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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突然查出膀胱癌之后(组图)

(2018-09-12 11: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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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名人明星:综合
       周恩来突然查出膀胱癌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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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克松总统走后两个多月的一天清晨,这天日历上印着1972年5月12日。保健医生张佐良从周恩来的卫生间取走了一个用肉眼看不出任何变化的尿检小玻璃瓶。这是医生按照惯例,一个星期要为总理作一次大小便检查。
这一天,周恩来起床洗漱,简单早餐后,照例来到他在西花厅后院的办公室里批阅头一天没有看完的文件。他在一堆文件里看见一份中共浙江省委关于副省长冯白驹的病情报告,他心里有些隐痛。这位被他誉为“琼崖人民的一面旗帜”的老将军在“文革”中挨整,身体与精神上受了很大折磨,现在又得了前列腺癌。“文革”以来,像冯白驹这样挨整直到患上癌症的老干部还有很多,但只要周恩来知道,他都会尽全力为其解脱政治审查的精神枷锁,让他们有一个较为宽松的治病环境。
周恩来心情沉重地在冯白驹治病的报告上批道:“冯白驹同志如患癌可进到北京日坛医院来治,其夫人同来。”他写完批示,心里还有些不踏实,又拿起电话给中办负责人,嘱咐中办将他的批示快一些转告浙江省委,不要因为报告“例行公事”而耽误了老将军的治病。
就在周恩来尽力挽救别人生命之时,他自己的生命信息也传递出了令人不安的信号,命运之神向他亮起了红灯。
第二天,周恩来的化验结果送到了保健医生手里。张医生一看化验单,不由得心一沉——4个红血球!这就是说,显微镜下的每个高倍视野就有4个红血球!
北京医院是张医生供职的单位,如果是平时,他在北京医院门诊坐诊,这4个红血球对诊断疾病是没多大的临床意义的。但现在不同,他手里的尿检报告是来自一国总理体内的信号。他不能侥幸,但也不能紧张,更不能马上就声张,以免造成大家的紧张情绪,干扰总理的工作。他连邓颖超大姐也没有告诉,而是悄悄给协和医院泌尿专家,也是负责中南海领导人保健工作的主治医生吴阶平打了个电话,报告这一情况。
吴阶平一听,也觉得必须警惕。为慎重起见,他让张医生再多取几次尿样,以便进一步作病理化验。
吴阶平放下电话,他的心收紧了。周恩来总理是他最为熟悉也最为信服的人。从五十年代起,他就和周恩来有过很多交往。周恩来十分赏识并信赖吴阶平高超的医疗水平,曾多次派他主持完成国内外重大特殊的医疗保健任务。1962年,周恩来得知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因肾结石导致左肾功能障碍,可能要进行切除手术。他对苏加诺说,我们国内有很好的泌尿专家,我派他去给你看看,尽量不要手术切除。于是周恩来让吴阶平带着中国医疗组去了印度尼西亚,经过4个月的努力,吴阶平终于让苏加诺的左肾恢复了功能。为此,苏加诺总统和夫人感激万分,不仅设宴欢送中国专家,还给吴阶平授予印尼国家二级勋章。从此,吴阶平在苏加诺眼睛里,成了包治百病的全科专家,就连伤风感冒头痛脑热什么的,也要把吴阶平从中国请去治疗一番。吴阶平后来又多次被周恩来派出国,为一些国家元首治愈了泌尿系统的顽症。吴阶平这下名声大震,真成了全科专家的“国际保健医生”。
此时吴阶平多么希望周恩来接下来的检查,各项指标能和以前一样,属于正常范围内,那4个红血球只是一次意外的出现。
按照吴阶平的要求,张佐良医生还要再给周总理取尿样。他面对常规检查中最简单的取尿样,却犯了难。
张佐良做周总理的保健医生快十年了,十分了解周恩来的脾气。总理每做一件事情都非常认真仔细,不仅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如果刚作了常规检查,又叫留样化验。周恩来一定会用疑惑的目光看着医生,然后仔仔细细问个明白;要是医生理由不充分,他会毫不犹豫加以拒绝的。他可不愿意为没有根据的怀疑麻烦医生也麻烦自己,他的工作时间几乎是以分秒为计算单位,哪能再添额外的项目呢!
为再次争取总理的配合,保健医生苦苦想了一天,为4个红血球的出现想了5个理由来说服总理再作进一步检查:第一可能是血管硬化,毛细血管渗血;第二是尿路结石,摩擦出血;第三是膀胱有炎症;第四是尿道血管畸形;第五是膀胱里长良性瘤子。那么第六也是最后一个理由,他没有说出来,因为这也是保健医生最为担心的──癌!
