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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博文功夫在诗外：耶鲁校长与耶鲁大学的通识教育
前言：有朋友对我谆谆告诫，写博客浪费时间，实为不务正业。所谓忠言逆耳，此言不虚。其中利弊，我固自知。然而，由于格外珍视这里的所见、所闻、所感，且相信“好记忆不如烂笔头”。权衡之下，只好牺牲一些“做学问”的正经时间，保全一些访学的记录罢。
今天想以一篇小文章，阐述通识教育这样一个宏大的命题。固知力有不逮，唯愿它对华政教学模式变革、对于华政莘莘学子的求学志趣和方向，有一点点启发。
迄今为止，理查德·雷文（Richard C. Levin）教授担任耶鲁大学校长已达16年之久，是美国常春藤盟校中在任的校长中任职时间最长的。2009年10月中旬，在一个非常特殊的场合，我有幸聆听了雷文校长一天的讲演，更有幸的是，这位拥有崇高声誉的校长，很慷慨地和我合了影。
雷文校长令人从心底油然而生敬意。到耶鲁之前，从媒体的报道、耶鲁的网页中，不断读到有关他的新闻。2009年9月14日参加Annie Le的烛光追思会，第一次见到他本人、听到他极富感染力的演讲（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c9195a0100f8c9.html）；第二次则是在2009年10月12日的Annie Le的教堂纪念活动中，看到了他略显疲倦的面容，再次聆听了他那安抚亡者灵魂和生者心灵的演说（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c9195a0100fm03.html），并近在咫尺地目送着他迈着凝重的步伐离开教堂；第三次是听了一天的研讨会，聆听了他一天关于大学治理的演讲，手不停歇地做了一天的记录，感慨良多。而其间，还收到多封以其名义、经由校长办公室发送的关于耶鲁财政、安全状况等的邮件，而尤以那封祝贺汤姆教授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邮件令人感怀不已（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c9195a0100fjuu.html）。
最近在读雷文教授的作品《大学工作》（The Work of The University，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3；王芳、陆成东、高欢、齐海滨译，外文出版社2004年版），对他的敬仰之情又增添了几分，他的敬业精神与专业态度、战略眼光与人文情怀，无不令人感佩。
“大学校长的压倒性目标是，吸引和培养第一流的师生”
作为耶鲁大学第22任校长，理查德·雷文是美国常青藤联盟学校中任职时间最长的校长，并被公认为美国高等教育的领导者之一。他1968年获得斯坦福大学历史学学位；之后又在牛津大学研修政治学和哲学，再获文学学士学位；1974年获耶鲁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在出任耶鲁大学校长之前，他曾任耶鲁大学经济系主任和文理研究生院院长。雷文校长与牛津大学的渊源极深，被授予牛津大学博士学位。英国前首相布莱尔的孩子完成了耶鲁的本科学位，布莱尔本人则受聘为耶鲁教授。
作为一位学有专长的学者，雷文在他担任耶鲁大学校长16年的时间内，没有带过一个研究生、博士生；也没有挂名领衔做过一个具体的科研项目。他只出过惟一的一本专著———《大学工作》，收集的是他的就职演说、他对历届入学新生及毕业生的讲话以及他对大学在社会中的作用的思考文章。在空闲的时候，他更愿意来到校园或住宿学院，与学生聚餐，参加体育赛事。
在《大学工作》一书的“序言”中他这样写道：对任何一所大学的校长来说，压倒一切的目标是：吸引和培养第一流的师生。在他看来，大学校长是一个需要全神贯注、专心致志、全力以赴去做的事业，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再去旁顾其他的事情。
