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选择前往郎德上寨，原因有三：交通方便是最重要的，郎德上寨距雷（山）凯（里）公路（路边即为郎德下寨）不过三华里路程，且是沥青油路，行车方便；其次，凡游客想到苗族风情者，必定会想到这里是展示苗族风情的露天博物馆和“活化石”；再者，这里曾是历史上苗民起义的重要将领杨大六的故里，了解当年苗民的生存历史，并借机瞻仰凭吊一下这位苗族英雄，也属应该。
从凯里出城就领略到了游客的热情。省内游客的车子已经很多，但省外游客的车队也不比省内游客的车子少，我们在郎德下寨还遇到了少见的堵车现象。一路之上还见到不少骑自行车前来的外地游客，炎炎的烈日丝毫没能减少他们前往苗寨体验民族风情的那份火热劲头。
郎德上寨距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州府凯里市南30公里左右，这是一个比较大的苗家山寨，由于寨内苗民的服饰以长裙为特征，故而人称“长裙苗”，这里理所当然地成了“长裙苗乡”。由于正值五一长假，从下寨到上寨三华里的路边成了一条各色车子组成的五颜六色的长龙。在山回路转之间，一个一色吊脚木楼依山傍水而建的山寨呈现于我们的眼前，络绎不绝的游客正忙于涌向这个平日宁静而此刻热闹非凡的苗家山寨。我在心里想：郎德上寨到了。
跳下车子，我便兴奋地向山寨边的风雨桥奔去。风雨桥横跨在寨边的小河上，桥身系石拱，桥上建有三座楼亭，柱子全是杉木，并涂着上好的桐油，看上去金灿灿的，给人金碧辉煌的感觉——这显然是一座刚建不久的新桥。但游人来之前得到的信息却是，当地早就建有纪念杨大六并以其名字命名的杨大六风雨桥，这座新桥显然不是。于是顺着河水向上找寻，果然在不远处见到了已有多年历史，颇有些沧桑感的旧风雨桥，据当地人说过桥后还能看到杨大六当年的练兵场呢。从当地人的口中得知，郎德上寨系苗语“能兑昂纠”的意译，“能兑”即欧兑河下游之意，村以河名，“昂纠”即上寨，郎德上寨因属郎德片区的上方，故而得名。村前这条清澈见底的河流便是欧兑河，往下在郎德下寨流入美丽的丹江，继而便汇入清水江了。
郎德上寨所获的称号极多，她是贵州省命名的民族文物村，1985年作为黔东南风情旅游点率先对外开放，1997年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艺术之乡”，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寨子的南、中、北三面，各有一个不大的寨门，上用行书写着“郎德上寨”几个字，走进寨中，你会发现这些称号的获得的确是实至名归的。山寨坐落在半山腰的溪水旁边,这与我们平日形成的“汉族住坝子，侗族住水边，苗族住在山颠颠”的印象不太一致。她依山傍水，背南面北，四面群山环抱，茂林修竹，衬托着古香古色的吊脚楼，不少人家的屋外挂满了长短不一的玉米和辣椒串，不知是向人们炫耀丰收还是为了吸引游客的眼球。蜿蜒曲折的鹅卵石路在屋檐间时隐时现，在吊脚木楼的“美人靠”上，不时现出一两个苗女婀娜的身姿，倘若你的运气好，或许还能听到两嗓子苗民或粗犷或清脆的歌声。
但我最感兴趣的是，这里是清咸丰同治年间苗族起义领袖杨大六的出生地。当年的这个“化外之地”，苗民深受官府和地方土豪的盘剥，生活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在不堪压榨之下，台江的张秀眉和雷山的杨大六率领当地苗民起兵反抗。起义的苗民利用当地险要的地形与清兵周旋，致使清兵整整征讨了18年才将其平定。平定之时，清兵大怒之下把郎德上寨一把火烧光，人口也几乎被杀绝，侥幸有15人逃至深山野林才保住了性命。后来这15人组成了4户人家，在废墟上重建自己的家园。发展至今，全寨已经有一百余户，五百多人。寨子中心位置是后人重建的杨大六故居，现在被辟为“杨大六文物博物馆”，里面陈列着当年杨大六起义时用过的刀、叉、头盔、铁炮等物品。望着这些锈迹斑斑的遗物，我们的耳边仿佛又听到了当年苗民气壮山河的呐喊，同行的当地人不无自豪的告诉我，山上还有当年杨大六起义时筑起的碉堡和战壕呢。
