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家实施的第一个清明节假期，我拜访了位于广州市上下九路附近的华林寺。在这一天当中走访的三大丛林——光孝寺、六榕寺及华林寺中，没有“未有羊城，先有光孝”的耀眼光环，也没有令人景仰的伟大诗人苏轼的手迹足迹，处于闹市中规模并不大却香火鼎盛的华林寺引起了我格外的关注。

   华林寺门口的右边的锦纶会馆是广州丝织行业股东公会的旧址，左边是繁华的翡翠A货一条街，浓厚的商业气氛笼罩在人们固有印象中本该归隐于寂静山林的古刹周围，着实令人惊奇。

    然而，通过相关知识的收集，对佛教在广州的传播渐有了解后，可以说，这是历史的必然。何以见得？

    一、广州的历史及地理因素

    广州，这片南国神奇的热土，开化前偏居“南溟”滨海一隅的偏僻角落，得益于优越的海陆位置，在与各国的不断交往中成为外国人云集的东方都市。

    广州历史悠久， 2000多年来，一直是中国华南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远在春秋战国时期，广州就是热带珍贵特产的集散地。著名的商品有珍珠、犀角、玳瑁、象牙等。丰富的自然资源为工商业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早在汉代，番禹的纺织、食品加工、陶瓷等工商业已经相当发达。两晋南北朝时，由于北方人口再次大量南迁，又促进了这里的生产发展。东晋时“大开鼓铸”，使广州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冶铁业。南朝刘宋时生产出“薄如蝉翅”的葛布，一幅24米长的布，卷起来可装入竹筒，被誉为“入筒细布”。唐宋时期，酿酒、治陶、冶炼等技术有了进一步发展。明清两朝，广州及附近的佛山镇是全国闻名的铜铁冶炼中心，制造的钢铁器具，远销岭北和海外。 

　　广州是中国古代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汉代时已经和海外一些国家有了贸易往来。在广州象岗发现的南越文王帝陵墓，出土银盒以及玛瑙、水晶等多种质料的珠饰，有的是中亚或南亚的舶来品。梁朝时，每年来到广州的各国商船有10多批。唐代，广州成为世界著名的港口，对外贸易范围扩大到南太平洋和印度洋区域诸国。为了加强对外贸易的管理，在这里设置了中国最早的外贸机构和海关"市舶使"，总管对外贸易。另外还有"蕃坊"，供外国商人居住。外国到广州的船，帆飘如云；侨居广州的外商数以万计，最盛时达10万以上。从五代到北宋，广州已成为中国最大的商业城市和通商口岸，贸易额占全国98％以上。 

    今日的广州文化，是三千年乃至八万年的长期积淀的结果，历史的、人种的、区域文化的无数次“洗牌”、“搅拌”和交融，才形成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模样，这其中最远到达欧洲，而近的更不得不提到印度。

    广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而印度南部东西南端的古港，则是海上丝绸之路中外往来的中转站，因而自古以来，印度对广东，特别是广州的交往最为密切。南越王墓博物馆陈列的一种深蓝色玻璃片，经鉴定即为当年从黄支国交易的来的一种玻璃，而黄支国即今南印度康古弗伦，由此可见，中印贸易往来有很深的渊源。

二、佛教由印度经海上传到广州的历史原因

    印度佛教在发展的过程中，越来越背弃了劳苦大众，失去了普度众生的根本宗旨，其教义和修持途径变得越来越繁琐，越来越远离人世间最广大的实际需求；到公元三、四世纪间，印度佛教越来越贵族化，抵挡不住自公元刚建立起的印度教那来势凶猛的渗透，佛教面临有被印度教吞并的危险，对比之下，东土佛门已由上层走向民间，佛法深得民心，大、小乘佛学研究蔚然成风，比天竺本土更是生机盎然，因而二十七祖般若多罗在临寂前，反复叮嘱二十八祖菩提达摩：“汝虽得法，未可远游，且止南天。待吾灭后六十七载，当往震旦（即中国），设大法药，直接上根。”在这种情况之下，华林寺的开创者菩提达摩，历尽千辛万苦，在海上经过了三年的飘泊，于普通五年(公元524年)春到达广州，拉开了东传佛教富有跨时代意义的新篇章。

