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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采写《家书抵万金——傅雷与傅聪》的过程中，我采访了诸多傅雷亲友。
我继续进行采访，是为了着手写关于傅雷的报告文学。这篇报告文学，题为《傅雷之死》，交给《报告文学》杂志。
之后，我紧急通知《报告文学》编辑部，《傅雷之死》暂缓发表！
为什么我要求暂缓发表呢？因为我对《傅雷之死》要作重大修改。
我庆幸在《傅雷之死》发表之前，发现了我的重大差错！
傅雷家的保姆叫周菊娣，是浙江镇海人。从29岁起，周菊娣就来到傅家工作，尽管她与傅雷夫妇非亲非戚，然而11年朝夕相处，如同一家人。
我采访了她。
在傅雷夫妇晚年，长子傅聪在英国，次子傅敏在北京，唯一与傅雷夫妇生活在一起的是保姆周菊娣。
第一个发现傅雷夫妇自杀的，是保姆周菊娣。
去派出所报案的，也是保姆周菊娣。
正因为这样，我认为根据周菊娣的回忆写成的傅雷夫妇之死，当然是准确的。
周菊娣告诉我，傅雷夫妇是喝敌敌畏自杀的。
傅雷的两个儿子傅聪和傅敏也这么告诉我。
我把傅雷夫妇喝敌敌畏自杀，写进了报告文学《傅雷之死》……
我差一点掉进错误的泥潭！
幸亏在发表前，为了更加准确起见，我认为应该到公安部门核实一下傅雷的死因。
在上海公安部门的帮助下，我查阅了傅雷的死亡档案，这才弄清傅雷之死的真实情况，更正了种种误传——我明白，就连傅雷之子傅聪、傅敏，就连当时唯一和傅雷夫妇生活在一起的保姆周菊娣所说的情况，都与档案不符！
验尸报告指出，傅雷颈部有马蹄状索沟。报告还附有傅雷夫妇所用自缢的床单的照片，这些档案确凿无疑地证明傅雷夫妇是上吊自缢……
保姆为什么说傅雷夫妇是服毒自杀？
那么重要的目击者、当事人保姆周菊娣为什么说傅雷夫妇是服敌敌畏自杀的呢？
我再度访问了周菊娣，又访问了法医及当时处理现场的户籍警，终于弄清真相：
那天上午8时半，周菊娣迟迟不见傅雷夫妇起床。按照傅雷家的规矩，保姆是不能随便进入主人卧室的。只是由于情况异常——傅雷夫妇连续被斗四天三夜，今天这么晚没有起来，会不会发生意外？
一直等到9时三刻，仍不见有任何动静。
当周菊娣走近傅雷夫妇卧室的时候，敲了敲房门，傅雷夫妇没有回答。
周菊娣又敲了敲房门，傅雷夫妇仍然没有回答。
周菊娣把房门敲得很响，傅雷夫妇还是没有回答。
周菊娣感到情况不妙，她非常紧张地推门，门没有反锁。她见到傅雷夫人直挺挺躺在地上——实际上，傅雷夫人当时并没有倒在地上，是保姆神经过分紧张造成的错觉。
周菊娣吓坏了，不敢再看一眼，就连忙跑到派出所报案。
后来，当周菊娣终于硬着头皮进入现场时，傅雷尸体已经被户籍警左安民放在躺椅上。周菊娣见到傅雷身上紫色尸斑，误以为服毒身亡。保姆凭自己的推测，以为傅雷夫妇是服敌敌畏自杀。
户籍警的口述
为了详细了解傅雷之死，我在1985年7月10日找到了当年的户籍警左安民。他是第一个进入现场的人。他的回忆，澄清了一些关于傅雷之死的误传。
以下是根据他的谈话录音整理出来的：
1966年9月3日上午9点多，我接到傅雷家保姆的报告，就赶去了。
当时，傅雷卧室的房门关着，但是没有反锁。我使劲儿一推门，看见傅雷夫妇吊死在卧室的落地钢窗上(注：卧室外为阳台，他们住在底楼)。钢窗关着，夫妇俩一左一右吊在钢窗的横档上。傅雷先生在右边，傅雷夫人在左边。
我推门时劲儿太大，一股风冲进去，傅雷先生上吊的绳子就断了。他掉了下来，正好落在旁边的藤躺椅上。
我赶紧把门关上，打电话给长宁分局，治保科的经志明等来了，我们一起进入现场。我走上前，把傅雷先生扶正，躺在藤椅上。所以，后来进入现场的人，都说傅雷先生是躺在藤椅上死去的。其实不是那样，是我把他在藤椅上放好的。
他们上吊用的绳子，是浦东的土布。那是一床土布做的被单，撕成长条，打个结。你看，死亡档案上有当时拍的照片。这土布上有蓝色方格。照片上右面那个断了的布条，就是傅雷先生的。
当时，地上铺着被子。被子上是两张倒了的方凳。我把傅雷夫人放下来，放在棉被上(注：这点与保姆周阿姨的口述不一致。据左安民说，保姆当时神情非常紧张，不敢正眼看，可能记错)。
长宁分局治保科经志明和长宁区法院有关人员，一致认为傅雷夫妇是自杀。当时，除了把上吊的布条拿回去拍了照之外，现场没有拍照。
傅雷先生死去的时候，穿的是汗衫、短裤，夫人穿的也是睡衣。尸体曾用车送到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法医检验所检验，法医是蒋培祖。他们根据颈部有马蹄状索沟，断定为自缢致死。身上有灰紫色的尸斑，说明死亡已有好几个小时。
区法院来了十多个人。我当时跟他们一起在傅雷家清点财产。我记得，花了两天两夜。
我进去的时候，记得有一盏很暗的灯还点在那里。那时候，傅雷夫人挂在那里，这是很清楚的。是我亲手把她放下来的。
当时，考虑到傅雷是社会上很有影响的作家，所以特地请市检察院的法医来验尸。不是重要的案件，市里的法医是不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