正低头沉思间，外面传来一阵讨价还价之声。出门一看，原来是两个身着盛装的苗女在极力挽留一个外地游客购买她们的物品。我暗暗惊叹此地山民的商品意识，他们真是与时俱进啊，但惊叹之余忽然又想到，他们除了自己身上的这些盛装还能彰显苗族的特色而外，其他属于本民族的东西都舍弃了，将来靠什么传承给自己的子孙后代？难道他们这样做是错的么？想想也不是啊，他们也得吃饭，也需要提高自己的物质生活水平，这样做也是无可厚非的。就在这个外地游客犹豫不决之际，我们见到了另外一幕：在鹅卵石铺就的寨中小路上，一位年逾六旬的苗家老太，正吃力地挑着一担牛草，打着一双赤脚蹒跚向前，她表情肃穆，旁若无人。想想吧，一个已被开发20多年的苗家山寨，一边是身着盛装的苗家女向外地游客兜售自己的商品，一边却是年过六旬的苗家老太吃力地担着沉重的牛草，步履维艰。这是多么耐人寻味的一组画面呢，这样的一幅画面居然就发生在旅客最多的五一期间，这难道不是一种无情的讽刺吗。看来，再怎么发展，再怎么富足，总还是有挣扎在贫困线上的弱势人群。原本我是来看郎德上寨的苗族风情的，没曾想此行最令我难忘的居然是这位苗家老太留下的蹒跚的背影。
从杨大六故居再往下，便到了郎德上寨的铜鼓坪上。铜鼓坪是用鹅卵石铺就的，上面铺的是仿古代的铜鼓面和由铜鼓中心向外射出的十二道太阳光芒，正中心还树立着一根圆木做成的刀梯，这是苗族勇士展示自己勇气的竞技项目，圆木下方挂着一面铜鼓。太阳在苗民的心目中是一种极为重要的图腾，直至今日我们仍可以找到类似的例证。苗族刺绣上的各种圆形图案，大都与此崇拜有关，苗族歌后阿幼朵曾专门演唱有《太阳鼓》，赞美太阳，歌唱太阳，想来与此多少有些关系。最典型的当属从江岜沙苗族，他们男性的头式都剃成圆形的“揪揪”模样，并自称是太阳神的子孙。由铜鼓中心向外射出的十二道太阳光芒大约象征着太阳神保佑他的子民们一年四季十二个月吉祥康泰，岁岁平安。
铜鼓坪中铺着的还有两匹飞奔的骏马，村民说是杨大六生前喂养的战骑。杨大六，苗名陈腊略，相传他跨上战马，勇猛异常，吓得清兵惊问“他是谁？”但听苗民赞誉道：“羊打罗！”苗话“羊打罗”即“凶死了”、“勇敢极了”之意。清兵不懂苗话，误以为这位身先士卒的悍将叫“杨大六”，于是便上书朝廷，以至外人不知其真实姓名。郎德村民深谙个中缘由，乐将这位先人称为“杨大六”，并在铜鼓坪上为他雕塑战马，以资纪念。这似乎与史实相离不远，毕竟“羊打罗”只有在苗语中才有实际的意义。
正午十二点，演出开始了。我在心里想，郎德上寨的苗民们选择这个时候开始他们的演出，难道也是出于对太阳的崇拜么？我们知道，这时候可是太阳最毒辣的时间，他们在炎炎烈日下翩翩起舞，表达的莫不是对太阳的一种敬畏之情？抬头仰望之间，太阳当空，周围是一圈明亮的日晕，正好与铜鼓坪上的圆形图案映和。
观看他们的演出正好印证了一句话：“期望越大，失望越大”。商业化的演出让这些苗族业余演员们充满了疲倦。苗女们极少有带着表情去演出的，仿佛这不过是完成一个必须完成的任务而已，说得难听一点，她们来此表演不过是为了获得数目有限的报酬，因此当然不会想着为游客奉献真正意义上的舞蹈。最让我感到莫名其妙的是，有一个节目居然是葫芦丝的独奏。我们都知道，葫芦丝是流行于云南傣、阿昌、德昂等民族中的一种乐器。其音色轻柔细腻，圆润质朴，极富表现力。在云南，深受人们的喜爱。近年来，无论是在民间还是在舞台都能听到葫芦丝演奏的优美音乐。虽然说在这里吹奏葫芦丝并没有什么不妥，但放着自己民族丰富的乐器不去吹奏，而去表演其他民族的乐器，并且是在被称为“苗族文化露天博物馆”的郎德上寨，多少还是有些不合时宜。