三、商业贸易促成佛教东传

    南印度与广州之间的商贸、外事往来，可以说是策源于印度、尼泊尔的佛教文化，从海上首传入广州的一种自然纽带。据众多的佛教典故得知，佛教的传播，自古以来都与商人、商道结下不解之缘；佛教始尊释迦牟尼，三十岁于菩提树下刚悟道成佛，就有两位商人向佛陀奉献食物，自始，从一祖摩诃迦叶到第二十八祖菩提达摩，沿着水陆商道传佛心印，亦得到不少商人的供奉和皈依；达摩祖师就是花了数十年行遍全国水陆商道，甚得四众拥戴，以大乘最上乘禅观统一了佛门中各种宗派，建立起南天竺一乘宗；亚洲的许多佛教记事表明，不少商人皆信佛，他们去到那里，那里就有佛教的信仰。毫无疑问，当年这些商人或佛教徒，越海来到广东沿海各地，也传来了佛教。印度佛教僧人、居士，往往通过交州水陆商路进入两广、云贵境内。继梦法师在其著《中国佛教传入史纲》指出：“早期佛教传入我国，除了由西域北路传来之外。经由南路的锡兰（斯里兰卡），过中南半岛由海路传而传入我国，或经缅甸过云南、贵州等地进入四川，乃至到长江流域或关中地区。这南路及海路的可能性远较北路的状况为佳，所以在时间上也可能较北路为早。”

    由于广州港日臻繁荣，中外佛教交流中心逐渐转至广州城。到东晋后期，广州已与洛阳、南京，并列为中国三大译经中心。广州的译经处，主译场设在王园制止寺，其它如王仁寺、云峰寺、竹林寺、朝亭寺、白沙寺以及梵僧集中居住地如婆罗门寺等皆有分译处，因此能承担源源不断而来的梵文佛经翻译任务。经广州学者覃召文考证指出：“当时的梵本经典皆写在贝多罗树叶上，并用竹木夹好，若运往南京便很不方便，且容易损坏，所以广州也就自然成了译经的据点。” 如此一来，广州得领翻译贝经和孤本、稀本梵文版佛经之先，加上有众多的学识渊博的三藏高僧、居士、士大夫来参预译事，其译本的数量、质量，丝毫也不低于洛阳、南京的译经处。广州的不少译僧还兼任讲经任务，译完一部经宣讲一部经，译经所在地每逢于寺内开讲时，来听讲的僧俗川流不息。由于广州政局比岭北相对稳定，经济实力雄厚，所以能鼎力支持佛门各项事业，佛教各时期的经典可以在广州翻译、交流，从而使广州的佛学、禅学的基础打得更为沉实，使得佛门诸宗各派在广州可以得到沟通。

    广州之所以吸引众多的西域或外国高僧、居士前来会聚在一起，原因还有不少西域与外国商人及其后裔移籍定居于广州，特别比较集中聚居于广州古之西场后之西关地区，至今犹存的千年以上的古刹光孝寺、华林禅寺、六榕寺，以及先后已湮没的天竺僧最早来建立之三归寺、王仁寺、婆罗门寺和文殊寺、开元寺、真乘寺，南汉建的西八寺都在广州城西，从而极大程度地增添了西域与外国僧俗大众前来广州的亲和感。《西来禅源》文中阐述得很清楚：“在达摩祖师到广州之前，远在两汉时期起，就有不少西来客从西来古岸登陆，有不少海外高僧，来其附近地区弘扬佛法，这充分说明广州西来古岸的历史由来已久。其中南天竺国富商摩瓦多罗于刘宋末年来广州落藉，其后裔以竺为姓，第三代竺密多学航海技术购置海船自任船长，持有南天竺优婆塞皈依证书，其子竺显罗也是优婆塞：由此一来，更是把广州西关与南印度佛门直接挂上钩。”

    佛教第二十八祖菩提达摩，于普通五年(公元524年)春到达广州绣衣坊；在天竺侨民竺显罗住所东侧,结草为庵禅坐传教，普通七年,其二兄功德达奚，乘竺密多驾驶的大商船到广州，在黄埔扶胥码头登岸，种下从天竺带来的波罗树苗后，到绣衣坊竺庵与弟相聚，广州刺史萧昂这才知道达奚兄弟的显贵身份，在大通元年四月建成西来庵，延请达摩祖师为首任庵主；达摩在广州宣示的法句与有文留存的达摩法汇大致相符，面壁禅观要旨和依四卷《楞伽经》传宗，西来庵所传也和北方禅宗所传一样；是年九月，梁武帝诏请达摩祖师弟兄入京，达奚染病不能成行，武帝因话不契机而失之交臂，达摩遂一苇渡江，此后九个年头在中国北方，于少室山面壁三年,收徒说法,在嵩山、洛阳、临漳、禹门间,作头陀行达六年,组建了禅宗。新任广州刺史萧励延请名医治好了达奚的病，敦请达奚为西来庵第二任庵主，此时，达奚王公于达摩井周边加挖了四口井(此五眼井故迹至今犹存)，周围种了荔枝等果树和药用植物，使井水有治病的神奇疗效，还指导佛教典籍分类归挡，讲述《心经》、《楞伽》等佛经精萃，为广州刺史所邀, 常在东、西庙码头，迎候海外驶来的商船、使船，增添了中外友好的亲和感，至今南海神庙还供有奚司空像；达奚在西来庵安祥圆寂，竺显罗为西来庵第三任庵主。此后,无论谁做庵主,乃至清初改名为华林禅寺后，祖庭的面壁禅坐、持诵《楞伽》、弘扬达摩禅的门风始终不变。达摩祖师弟兄在广州建立传佛心印的第一道场，这是一项划时代的壮举，当时佛教在印度故土正走向下坡路，祖师把振兴佛教的希望寄托在中国，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印度总理尼赫鲁曾赞扬达摩祖师此一壮举，他说：“这是达摩明智的抉择，佛法东传，势在必行。”