张医生为完善这5个理由,又去找了邓颖超大姐,听取她的意见,以便说服总理的理由再充分一些。被工作人员称为邓大姐的邓颖超,在大家心目中,就是总理的第一道“安全检查哨”,大事小事总是先和邓大姐商量,取得一致意见后,大家再去执行实施,这样不仅减少打扰总理的时间,也缩短总理了解与适应的过程。
毕竟邓颖超的母亲是一个中医,邓颖超从小就熟悉并谙熟中医,以前她常请老中医给周恩来看病开药方,她本人也是常年吃中药调养身体。当她知道周恩来尿检发现4个红血球,并不感到紧张,她觉得张医生这5条理由有足够的说服力,周恩来一定会配合的。她为张医生能一次取样成功,还特地了解了这几天总理的日程安排。
5月14日—18日,索马里最高革命委员会主席西亚德率代表团来华进行国事访问,周总理可能14日上午还在西花厅办公,以后的几天恐怕再难有时间听医生一条条地解释取尿样的理由了。
张医生按照这个时间点,14日一早就在西花厅等候,果然周恩来在西花厅办公室里办公已达10多个小时。张医生趁给总理送药的机会,劝总理休息一会儿。他知道总理心脏不好,这样劳累是不行的,也借此将需要再次进行尿检的事情告诉总理。
周恩来看见张医生进来送药,只是机械性地抬起疲倦的脸庞,取下老花镜,接过药和水杯,一口把药吞下,然后又把老花镜戴上,继续埋头批阅文件,下午他就要去人民大会堂迎接外宾,可他的办公桌上的文件仍然堆积如山。张医生见状,有些发毛,心脏不由得怦怦地跳:正在工作的总理能有耐心听完我的五条理由吗?如果一口拒绝怎么办?
张医生愣愣地站在原地,一时不知如何开口是好。
还是周恩来敏感,察觉张佐良神态有些异常,就抬头问他还有什么事情?
“总理,是这样的,前天检查的小便,里面有4个红血球”大夫清清喉咙,尽量用平静的语气。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周恩来懂一些卫生常识,小便中有微量红血球属于正常现象。
“总理,不是大惊小怪。发现红血球,不管有病没病,应该先搞清楚原因。”
“会是什么原因?”
果然不出所料,总理开始刨根问底了。
周恩来摘下老花镜,身体后仰,靠在椅背上,那是准备好好听听他的保健医生的分析是否有道理的姿势。
医生按照想好的五条理由,由轻说到重,一条一条摆给总理听,才讲了三条,总理打断他的话头:“别绕圈子了,是不是怀疑我长瘤了?你先别管我,先去治好康生的病。”
时任政治局常委的康生得的是膀胱癌,开始也是发现尿中有红血球,然后才检查出癌细胞的。正是因为康生的病例,才使大家不敢放松警惕。张医生听见总理提到康生的病情,心情一下松了,说话也敢放开了,趁势给总理做思想工作。“总理,在诸多的癌症中,膀胱癌是可以根治的,只要治疗得早,预后是最好的一种。大量病例表明,能根治的病人占三分之一,复发的病人占三分之一。剩下的三分之一病人才”
“死亡,对不对?”周恩来不等张医生选择合适的词儿表达这个忌讳的字眼,就直截了当地说了出来。
和总理说话,最好直截了当,不要回避:“对,死亡。”
“你说了这半天,究竟想要做什么?”周恩来目光认真。
“要小便,再作一次小便化验。”
“就这个?”这个要求可能出乎周恩来意外,他“扑哧”笑出了声,马上爽快地答应了。“查吧,马上?可以!”说罢,起身就去卫生间,张医生赶紧拿出事先准备好的专门用来取尿样的瓶子递给总理。
张医生拿到小便标本,随即派人送往北京医院病理科检查。
第二天,周恩来在天安门广场西侧的人民大会堂里要举行几个外事活动。其中一项,是与第二次访华的日本公明党中央副委员长二宫文造就中日关系等问题进行长谈,谈话中周恩来得到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如果日本自民党领袖田中角荣担任首相,他就要到中国来谈中日两国关系问题”。这个信号令周恩来十分敏感,也十分振奋。他发出了爽朗的笑声,用苏北口音向日本客人发出了欢迎辞令:“有这样勇气的人来,我们怎么能拒绝呢?不然就不公道了。”
而此时,西花厅与人民大会堂的热烈气氛正好相反,大家面临着史无前例的严峻时刻。张医生收到了北京医院送来的尿样化验报告单与尿细胞病理学检查报告单。尿样化验单上写着“8个红血球”,离上次尿常规检查仅仅三天时间,红血球数量竟增加了一倍。尿细胞病理学检查报告单上赫然写着——“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
日夜揪心的“癌细胞”还是无情地出现了!
这9个触目惊心的字,一下凝固了西花厅值班室里的空气。大家一动不动地紧盯着这张化验单,希望自己的眼睛看错了这9个字。然而,这9个字写在一国总理的检查化验单上,白纸黑字,谁也无法抹去。顿时,大家心里像装进一块石头,感到格外的沉重,几个女工作人员忍不住哭出了声,男工作人员只能跑到屋外,躲到没人的地方吸烟、叹气,来释放一下自己沉重的心情。其实,这种心情随着“文革”开始,受总理苦闷、压抑、忧虑情绪的影响,就在大家心里埋下了。每次遇到总理遭遇命运不公,委曲求全时,大家苦闷的情绪就像涨潮的海水,一波一波地击打在心岸上,久而久之,大家都有为总理鸣冤叫屈的感觉。苦闷中,张医生突然意识到自己的职责,现在必须争分夺秒,与时间赛跑,尽自己最大可能尽快让总理进入治疗的“轨道”。
周恩来突然查出膀胱癌之后(组图)