我举着照相机捕捉称心的画面，正准备向着一位身着盛装的苗女拍照之际，她立马把头埋了下去，并迅速地把戴在头上的银帽卸掉了，我看到的除了满脸的汗水而外，还有从她的双眼中流露出来的厌倦和疲惫。演出结束后，我问她为什么会那么做，她淡淡地说道：她原本在凯里读书，五一长假应村里的邀请回来参加演出，每天视游客的多少要演出好几场，而且场场节目不变，这不仅让她，也让其他的演员充满了厌倦。我问她还有没有其他的原因时，她支支吾吾地说，演出报酬低得很，还不如在凯里打临时工呢，言语之中似乎透着些许后悔来表演的意思。
不过还是有两个节目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一个，是十三个年轻的苗家少女表演的，舞蹈的名字已记不得了，大概展示的是苗族人民庆祝丰收时的景象。一个漂亮的领舞者，其余十二人时而合一，时而分成两组，我注意到，分成两组时，领舞者始终居于其中一组的正中央，构成的正是一个太阳的图案。临到舞蹈结束时，领舞者独居铜鼓坪的中央，其余十二人则呈半圆状紧紧围绕，快步上前，从领舞者的腰部扯下十二根绣花带，高高举起，又转而围成一个半圆形。此情此景，正如一轮圆日和它放射出的眩目光芒，她们向游客昭示的，是一幅喜庆丰收的热闹场面。是谁赋予他们丰收的年景呢？是普照万物的太阳神。这个舞蹈正是苗家人对太阳顶礼膜拜的真实体现。还有一个舞蹈，是整个表演临近结束时，上场的全是村中的寨老。其中一个吹着大得恐怕需要两三个成年人才能抬动的落地芦笙，发出浑厚沉重的声音。那声音，仿佛又把我们的思绪带到了遥远的古代；那声音，叙说的似乎是苗家人不屈的历史；那声音，展现的是他们对自由的向往和对新生活的无限渴盼。同时与落地芦笙奏响的，还有十来个小芦笙，发出的则是清幽悦耳的另外一种声音。这声音，如山间潺潺的流水；这声音，似树上百灵的歌唱；这声音，是苗家人对远道而来的客人的欢迎。另外两个寨老，则侍弄位于铜鼓坪中的铜鼓，一个敲大鼓，一个从另一面将小鼓有节奏的伸入大鼓之中（大鼓的底面是空的），发出的声音则时而雄浑，时而清越。
这才是属于自己民族的东西！在气势磅礴的芦笙阵前，前面葫芦丝的独奏发出的缠绵悱恻的那种声音完全变成了小家碧玉。
这时游客完全被带动起来了，在参加演出的苗家女的邀约之下，大家纷纷涌进铜鼓坪中，围成一个又一个圆圈，手拉着手一起踩芦笙堂，那场面宏大而热烈。大家担心的是时间过得太快，担心的是铜鼓坪还不够大，担心的是手拉着手的友谊会随着表演的结束而终了……
但终究还是结束了。表演一结束，身着盛装的苗家女立即为我们展示了处于商品经济时代里她们的另外一面。她们手上挽着各式的竹篮，向游客兜售自己的商品。我想既然来到苗疆腹地，带些纪念品回去也是必要的，于是也凑上前去，想挑选几件中意的饰品。但很遗憾，我居然找不到一件是她们自己亲手制作的东西，这不免让我有些失望。当转念一想，手工制作毕竟比不上批量生产的商品来得快，她们这样做也是顺应历史发展的标志，我该为她们能如此迅速地适应时代潮流而感到高兴才对。我们总不能为了满足自己能得到原汁原味的民族产品，而要求他们永远在贫困线上挣扎，要真是这样的话，我们的时代还怎么进步？我们那些残酷的想法不是太过于血腥了吗？想到这里，我的心释然了。
告别了“长裙苗乡”——郎德上寨，我们将要前往的是“短裙苗寨”——大塘。
我们有必要先来了解一下苗族的简单历史。苗族同胞是蚩尤的后代，这已是专家学者的共识。相传五千年前，黄帝联合炎帝与蚩尤大战，蚩尤虽然骁勇善战，但仍避免不了失败的命运。蚩尤战败后，被斩首。当年征战的场面已经无从得知，但从“逐鹿中原”这个成语看，该是很壮烈的。自古“胜者王侯败者贼”，失败者总免不了流落的命运，从那以后，蚩尤的部落便向西南迁徙，最终在现在的湘黔两省结合部以及周边地区定居下来。另外的一部分则继续迁徙，有的到了东南亚，有的则远渡重洋，达到美洲。
有学者说：世界上灾难最深重的民族有两个，一个是犹太民族，一个是苗族。我想还可以补充一点，这两个灾难最深重的民族，一个产生了其他民族无法比拟的无数的科学家、政治家，这是犹太民族；一个创造了令世人瞩目、其他民族同样无法比拟的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是苗族。只是犹太民族的知名度恐怕要高得多，而苗族，她恰如一个养在深闺的少女，在沉寂了数千年后，才慢慢地向人们揭开她那神秘的面纱。
