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人和狗及猪一律平等吗
曹保印
说一个人“猪狗不如”，这是骂人，不文明。说一个人“如猪狗”，这也是骂人，也不文明。说一个人“比猪狗强”，这还是骂人，还是不文明。总之，只要拿人和猪狗比，如也好，不如也罢，反正都是骂人，都是不文明。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人的眼里，猪狗是等而下下之的，而人是等而上上之的，拿“下下之”和“上上之”作比较，自然无论如何都会让“上上之”觉得是侮辱。
这样一来，“人和狗及猪一律平等吗”这种设问，答案似乎就显而易见了，那就是——当然不！人是高贵的、讲文明的，是万物的主宰，怎么可能和猪狗讲平等，猪狗算什么东西！可如果我接下来问：动物有喜怒哀乐、爱恨情仇吗？你又将会怎么回答？假如你还是回答“当然不”，那么，我只能说，你的文明修养至少是知识结构，还有着很大的欠缺。事实上，正确答案应该是去掉“不”字。
动物当然有喜怒哀乐、爱恨情仇，因为动物有血有肉，能敏锐地感知痛苦和欢乐。在这一点上，其丰富程度并不比人差。也正因如此，动物是有精神的，而进一步说动物有着自己独特的精神世界，当然也完全成立。由此出发，在动物的身上，也自然而然存在着虐待的问题——肉体虐待和精神虐待。事实上，除中国之外的很多国家和地区，早已出台专门法律禁止虐待动物，违者严惩不怠。
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虐待是不文明、不道德的，而不文明、不道德的行为，当然应该被文明地、有道德地依法制止。在这里，文明、道德、法律这类本来作用于人的“专利”，开始在事实上被作用于动物，并成为保护动物的有力武器。也因此，印度圣雄甘地说：“从一个国家对待动物的态度，可以判断这个国家及其道德是否伟大和崇高。”这句话，就印在被誉为“生命伦理学的世界经典”的《动物解放》这本书的封底上。它的译者是著名流行病专家祖述宪。
将对待动物的态度，上升到国家及其道德的层面上，这是甘地主张众生平等思想的经典体现之一，也是其关心弱势者利益、富有人性的思想表达。所以，如果我这样套用一下，也同样成立，并且它也的确是无可置疑的普世价值：“从一个国家对待弱者的态度，可以判断这个国家及其道德是否伟大和崇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会说：要想知道一个国家是否文明，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去看它的监狱。要知道，监狱里失去自由的犯人，是居于人类最底层的弱势者。
实际上，“众生平等”并不只是佛学教义，而更是普世价值——只有众生平等，才能众生和谐，也就是人与自然和谐。既然同样拥有喜怒哀乐、爱恨情仇的精神世界，那么，同为有血有肉的生命体，用《动物解放》的作者彼得·辛格的话说：“认为动物所感受的痛苦没有人的重要，在伦理上没有正当理由。”故此，他主张“所有动物一律平等”，人类平等所根据的伦理原则，也适用于动物。这是因为，“平等是一种道德观念，而不是一种事实的认定”（彼得·辛格），比如说，“任何一个人的善，都不比另一个人的善更重要”（亨利·西季威克）。
好了，那么现在，如果你接受彼得·辛格“所有动物一律平等”的观念，你就得承认“人和狗及猪一律平等”。当然，诚如上述，这是一种道德观念上的平等，而不是事实权利上的平等。也就是说，你不能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个仅仅适用于人类社会的、象征着秩序和文明的游戏规则，简单替换成“法律面前，人和动物平等”。否则，人故意杀死一个动物，就像人故意杀死另一个人一样，将会被法律予以严惩，一命抵一命，被判处死刑或遭终生监禁。
