐逸生活的文人，不管是身居庙堂的高官还是浪荡江湖游子，其骨子里都涌动着滚烫的任侠情怀。唐玄宗当临淄王的时候，“性英武，善骑射”，热衷于结交豪杰，称“常阴引材力之士以自助”。宰相张说“敦气节，重然诺。”
在盛唐著名诗人群体中，几乎都具有任侠尚义的气节。写下“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凉州词》）的王翰“少豪荡，持才不羁，喜纵酒，枥多名马，家蓄妓乐，翰发言立意，自比王侯。日聚英杰，纵禽击鼓为欢。”王之涣“少有侠气，所从游皆五陵少年，击剑悲歌，从禽纵酒。”被杜甫称赞为“高生跨骏马，有似幽并儿”（《送高三十五书记十五韵》）的高适更是“少性拓落，不拘小节……尚气节”。就连一向醉心山水田园的孟浩然也是“少好节义”
在诗文中，他们也热情歌颂了侠士身上所具有的优秀品质。孟浩然高唱“四海重然诺，吾尝闻白眉”（《醉后赠马》其四）。高适漫游期间，非常落魄，甚至一度过着乞讨的生活，但是他依旧表现出了豪迈的情怀，在《别董大》其一中劝慰朋友“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在《行路难》中，他高呼“黄金如斗不敢惜，片言如山莫弃捐。”李颀重义轻财，“五十无产业，心轻百万资。屠沽亦与群，不问君是谁”（《赠高三十五》）。在酒中，岑参满怀豪气，“一生大笑能几回，斗酒相逢须倾倒”（《凉州馆与诸判官夜集》），他立志边塞，心系朝廷，难顾家庭“万里奉王事，一身无所求。也知塞垣苦，岂为妻子谋”（《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一向“奉儒守官”的杜甫也在诗中高呼“杀人红尘里，报答在斯须”（《遣怀》），侠气张扬，溢于言表。“何当击凡鸟，毛血洒平芜”（《画鹰》），更是体现了一种不甘平庸的壮志，骨子里涌动着混合了西北少数民族剽悍、尚武的情怀。山水田园诗人祖咏，同样也表达了愿意投笔从戎的雄心“少小虽非投笔吏，论功还欲请长缨”。（《望蓟门》）
在这个涌动着“功名只向马上取”的时代，诗人们以其张扬的个性、豪放的文字，为这个时代的任侠气息注入了文化的灵魂。正因为有整个文人集团的参与和推广，盛唐时代的侠气才如此张然。
（二）任侠情怀与从军边塞相结合的时代特征
文学史上把王维和孟浩然合称为“王孟”，并尊他们为盛唐山水田园派诗人的代表。其实，王维前期的作品中更多的是倾向对建功立业情怀的抒发、在他的笔下塑造了很多游侠儿的形象，他们或纵马饮酒、存交重义，或身手矫健、孔武有力，充满了青春的朝气和蓬勃向上的精神。
《少年行》四首，集中体现了王维的任侠思想，这组诗，其实是在展现一个少年从纯粹的游侠儿到效命疆场，赢得功名的成长过程，这是诗人心中完美的游侠儿形象。“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这时候的少年游侠仅仅是一副慷慨意气、洒脱不羁的富家公子形象。但是，如果仅仅停留在这一层，便无法提升游侠儿的精神境界。在第二首中，诗人写道“出身仕汉羽林郎，初随骠骑战渔阳”，少年参加禁军，并且准备出征，为国效力。“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面对战争所带来的死亡，少年坦然面对，并且张扬着几分豪气，把侠士所崇尚的“轻生死”的观念带到了立功边塞的豪情中。在战场上，游侠儿凭借高超的武艺，在千军万马中纵横驰骋，以十分潇洒的动作，射杀敌军。“一身能擘两雕弧，虏骑千重只似无。偏坐金鞍调白羽，纷纷射杀五单于。”最后一首中，游侠儿在从军边塞，保家卫国的战争中赢得了认可，天子赏赐，功成名就。“汉家君臣欢宴终，高议云台论战功。天子临轩赐侯印，将军佩出明光宫。”