我们将要探访的“短裙苗”是苗族的一支，主要分布在苗岭主峰雷公山麓几县的交界处。以雷山县大塘乡和榕江两汪、空申及丹寨县排调乡等最为集中。我不懂苗语，只好向同行的一个苗族同事请教相关的问题。他告诉我，“短裙苗”同胞自称“德闹”，苗语就是“麻雀”的意思；又称“敢闹”，即“穿得很短很短的裙子”。这麻雀和短裙似乎离得远了些，倒是第二种比较符合实际的情况。那么为什么“敢闹”支苗胞穿着短裙又是从何时开始的？关于短裙苗的来历是否又有些什么传说？这一直是学者们乐此不疲探讨的话题。早在1980年，李廷贵先生在经过深入考察后归纳出了四个原因，我们不妨来看一下。
第一种是当地流传的一首顺口溜：过去我们穿长裙，鸡屎沾来家，弄脏了饭锅，雷公打我爸……所以改穿短裙；还有类似的踩铜鼓跳芦笙弄脏了姐妹衣饰遭讥讽后改穿短裙的说法。这种说法只能说明苗族是一个非常热爱干净的民族，用它来解释短裙苗的起源多少有些牵强。
第二种是说苗族的女祖先们干活时见锦鸡华丽的衣裳很是好看，于是学锦鸡的模样，改穿短裙。现在姑娘们吊在身后的绣花带，就是仿照锦鸡尾织成的，这表明苗族的祖先们在很久以前就已经具备了审美的眼光。其实从劳动的角度来看，处在山里的苗族同胞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每天翻山越岭，是不大可能随时身着短裙尤其是超短裙的。现在我们看到的苗族同胞身着短裙在田间劳作，那不过是一种造势的宣传而已。试想，谁愿意轻易地把制作程序复杂而又耗费时间、名贵得只有在节庆时才穿的衣裙随意地使用呢？
第三种则完全是一种美丽的爱情传说了。大意是说过去都穿着短裙，只因一段游方私奔的事件而改穿长裙了——耶秀有两个儿子，长子叫客耶，幼子叫腊耶，说好要接务弄姑娘来给幼子腊耶做媳妇。但不知是什么原因父母叫哥哥客耶去接，客耶见到务弄很美，两人就游方逃跑了，怕被人认出来，务弄姑娘就穿起了长裙。腊耶左等右等等不来新娘，就自己去女方家找，才知道务弄跟客耶走了，腊耶只好同务弄的妹妹务杜成了婚。从此以后，客耶、务弄成了穿长裙的祖先，腊耶、务杜的后代则保持着短裙的传统。
第四种说法似乎更接近事实的本来面貌，“从古以来就是这样穿戴，说不清为什么。”
又有人认为，苗族同胞穿短裙还有着其它的心理沉淀和暗示。有学者在“短裙苗寨”调查后获得当地有这么一种习俗：农忙季节，女孩们为鼓励男人们多干活、干快活、干好活，她们往往站在男人们干活的前方，男人们一旦弯腰干活，女孩子那若隐若现的春光就出现在男人们的视线中，使男人们的力量大增，干活的效力也更高。这里有种“性暗示”或是“性激励”的含义。这到底是学者们杜撰出来的一厢情愿的想法，还是“短裙苗寨”身着短裙确实就是基于此种含义，这个古老的习俗还有待于人类学者作进一步的考察。
从郎德上寨出发到大塘，也是30公里左右，我们驱车而来，半个多小时就抵达了。由于这里是大塘乡政府的所在地，省道雷（山）榕（江）公路将整个寨子一分为二，因此在这里，我们无法再看到那种只有远离商业社区才有的清一色的吊脚木楼（郎德上寨是个例外，她的吊脚木楼是在政府的保护之下才得以完好的保存）。公路两侧，不少地段立起的是砖房，好在这些砖房在四周木楼的包围下并不十分显眼，但若干年后会便成什么样子，我们无从得知。砖房就好比汉化的进程，砖房的数量越多，表明汉化的程度越快；反之，具有民族特色的建筑越多，原汁原味的民族文化就会保存得越多——这就是为什么在都市里日益消亡的东西我们非得到大山里面去找寻的缘故。