的确，单单就其每年欢迎新生和欢送毕业生的演讲中，就可以看出他的勤勉。他对耶鲁在世界著名大学中的竞争态势体察入微，也热衷于向学生们讲述耶鲁大学的种种变化。试问现在中国的大学校长，有哪几个愿意费时费力地写这些激情四射的演讲稿？校长办公室（美国的大学有校务卿）可以替代做很多事情，但校长面对新生和毕业生的演说，却绝对是融入了其满腔热情的个性之作。
想起前武汉大学校长、素有“武大的蔡元培”之美誉的刘道玉先生的一段话，他关于做一个心无旁骛的“整个的校长”的话语，与耶鲁大学雷文校长的身体力行，可谓异曲同工。
“根据研究，我曾经把中国近代大学校长归纳为三种类型：一是学者化的职业校长，自我国大学诞生到1949年期间均属这个类型，这类校长都是留学西方国家的，获得博士学位，但都不再从事教学和学术研究，以专事校长为己任；二是革命化的职业校长，自解放后到80年代末大多属于这个类型。这些校长大多是五．四或一二．九运动的知识分子，他们既受到了良好的高等教育，又经历了革命战争的锻炼，从实践中成为有经验的教育家，专司大学领导之职；三是双肩挑的学者型的校长，自90年代后都是这个类型。他们有的是院士，有的是博士生导师，但大多都起码是个教授。他们既要领导大学，又要从事教学、科学研究和指导研究生，身兼多职，是命分式（陶行知语）校长。对这几类型校长，我的看法是：革命化职业校长是一定历史时期形成的，今后不会再有，双肩挑的校长是不可取的，惟有学者化的职业校长才是我国大学今后必然的选择。一个大学校长需要具备多种素质，如要热爱教育、懂得教育学、尊重教育规律；有理想、富有改革创新精神；注重调查研究，善于决策与管理；任劳任怨，具有献身教育的牺牲精神；爱才若渴，知人善任；能够倾听教师与学生的意见，做到从善如流等。总之一个大学校长必须是教育家，一流大学校长必须是一流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在70多年以前深刻地指出：“做一个校长，谈何容易！说得小一些，他关于到千百人学业前途；说得大一些，他关系到国家与学术的兴衰，这种事业之责任不值得一个整个的人去担负吗？”他又说：“试问：世界上有几个第一流的学校是命分式的校长创造出来的？”这是陶行知先生的忠言……也奉劝现在担任大学领导工作者，在“鱼与熊掌”之间做出选择，要么作一个严谨和专心致志的学者，要么做一个心无旁骛的“整个的校长”。
1993年10月2日，在出任校长的就职演说中，激情荡漾的雷文面对已有300年历史的耶鲁大学阐述了自己的发展构想和愿景：“18世纪初期，耶鲁要求必须为小小的新英格兰殖民区培养领袖和公民。到19世纪中叶，我们的视野便面向全国。在进入21世纪之时，我们必须立志为全世界培养领袖人才。”2001年5月7日，雷文在纪念北大百年的讲话中，不仅把“全球性大学”的目标提得更加明确，而且把中国也作为实现这一愿景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说，在第4个百年开始之际，我们的目标是成为真正的“全球性大学”：不仅为美国，同时也为全世界培养领袖人才。他特别强调，了解中国、发展与中国人民和教育科研机构的关系，对于耶鲁来说异常重要。这并不仅仅是因为你们有众多的人口，你们在世界政治中的作用和广阔的经济发展潜力，而且是因为你们自古以来在创造人类文明中所取得的成就。这些成就为那些寻求人类未来的学者们提供了学习和获得启迪的取之不尽的源泉。
正像理查德·雷文所说的那样，一旦目标确定，他便全力以赴，努力使耶鲁成为一所国际化的高等学府。当16年的日历一页一页翻过，雷文校长当初的愿景正在逐步变成现实：耶鲁成为了美国总统的摇篮（在美国历史上，有5位总统毕业于耶鲁：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杰拉尔德·鲁道夫·福特、乔治·布什、比尔·克林顿和乔治·W·布什）。耶鲁凭借其优秀的学子创造了一个政坛的奇迹。所以，教员们经常开的玩笑就是：“一不小心，你就会教出一个总统来。”，还有一个玩笑是说，“如果你在耶鲁毕业了，你就能当总统；你辍学了，你就只能当副总统。”这一玩笑的背景是，布什的副总统切尼也曾在耶鲁读过书，只可惜在耶鲁就读一年后被迫退学。