摘自《周恩来最后600天》 中国青年出版社
军旅作家顾保孜的又一部新书《周恩来最后600天》即将出版了!让我们先了解一下这本大作,先睹为快!
《周恩来最后600天》目录
第一章祸起萧墙1972年5月12日,周恩来在例行检查时发现尿中有4个红血球,随后被确诊为膀胱癌。他不仅继续担负着繁重的工作,还承受着来自党内外的巨大政治压力。
淡然处之…… 019 抽薪止沸…… 039
复出之路…… 053 一衣带水…… 064
南辕北辙…… 082
第二章病魔缠身周恩来的治疗终于提到议事日程。然而,政坛暗流涌动,权力之争加剧
柳暗花明…… 097 求贤若渴…… 107
日理万机…… 121 如愿以偿…… 127
再度受挫…… 157 忍辱负重…… 166
改弦更张…… 176 岁月留痕…… 198
风波再起…… 212 明火执仗…… 231
第三章困顿病榻1974年,周恩来的病情恶化,癌症转移。他拖着重病之躯,千方百计解放了一大批被打倒的老干部。西风残照…… 243困顿病榻…… 264挂肚牵心…… 277垂暮之治…… 288欢聚一堂…… 296风生水起…… 306生死一搏…… 317情同手足…… 329心愿已了……335
第四章回天乏术
到1975 年夏,周恩来体重仅剩61 斤。他凭借自己在党内外的影响力,希望用生命的最后力量托举邓小平平稳接班。
惺惺相惜…… 349 以忍为阍…… 355
暗流涌动…… 362 洞察秋毫…… 370
触物生情…… 378 泪干肠断…… 392
直抒胸臆…… 403 因风吹火…… 414
逝者如斯…… 421 激浊扬清…… 426
第五章弥留之际
1976年1月8日上午,周恩来停止了呼吸。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完成了人生的最后谢幕。
相濡以沫…… 437 临深履薄…… 453
油干灯尽…… 460 语重心沉…… 470
回光返照…… 476 难以回天…… 486
第六章魂舞大地
“只见总理去,不见总理归。”成千上万的首都群众伫立在长安街两侧,用泪水与怀念为周恩来总理送行。
剖肝泣血…… 499 力不从心…… 507
天怒人怨…… 512 众怒难犯…… 521
风木含悲…… 529 最后使命…… 547
涓滴不遗…… 554
尾 声……561后记……566编后记……570参考书目……573采访对象……573后记
一般来说,我写书前给要写的书起个暂定名,等书稿完成时再根据实际内容起个正式的书名,就像先给未出世小孩起个小名,等孩子出生后再依据性别起个大名一样。
而《周恩来最后600天》这本书的书名却由小名直接变成大名,直到出版发行,这个书名也没有改动一个字。其实,不改动也有无奈的原因。因为这本书还在腹稿阶段,出版社已经为它登记入册,列入了“十二五规划”的重点图书。
下笔写的那一天,书名就已经确定。我也成了逼上梁山的“好汉”,开弓没有回头箭,必须将此书写成“重点”才行。这本书还没写,压力已经袭来。当然,过了知天命年龄的最大好处便是会随遇而安。有压力也好,没压力也好,已经懂得由心而发的东西才是最真实、最感人、最质朴的,打动我的就是打动读者的。
于是,2012秋季,在我刚写完《毛泽东正值神州有事时》,便开始了《周恩来最后600天》的写作。哪知在写作过程中,发现《周恩来最后600天》并不是最贴切的书名。例如,周恩来最后600天应该是指1974年6月1日到1976年1月8日去世,真实天数是589天,如果说600天也还凑合。但周恩来患病之后最精彩的生命乐章是在他住院前的两年时间里,即1972年5月发现癌细胞到1974年6月1日住进305医院这700多天里。
如果是普通人,得知自己患癌,第一个反应应该是赶紧检查治病,可是身为一国总理的周恩来知道自己患癌后,第一反应就是开展“批林整风”,让“文革”的“左”倾步伐慢下来。他用有限的生命确立一个政治生命的高度——那就是党和国家的权力不能落在“四人帮”手里!因为他知道,党和国家的政治“肌体”不能因为他的空位而留下难以弥补的“疤痕”,那么国务院总理的人选与权力移交成为他最后生命中一项重要的“工作”。