王维曾两次赴边，对军旅生活有着深刻的体会，因此他诗中的游侠儿多是从军报国，立功边塞。在王维的诗歌中，任侠气质与边塞战争密切结合，彰显着建功立业，效命疆场的豪情，比如《老将行》中，主人公年少时候便能“步行夺得胡马骑”，在战场上，更是雄姿英发，“一身转战三千里，一剑曾当百万师”，年老的时候依旧豪情不减，“愿得燕弓射大将，耻令越甲鸣吴君”，“犹堪一战取功勋”。《燕支行》中，诗人也表达了愿意在戍守边疆中成就功名的渴望，“誓辞甲第金门里，身作长城玉塞中”。
在盛唐人的笔下，侠士赴边疆、报国家，成为一种常见的意像。即使是很自我的李白，在任侠情怀中也渗透着为国为民的宏愿，只是，这种愿望不是很明显的表现通过从军边塞来实现，而是通过步入政坛来实现其“安社稷，济苍生”的政治理想。如果说李白的报国情怀是以“文”的方式来体现，那么其他的诗人似乎更注重“武”。比如崔颢的《赠王威古》也是把羽林郎定位在事边上，“三十羽林郎，出身常事边”，“报国行赴难，古来皆共然。”李颀在《古意》中赞美了投身边塞的游侠儿，“男儿事长征，少小幽燕客”。被誉为“七绝圣手”的王昌龄其边塞诗尤为著名，在《从军行》组诗中，他把边塞军旅生活与报国之情融为一体，展现出炽热的报国之情：“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
（三）盛唐特有的任侠情怀
生活在伟大时代的盛唐诗人，把充沛的精力、高远的立意、奋发有为的精神面貌、特立独行的个性特征，注入到任侠题材的诗歌，构成了盛唐气象所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盛唐任侠诗最突出的一个特征就是，几乎整个诗人群体笔下任侠行为已不是简单的出于私人报恩，而是提升到为国为民的崇高境界，其人数之多，表现之充分，意境之高远，可谓是独树一帜。
盛唐诸公笔力雄厚，立意雄壮，诗歌意向浑然天成，诗味醇厚，意境壮阔，在诗歌中表现游侠儿重然诺、轻生死、急公义等优良品质，就显得与众不同，这既是他们笔下的游侠儿的形象，也是他们所信仰的价值观，还是他们自身性格和处事方式的一个写照。对此，罗宗强说：“（盛唐）处于历史上又一个繁荣时期的地主阶级，精力充沛，充满自信，它的一部分成员，须要借助各种方式表现自己的英雄气概，建立功业是一种适宜的方式，任侠也是一种适宜的方式，而且是一种更容易做到的方式。”
盛唐之前，任侠诗表现的还处于发展阶段，自然无法和盛唐相比。到了中晚唐，社会形势江河日下，盛唐的繁荣和强大已是明日黄花，动荡的政局，黑暗的现实，使得诗人们的激情和胸怀逐渐萎缩，迷茫彷徨，低沉凄迷风格同样表现在任侠题材的诗歌中。这一时期，多歌颂豪侠之士行侠仗义，为主效忠等主题，反映了人们幻想依靠侠士拯救世风，挽救唐王朝衰微的社会心理，在唐传奇中的侠客形象就说明了这一点，诸如《聂隐娘》、《谢小娥》、《大铁锤传》、《昆仑奴》、《红线传》等。还有的就是诗人以任侠诗表现自己任侠气质，如刘叉的《偶书》“日出扶桑一丈高，人间万事细如毛。野夫怒见不平事，磨损胸中万古刀。”贾岛的《剑客》“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似君，谁有不平事。”钱起《逢侠者》“燕赵悲歌士，相逢剧孟家。寸心言不尽，前路日将斜。”当然，建功立业，效命疆场的佳作也时有出现，比如李贺《南园》“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令狐楚《少年行》其三“弓背霞明剑照霜，秋风走马入咸阳。未收天子河湟地，不拟回头望故乡”等，不过，这只是个例罢了，无法扭转这一时期整体的颓势。
宋明之后，随着封建礼教的强化和禁锢，侠文化趋于减弱，侠所体现的功名抱负和平等思想也消失殆尽，侠和寒士阶层逐渐剥离，成为市民文学的艺术形象。可以说，盛唐把任侠的礼赞推向了最高峰，盛唐之后，几乎戛然而止，因此，盛唐时期对任侠的礼赞成了诗歌史上的空前绝后的绝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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