    虽然达摩祖师弟兄在广州逗留时间前后共计不过六年，但对佛教界及僧俗大众的影响是巨大的，这是因为祖师弟兄在广州的行状表明：一、宣弘传佛心印的宗旨，达摩祖师在广州常作这样的开示：“自西天二十七祖,只是递传心印；吾来东土,唯传顿教大乘,即心是佛,若识得施为运动灵觉之性,汝即诸佛心；前佛后佛只言传心,更无它法。”明确昭示传佛心印关键在于使世人要明心见性；达奚临寂对竺显罗说：“按达摩祖师法句去做，开示传禅以四卷本《楞伽经》为凭。”达摩祖师弟兄的宣示，值得后人世世代代弘扬下去。二、达摩祖师弟兄在广州均曾应邀去指导译经工作，对入藏佛经整理分类指示要鉴别真伪、去伪存真。由衷感谢广州译经处所赠送的一套求那跋摩所译四卷《楞伽经》，并欣然举经曰：“此《楞伽经》,为如来心地法门,可令诸众生开示悟入。” 祖师此番开示成了正确对待和开掘弘扬佛教文化遣产的一道指导方针。三、展示了“佛法在世间”普度众生的襟怀，达摩祖师“精通水利，卓锡挖井，竺坊和王园制止寺各一口，水清甘甜，解前食水难饮之苦。常与显罗领僧俗大众，于绣衣坊码头沿岸移植挡风大树，以防海潮倒灌为害。”其兄达奚不仅加挖了四口井，使五眼古井水质有治病的奇效，还常为地方排忧解难，促进中外僧俗和睦相处。祖师弟兄为世间僧俗大众作出最优秀的表率，西来庵-华林禅寺也成了缅怀祖师弟兄的国际佛教圣地。

    以广州和长安、洛阳、南京相比，就译经中心地位而言，后三处译经处在古代都是由朝廷直接掌管的，这三处被多个朝代定为京都，中外高僧、译僧、佛学精英云集，佛教传入中国之后所出的成果，自然对后三处给予肯定评价比较多；但是，佛教传入中国到底那处为先？后三处无法与广州相比，广州在佛教传入之后所起到的突出的历史作用，后三处更是无法加以取代。

四、纵观当代广州的佛教发展趋势

    佛教是智信而不是迷信，历史中的佛教在很多现代人心目中似乎就是清影孤灯，艰苦朴素，古旧刻板的形象，但要知道中国最早使用印刷术印刷的就是金刚经，你能说它落后吗？

    佛教发展至今日，所面对的社会大众、经济形式、文化环境都已有了很大的变化，如从信众的年龄结构、文化层次来看，过去曾有人说在佛寺感到信众队伍有三多，即老人多、妇女多、病残人多。但据相关调查显示，当前在信仰者中已逐渐呈现信众年轻化、高学历化的趋势，许多拥有高学历、高素质、高收入的青年知识分子或白领进入信仰者的行列。同时僧众中拥有佛学院、或高校学历的法师也在逐年增加，甚至有部分从海外取得博士学位的法师也陆续返回国内。站在广州佛教的视角观照，可以说，现代社会知识化、信息化、网络化以及所处的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位置对传统寺院文化的冲击已是显而易见。面对这一新局面，可能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但根本的问题是，广州的佛教应如何因应形势，转变观念，打破思维定式，随顺现代社会文化，适应信众根基，在接引弘化方式上有所创新，在寺院文化制度建设上敢于直面挑战。鉴于这一新的因缘时节，寺院与佛教团体如何既能随缘而化，又能做到不为境所转，坚持佛教的主体性、神圣性、超越性，在护法安僧、化世导俗方面逐渐开拓出很多成功的途径，为佛教与现代社会相适应做出了有益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