在他病情日益加重之时,他几乎是在和病魔赛跑,耗尽心血完成了护驾邓小平出山的最后一段路程。进入1973年,周恩来开始大量尿血,中央同意周恩来做患癌病以来的第一次病灶检查与治疗,但他为确保邓小平顺利复出,将自己检查治疗时间一拖再拖。直到3月初,邓小平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已成定局,他才躺倒在手术台上……病情刚有好转,他又忘记自己是个病人,从与日本首相艰难谈判到陪同外宾视察祖国各地;从安排一个个老干部回京治病到主持起草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纲领性文件;从洁身自好绝不允许自己身上有任何政治瑕疵到至死都在抗争,努力洗刷别人泼在他身上的“脏水”……
一件件国事,一桩桩大事,一起起外事,他都亲力亲为,努力维持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与人民生活在“文革”期间能正常运转。而他自己在患病期间忍受了许多恶意误解与人身攻击。委屈与不公几乎伴随了周恩来整个患病岁月。
精神上的忍辱负重,身体上的病痛折磨,成为周恩来最后三年多的生命主题。
写完《周恩来最后600天》,我也从对书名的纠结中走了出来.
对于周恩来的精神与人格,不是一个书名所能承载的,也不是书名准确不准确能够表达的,他的高贵灵魂与悲情命运,即使我们穷尽文字描写也是无法覆盖的。那么最后600天与最后1300天又有何分别呢,天数怎么能丈量出周恩来的生命厚度与思想深度呢?
这本书的出版真是非常不容易,这里要感谢的人特别多,如果没有中央文献严谨把关,出版社领导认真审读与设计师精心设计,这本书今天就不会顺利地与读者见面。
                                                                                                            顾保孜
                                                                                                             2014.9
编后记
《周恩来最后600天》跟我曾经编辑过的任何一本书都不一样,原因有一,本书的作者顾保孜是我的母亲。其实我做编辑已经十余年,我母亲从事写作已经三十多年,但作为编辑与作者,我们从来没有过任何的交集,她写她的文章,我编我的书,她会翻看我编辑的书,我也会阅读她写的书,但都是站在读者的角度。
俗话说,“近水楼台先得月。”可我这“近水”却没有“先得月”。我这些年把多数的心思放在我个人比较喜爱的文化艺术类选题上。
回忆起往事,我刚上高中时,母亲整天在家写作,晚上她不写了,我就在她的书桌上写作业,常常把她的手稿压在作业本下翻看,就这样,我看完了《红墙里的瞬间》《铁血N4A》等书的手稿。我觉得真好看,跟我翻过的其他领袖题材的书籍不太一样,亲切、通俗、活生生的,其实这就是我母亲的写作风格。
就在我从事编辑职业的第十个年头,有一天,我突然想起这些年我阅读的母亲所写的书籍,曾经感动过、流过泪,这种阅读锻炼了我对人对事认识的深度和广度,也让我学会尽量跳出条条框框来理解人性。我有了要给母亲做一回责编的冲动。我跟母亲说:“我们之间为什么不能合作一本书呢?这应该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呀。”