自1789年以来的美国内阁中，9%的成员来自耶鲁，10余位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都曾在耶鲁学习。耶鲁毕业生还成为众多著名大学的创始人或第一任校长，如普林斯顿大学、康奈尔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等，并因此将“美国学院之母”的桂冠奉献给自己的母校。而担任美国企业领导的耶鲁人，数量也远远超过其他大学，飞机设计师和企业家波音、可口可乐公司董事长戈伊苏埃塔、国际投资家罗杰斯、TIME创始人享利·鲁斯、联邦快递创始人弗雷德·史密斯、IBM公司前董事长约翰·艾克斯都是世人皆知的人物。
耶鲁也为美国演艺圈输送了大批光彩照人的文艺明星，其中最为中国观众熟悉的是以主演《苏菲的选择》和《克莱默夫妇》而两度夺取奥斯卡奖的梅里尔·斯特里普，还有《X档案》中的男主角大卫·杜楚尼，以及克莱尔·丹丝、朱丽叶·哈里斯、保罗·纽曼、山姆·沃特斯顿、亨利·温克勒等。
今天的耶鲁校园里，已经成立了由墨西哥前总统塞迪略主持的“耶鲁全球化研究中心”，创建了用以培养全世界青年领袖的“耶鲁世界学人”项目。耶鲁大学还修改了其助学政策，向国际学生提供与美国学生相等数额的助学金。今年年初，学校还宣布：将为每一名本科生提供至少一次出国学习、研究或实习的机会。
中国毫无疑问已成为耶鲁大学国际化建设最为重要的伙伴之一。北大—耶鲁植物分子遗传学及农业生物技术联合研究中心（邓兴旺教授任主任，上次耶鲁北大校友会即由该中心资助）、复旦—耶鲁生物医学研究中心、耶鲁中国法律研究中心（设在北大）相继建立，耶鲁在中国16个城市的50多个项目正在进行之中。
雷文对中国的感情也在日益加深。关于他的名字，中文曾有“莱温”、“莱文”等好几种译法，现在他自己选定了“雷文”这个称呼，因为友人送给他的一枚中国印章，篆刻的就是“雷文”这两个字。英文版的《中国日报》和新华社的电讯稿已成了他每天必须浏览和阅读的文字。从这些媒体上，他知道了北大“元培计划”项目、复旦一年级新生今年新学期实行“通识教育”的信息，知道了中国一些大学的教师聘用不再搞近亲繁殖，而是面向更大的范围选拔，“我们沟通的有些东西在中国已经看到效果了”，雷文为此感到非常高兴。
“培养学生的开放心智和创造性、批判性思维”
读雷文校长的演讲集《大学的工作》，受益最大者，莫过于耶鲁的通识教育。许多在当下的世俗社会中看似无用的课程，却在培养学生的开放心智、创造性和创新性思维方面，功莫大焉！正所谓功夫在诗外！
雷文校长在演讲中提到，在世界范围内，美国大学的本科教育有着突出的特征。绝大多数美国高校的本科教育，在结构和理念上都与欧洲模式存在着明显的差别。欧洲与中国相似，4年的本科教育，一开始就分专业。而美国不同，1979年开始倡导通识教育（Liberal Education），职业教育（professional Education）放在后边，如law, medicine, business等等。我们将arts and science一般称为“通识教育”，以便和以下两种模式区别开来：其一，在文科或理科中选择某一项专业进行学习；其二，开始于18岁的职业教育。雷文校长提到，本科生经历的核心是通识教育，它培养学生批判性独立思考的能力，为终身学习打下基础。
耶鲁实行两年综合教育（以广度为目的的教育）与两年在某一领域的专业学习（以深度为目的的教育）结合起来。中国近年来有了很大的变化，2004年我们就曾经介绍过，在复旦、西安交大就有这样两年的通识教育。因而，有趣的是，中国大学也在向美国模式靠拢。
雷文校长提到，我们的本科教育的理念是，本科教育的主要目的是让学生们培养独立和进行批判性思考的能力，这使得学生们将来在面对他们成年生活中出现的不断翻新并不断变化的问题时，能够灵活应对和处理。