其实，很多国家和地区之所以纷纷出台禁止虐待动物的法律，一个重要的文化背景，就在于承认人与动物在道德观念上的平等。这也就是彼得·辛格在书中所说的：“当动物所感受的痛苦（或快乐）与人所感受的痛苦（或快乐）在程度上完全相符时，认为动物所感受的痛苦或快乐没有人的重要，在道德上找不到正当的理由。”遗憾的是，直到如今，除香港和台湾地区外，中国内地还没有出台禁止虐待动物的专门法律，在其他法律中，也没有相关法条。由此造成大规模无谓虐杀动物的现象层出不穷，社会影响极为恶劣，却无一例受到法律的惩戒。
最近的一例是陕西汉中杀狗事件：“6月1日，陕西汉中市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狂犬病防治工作情况通报会，通报了该市近期狂犬病疫情，目前已有8人发病死亡，仍有2名疑似病例住院，一个月内已捕杀野犬和流浪犬等可疑犬只2万余只。”（6月1日新华社电）另据媒体报道，隶属于汉中市的洋县已经因此成为“全国第一个无犬县”。新华社的这则报道并没有涉及捕杀的具体细节，据其他媒体报道及一些动物保护团体的实地调查，这2万余只被捕杀的狗，只有极少一部分是野犬和流浪犬，绝大部分是家养犬，其中不少是拥有合法证件且注射过狂犬病疫苗的。更重要的是，捕杀的手段基本上是虐杀，如棍打、刀砍、枪击，且血腥捕杀的地点常常是在大庭广众之下，根本不回避老人和儿童。
事件发生后，除了当地媒体，绝大多数媒体对此持批评立场，民众也纷纷抗议，动物保护团体更是组织专业力量，通过召开新闻发布会、对策研讨会等形式，试图警醒当地政府，如6月28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科学有效预防狂犬病和人道控制方法座谈会”。笔者应邀参加了这个座谈会，并担任主持人。会上，包括国家首席兽医师、农业部兽医局局长贾幼陵在内的多位专家学者，对汉中简单、非人道捕杀大量无辜犬只的做法提出批评，认为这样做不但难以有效控制狂犬病，反而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当地政府其实是在回避自身的责任与过失，而不是真正科学地解决问题，因为健康犬只是不带狂犬病毒的。
可悲的是，媒体立场、民众抗议、专家观点乃至众多国际动物保护组织的声音，基本上被当地政府当成了耳旁风，并且态度强硬到宣称——“将打狗进行到底！”然而，当地政府这样做的恶果，在动物保护思潮日益发展壮大的全球化背景下，既严重损害了当地政府的形象，更进一步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形象——世界上的人们，将如何评价我们的国家及其道德？“伟大和崇高”，离我们近了还是远了？作为文明古国，这是耻辱，不是光荣。不过，令人欣慰的是，《中国动物保护法》的立法工作已经上路，尽管这条路很长，艰难而又曲折。期待有那么一天，对“人和狗及猪一律平等吗”这个问题，中国公众的回答毫不犹豫：当然！届时，无论是在道德层面上，还是在文明水准上，中国都必将更上层楼。
最后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对“狂犬病”这个在中国早已习以为常的疾病命名，笔者并不认同，而赞同山东大学副教授郭鹏的观点，即像将“猪流感”改名为甲型H1N1流感病毒那样，将其更名为“恐水症”。因为“在英语当中，与汉语的‘狂犬病’对应的是‘rabies’，它本是拉丁文，意思是‘疯狂’。我们看到，在‘rabies’这个词当中找不到‘狗’的影子。”（郭鹏）而且，根据在美国的统计，携带这种病毒的主要是浣熊、蝙蝠和臭鼬，狗远远排在后面。这并不是无意义的、简单的词语更换问题，而是严肃的科学精神问题。科学就是科学，既来不得半点不严谨，更来不得一丁点儿的错误——至少，知错就要马上改。
2009年7月10日凌晨4时05分写
附：“中国科学有效预防狂犬病和人道控制方法座谈会”专题报道：http://www.pubchn.com/topics/rab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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