当时,母亲的《毛泽东最后七年风雨路》刚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于是我们决定做一本关于周总理晚年的书,这也是母亲一直想写的选题。她还为即将写作的书起了个暂定名“周恩来最后600天”,我一听这个书名便非常有编辑冲动。这个选题一经确定,就被“国家十二五规划”选定为重点图书,于是这样一个被我母亲戏称为小名的书名,也就变成了堂堂的大名。尽管这个书名不够准确,但它在我心里,一直是无可替代的。
写作与编辑《周恩来最后600天》这本书,过程是艰辛的,繁杂的,甚至是漫长的。
这里我首先要提到一个人,他就是本书图片的摄影者、著名的红墙摄影师杜修贤,他是我的堂姑父,我母亲当年走上写作“红墙”这条道路,跟他那精彩照片背后更加精彩的“红墙故事”有着直接的关系。就在这本书进入最后编辑阶段,堂姑父因病去世了,没能看见这本书的出版,这给这本带有悲情色彩的图书又平添几许悲凉。
我小时候曾经从堂姑父家拿过一本由他拍摄的《人民的总理》画册,里面是周总理各个时期的照片。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这本画册,那时候真的是天天翻看。当时我太小,不懂得什么伟人、领袖、政治事件,就是觉得周总理风度翩翩、英俊潇洒、那么好看。如今想来,幼稚得可笑,但我永远不会忘记这本画册带给我的感受,周总理的音容笑貌如刀刻一般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
这本书的编辑过程,我有两点特别感受,一是和作者交流别有一番滋味,二是翻阅照片内心格外酸楚。
先说和作者交流。每一次编辑(我)和作者(母亲)之间的正常沟通和交流,往往会演变成一场带有家庭琐碎的对话。母亲常常会用我小时候干的某一件蠢事来解释我的某个要求是荒唐的,是不可以的。最后交流变成了交锋,纠错变成了纠风(我母亲认为她是作家不可以给我当小编的)。从女儿催促母亲写作到母亲催促女儿送审,再到最后为一张照片取舍的争执,“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再说内心酸楚。《周恩来最后600天》这本书记录了周总理生命最后的岁月,不言而喻,书里的照片也是周总理生命后期的照片,他消瘦、疲惫、隐忍……跟我脑海中的神采奕奕的总理形象判若两人。总是想起周总理以前的模样,再看他最后的岁月,所承受的精神折磨、身体病痛,这样的编辑过程,真是伤感。书中有些场景、有些对话,每次读到,必然泪下。
这本书的出版时间是漫长的,这期间也充满了波折,我也想对社领导和部门主任说声感谢。他们为了这本书的出版付出了很多努力,很多事情都是亲力亲为,甚至连章节页里的篇章语都是改了又改,力求严谨、准确和简洁。每当我因为这本书遇到波折和困难而意志消沉时,他们的鼓励和帮助都是那么及时和有力。
最后,我想告诉亲爱的读者,《周恩来最后600天》会出一个平装版本和一个精装版本,在精装版本中会赠送一套由杜修贤拍摄的周恩来照片图卡,跟书中所收录的照片不同的是,这套图卡选取了周总理一生中最精彩、最俊朗的瞬间,以满足每一个热爱周总理的读者的收藏愿望。
作为编辑,这是我职业生涯中非常重要的一本书。作为女儿,这是我送给母亲的一份礼物。作为晚辈,这是我对逝者的一份怀念。
                                                                                                        责任编辑:王飞宁
                                                                                                                    2014.9
书中部分插图——杜修贤摄影
周恩来突然查出膀胱癌之后(组图)