我们不给学生标准答案，我们只是评价他们的论述（assess the argument），促使学生独立思考（get the students to think themselves）。我们本科教育最核心的要素是课堂互动（class interaction），鼓励学生去挑战教授的观点。而这对于亚洲的文化来说，并不容易。在中国，我知道，对于老人的观点，学生不容易去挑战。而在美国，孩子也经常挑战父母。
假如有捐赠者愿意向耶鲁大学捐赠一大笔钱，但有个条件，要求耶鲁大学按照捐赠者认为正确和错误的观念来向学生传授，那么我们会拒绝此笔捐赠。我们的确有道德哲学、伦理学课程，但我们从来不给学生答案，要学生自己去思考。雷文校长的这番话，绝非虚言。现实情况是，雷文校长曾因捐款人对耶鲁所设课程及其教授聘任提出附加要求，而毫不犹豫地拒绝了2000万美元的捐赠。
耶鲁大学的“通识教育”传统，坚持在本科生的低年级阶段不设“职业类”专业，专以基础学科为务，以学问本身为目的。这样本科教育基本上就是基础学科性质的，真正的专业学习和研究一般都是在研究生院，而商学院、法学院、医学院、医护学院、神学院等都算是职业学院，不招本科生。在雷文看来，“通识教育从根本上来说不同于专业教育或职业训练。它并不意图发展一种特殊的技能，或为你们某种特殊的职业做准备。它的教育具有更大的通识性，而看上去较少‘有用性’”。
其中值得关注的是两个概念：其一是较少有用性，其二是通识性。其一，关于有用性。在美国，教育界较之欧洲传统，其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色彩原本就比较浓厚，尤其是二战以后，对来自下层的学生以及学生家长们来说，教育的“有用性”变得非常急迫，甚至变得急功近利。在这种情形下，莱文强调通识教育的“无用性”，其勇气令人钦敬。雷文教授在书中始终贯穿着这种与教育功利主义思想相反动的精神，尽管他本人是一位卓越的经济学家，效用问题本是他关注的焦点，但他更强调在教育问题上必须破除这种单纯投入产出的思想，破除教育的产业观，扬弃种种狭隘的“有用性”，真正使教育服从于培养人这个目的。在这个意义上，他以美国还有像耶鲁这样古老的私立大学，不完全受实用主义支配，更接近欧洲前辈的教育理想而感到骄傲。
的确，正如《大学的观念》（The Idea of a University）的作者纽曼（John Henry Newman）所说：“只有教育，才能使一个人对自己的观点和判断有清醒和自觉地认识，只有教育，才能令他阐明观点时有道理，表达时有说服力，鼓动时有力量。教育令他看世界的本来面目，切中要害，解开思绪的乱麻，识破似是而非的诡辩，撇开无关的细节。教育能让人信服地胜任人和职位，驾轻就熟地精通任何学科。”纽曼的一番话道破了为什么通识教育必须先于专业教育的道理。雷文认为，在信息时代，获取知识极为方便，这就更需要通过通识教育培养、开发独立判断的能力，并从繁杂的信息中遴选出有用的部分。所以，这里的“通识性”，培养的是才智，发展的是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能力，成长出来的是一流的头脑。雷文“相信通识教育的本质就是发扬批判性独立思考的自由，充分培育人的心志，使人从偏见、迷信和教条中解放出来。”（Richard C. Levin,”On Liberal Education,” in The Work of the University, 15.）显然，与狭隘的强化技能的教学方式相比，文理（arts and science）坚固、内容广泛的通识教育更有利于培养一个具有真正思考能力和终身学习能力的人。
通识教育重在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同时还要培养承担公共责任的能力和公民意识。雷文对即将毕业的学生说，“通识教育将培养你们成为终身有思想的公民，可以批判性地审视所有集团和利益主张，抵御那些企图利用偏执情感来代替理智的人。”（Richard C. Levin,”On Liberal Education,” in The Work of the University,18.）由此才能分辨公众的意见，摒弃所谓的“政治正确”，以追求真理为己任。