但我们很庆幸，因为我们还见到了比较古朴的那份久违的感觉。走进村中，我们发现此处的木楼大多属于地屋，地屋跟吊脚楼的区别在于，它只有两层，没有向外吊出的房柱的“脚”。我猜想，这可能与当地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比较低有关，而不应该是没有建造房屋所用的原材料的原因。因为在大塘，周围的生态环境比郎德要好许多，但从交通、信息等方面来看，却远比郎德闭塞——而经济的发展与这些因素又是息息相关的。在村中的小巷里穿行，我们看不到像在郎德上寨那样干净清爽的鹅卵石路面，毕竟这里作为一个旅游景点开发还只是处于起步阶段。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会看到还没有被完全商业化的那种真实。
过去，在山高谷深的大塘地区收获每一粒粮食都是不容易的，而且还得堤防专靠不劳而获的鼠辈们的偷袭。怎样才能更好地保存这些来之不易、粒粒皆辛苦的粮食呢？勤劳聪明的苗族同胞可是想了不少的办法。最后，他们在村子中心修建了一个水塘，在水塘里建粮仓，这样鼠患问题解决了，水塘中又可以养鱼，而且在人口密集、木楼林立的山寨里，水塘里的水平时还可以用来防火，真可谓一举三得。虽然现在保存粮食的方法已不仅限于“水上粮仓”了，但我们有充足的理由相信，这些在历史上曾经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建筑，作为苗族历史发展的见证，必将会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
趁着表演还没有开始，我便像一只无头的苍蝇开始在村子里乱窜。我顺着山路爬上半山腰，发现在青林翠竹间掩映着几户人家。我站在这里可以把整个大塘的景象尽收眼底，兴奋之余，赶紧掏出照相机准备来个全景特写，但镜头所到之处，不是夹杂着砖房就是横七竖八的电线，不免心生失望，于是只好收起照相机。正要往回走时，身后却传来一句生硬的汉语：“弟，来，吃……”我转身看去，只见一个光着赤脚，衣衫蓝缕，年纪不过三十出头却略显苍老的妇人正站在一棵樱桃树前，给一个十岁光景的小女孩摘树上的樱桃，那女孩大约是她的女儿，浑身上下找不到一处干净的地方，穿着打有补丁的衣服，只顾把到手的樱桃往嘴里塞，两眼有些呆滞的望着我，说不清是恐惧还是茫然。那位苗族妇人见我转过身来，用手指着满树的樱桃，继续说：“吃，吃，吃。”话音并不迟缓。我顺着她的手往树上看去，只见到处都是红艳艳、沉甸甸的樱桃，一颗挨着一颗，一串连着一串，结出满树的灿烂。我再也经不起这红艳艳的诱惑，凑上前去，摘下一颗，放进嘴里，却是别一番酸涩，一如我当时的感受。看来，再怎么发展，总还是会有贫困的人群，就像这满树的樱桃，我们都会被它红艳艳的外表吸引，但只有真正吃下去之后才发现，原来这红艳艳之下掩盖着的竟是满嘴的酸涩。
我逃也似的离开了这对苗族母女，那女孩木木的眼神至今还常浮现在我的眼前，我感觉那眼神仿佛要吞噬我整个的灵魂。当我赶到芦笙堂的时候，表演已经开始一会了。由于表演的内容与郎德上寨所看到的都差不多，因此没留下特别的印象，惟一令我记忆犹新的是，这些人的表演更真切、动作更舒展、感情更自然，特别是几个小演员的眼神之中还透着无邪、纯真与质朴。表演到最后，她们向游客们逐一敬酒，并唱祝酒歌，大意是感谢客人这么远的来到她们苗家山寨，她们没有什么好招待的，只有薄酒一杯略表敬意，欢迎客人们下次再来做客。
在这个商品经济的社会里，这儿的苗族同胞为我们献上的不仅仅是一道精神大餐，还有在我们心灵疲惫的时候所应该得到的慰藉。她们没有为了表演而表演，他们是用心在歌唱，她们是用情在舞蹈，他们为我们展示的是原始淳朴的苗家风情。我不知道，随着游客的增多，随着经济收入的提高，她们的表演还能不能向现在那样全身心的投入，她们是否也会因为无法承载各种诱惑而显得疲惫。但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苗族同胞能够创造出令世人仰慕的昨天，就一定能够书写更加辉煌灿烂的明天！
大塘，我一定还会回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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