1966年10月1日,毛泽东周恩来走下城楼和群众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
周恩来突然查出膀胱癌之后(组图)

1974年,周恩来在首都机场
周恩来突然查出膀胱癌之后(组图)

 1975年6月周恩来在医院会见泰国总理蒙拉差翁·克立·马莫。这是他最后一次会见来访的外国总理
周恩来突然查出膀胱癌之后(组图)

周恩来与叶剑英在党的十次代表大会上
周恩来突然查出膀胱癌之后(组图)

周恩来在党的十大代表会上
 周恩来突然查出膀胱癌之后(组图)
         周恩来最后一次主持国庆招待会
周恩来突然查出膀胱癌之后(组图)
1974年5月,周恩来陪同外宾在中山公园音乐堂观看演出,不久他因癌症住进医院直到逝世
周恩来突然查出膀胱癌之后(组图)
同舟共济的战友最後握别——毛泽东、周恩来1974年5月石中南海书房
周恩来突然查出膀胱癌之后(组图)

群众自发地来到天安门广场悼念人民的总理
周恩来突然查出膀胱癌之后(组图)

1975年9月7日,这是周恩来在医院最后一次会见外宾,三个月后他与世长辞

主要内容:
本书真实地记录了周恩来总理从患病、住院到逝世的最后生命岁月,生动地展现了周恩来总理与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顽强斗争并在毛泽东主席的支持下,逐步推举邓小平重新走上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的过程,表现了周恩来总理崇高的理想信念、坚定的革命意志和伟大的人格力量。
周恩来从患病到住院,经历了两年苦撑危局的政治苦旅;从住院到逝世,又经历了600天由生到死的病痛时日。周恩来从1972年5月12日,检查出尿中有癌细胞,随后被确诊为膀胱癌。他不仅继续担负着常人难以承受的繁重工作,而且承受着来自党内外巨大的政治压力,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批判极“左”思潮、“组阁”、“反对经验主义”等重大问题上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他在毛泽东的支持下,逐步推举邓小平重新走上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为中国今后的前途和命运作出了重大贡献。自1974年6月1日住院到1976年1月8日逝世,周恩来生命的最后600天里,共做大小手术13次。周恩来生命最后的岁月,伴随着病痛、负重、伤感与离别,他将自己毕生的精力全部奉献给了党和国家的事业。
本书被列入“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作者经过长达两年时间的采访、整理和写作完全成书。目前书稿字数有25万字,图片有400余幅。书中图片90%由周恩来专职摄影记者、新华社摄影部副主任兼中央新闻组组长、中央外事摄影协作小组组长杜修贤所提供。本书资料翔实、内容真实、语言生动感人。

作者简介:
作者:顾保孜,江苏兴化人。1957年2月出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为第二炮兵政治部电视艺术中心一级编剧。著有《红墙里的瞬间》《铁血N4A》《红镜头》《中南海人物春秋》《毛泽东最后七年风雨路》《毛泽东正值神州有事时》等数十部纪实文学著作。多次获“五个一工程”图书奖、中国图书奖、解放军图书奖等奖项。
摄影:杜修贤(1926年11月—2014年6月),陕西米脂人,1945年在延安八路军电影团师从吴印咸学习摄影。1954年任新华社北京分社任摄影组组长、新华社摄影部中央新闻摄影记者。1960年起担任新华社驻中南海摄影组副组长、摄影部中央新闻组组长,新华社摄影部副主任、中央外事摄影协作小组组长。20世纪60-70年代,他先后担任周恩来、毛泽东专职摄影记者。1980年担任中国图片社副总经理,1984年离休。
周恩来突然查出膀胱癌之后(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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