耶鲁的学生除了学业，还会参加校园和社区的各类公益活动。每年耶鲁都有几千名大学生投入到纽黑文当地的公共服务之中，如社区服务、卫生服务和咨询、无家可归者的照顾、教堂礼拜等等。这种传统使得耶鲁的学生毕业以后，会更多地投身公共事务（public service）之中，并由此逐步超越社区而服务国家和世界。耶鲁校友歌的最后一句就是“为了耶鲁，为了全人类”。这是何等豪迈的一种志向！
与“通识教育”宗旨相关的是耶鲁的选课制度。一般来说，耶鲁学生的主修方向要到大学二三年级才确定，按照雷文的说法：“作为新生，你们从一份大菜单中选择你们的课程，满足必修科目的要求，探索一些有潜在兴趣的领域。到了二年级，你们中的有些人，尤其是那些有志于理工科的学生，需要早一些选定主修方向，但你们中的许多人还可以整年继续你们的选择。在三年级，你们将深入钻研和探索所选择的专业，更加老练，并偶尔静心反思你在这里究竟学了多少，……”（Richard C. Levin,”Yale Time,” in The Work of the University,59）在耶鲁，理科的主修方向在大学二年级确定，而文科的主修方向要到三年级才确定。可见学生有很大的选择余地。通过学生在大学一二年的自主学习，可以真正了解自己的学术爱好，从而选定专业，减少学习的盲目性。如果要考虑职业的话，那就要通过下一步在研究生阶段的学习来加以实现。所以，不仅通识教育跨越系科，而且从整个本科教育来看，它也超越了职业性的教育，从而使学生能沉浸于纯学术的兴趣中。
在通识教育具体的培养方案上，雷文特别强调，人类的伟大著作向我们提供了人的头脑是如何思考的范例，它告诉我们如何获取知识，如何行动。不仅耶鲁，在哈佛、在芝加哥、在哥伦比亚，那些“核心课程”（core course）都强调对于伟大著作的重视。这些著作之伟大，是因为它们在试图回答人生经历和道德行为中最深刻、最困难、最艰巨的问题，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代人对于经典进行重新理解，从而使之成为我们自己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的一部分。在耶鲁，虽然并不要求每个学生都选完整个系列的核心课程，但它每年从新生中会选出125位学生，跨学科地系统学习西方文明的课程，时间长达三年之久，其中包括了西方文明史上的文学、哲学、历史和政治思想，学生学习的主要任务就是阅读西方文明史上最为经典的著作，从古希腊、犹太基督教传统，一直到二十世纪的名著。授课教师都是学校各系最为杰出的教授，每个教授都就其最熟悉的主题来讲。为因应全球化的时代，这个项目最近增加了对于穆斯林、对于犹太、对于中国的研究课题。（这种模式类似于北大的元培计划）尽管是本科生的课，这种课的讨论课，教授一般会限制人数，以使每个学生都有机会加入讨论。当看到本科生人手一本《柏拉图全集》时，不禁感慨万千，从这些巨著中沉浸出来的学生，会有怎样一种胸怀呢！当看到在一个礼堂里聚集着几百位学生选修“政治的道德基础”，几百学生学修史景迁（Jonathan Spence）的“中国历史”时，不免令人感怀：有了如此浓厚的人文素养和情怀，技术官僚对于社会的可怕统治当可避免矣！
结语：功夫在诗外
正所谓大象无形，功夫在诗外！2009年11月2日，听了一场美国副国务卿詹姆斯·斯坦伯格（James B. Steinberg）的演讲《法律和外交政策面临的挑战》（Law and Foreign Policy Challenges）感慨良多：斯坦伯格先生是耶鲁1978年的JD，与国务卿希拉里一同出自耶鲁法学院，而并非专门的“外交学院”或者国内常见的英语院校或专业，其视界之宽广与逻辑之严密，使其在纷繁的外交事务中游刃有余。正如没有一门课程叫《通识教育》一样，也没有一本可以赖以习得外交知识和技巧的《外交学》，它们更需要宽广的人文和社科智识的积累、洞察全局之深邃视界、自信甚至有些自负的气度之养成……相反，外交家如果沦为纯粹的专司一职的视野狭隘的技术工匠，则国家与民族利益危矣！
（作者注：对耶鲁的介绍，部分材料来自于网络。由于本文并非学术论文，故作者不对引证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