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于那些时髦术语冲调出来的宏大叙事，我向来表示怀疑，并且唯恐避之不及。这倒并非是因为我不关注当下现实，或是对社会缺乏必要的人文精神关怀。情况恰恰相反，除却我的性格难以与此产生亲近之外，更准确地说——我认为宏大叙事是一种难以穿透现实、不堪人文关怀重负的无效言说。譬如“中国性”与“现代性”以及从中衍生出来的“主体性”等等，这些大词无一不是哲学领域与思想界历时上百年来争论不休的议题，一方面是激烈争论呈现出来的繁荣景象，另一方面却大有学术通货膨胀之势，争论的聒噪声不过是浮泛着的既轻且厚的学术泡沫。

　　就如同支持经济增长未必表示同样支持恶性通货膨胀，我乐于看到自己的同辈人热衷于探讨这些严肃的话题，同样也不能表明我就主张纵容这些学术词藻不断地自我指称、循环论证、语义繁殖。因此，我的第一个疑问就是，这些闪烁着光芒和诱惑的术语能否有效地穿透现实的迷雾？或者，换一种更为浅显的说法，就如同胡适当年“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主张，如果悬浮着的“主义”不能够刺透坚固的“问题”，那么“主义”何为？显而易见，对于“主义”的不同取舍都是源自对于“问题”的不同判断。然而，让我疑惑的是，在这场只见“主义”不同却不见“问题”不同的对决中，为何偏偏大家对于“问题”都避而不谈？

对决之外的对决

　　虽也偶尔写诗，我却是诗坛的局外人，并且也没有亲历“中国21世纪诗歌十年东海温泉峰会”的现场。原本并不该对此枉下评判，只是两个当事人均是我私交很好的朋友，我与肖水经常见面聊天，与阿斐虽未见面但也神交已久；两人同时以朋友的身份邀请我介入此次讨论，我想，以朋友的身份进行探讨也未尝不可。因此，我仅凭自己对两位朋友的了解，尽力理解二人所要表达的意图。

　　肖水撰文《“自主的中国性”与“转述的现代性”的对决》，认为新的诗歌主题正在发生转型，“转述的现代性”与“古典的中国性”的对决必将取代“知识分子”与“民间”的对决。在这样的前提下，他进而主张包容过去、现在、未来的“中国性”将以呼唤主体觉醒的姿态在诗歌中显现出来。通过诗歌文本的这种呈现，肖水旨在探讨如何衔接历史性与现代性这一悬而未决的技术性难题

　　随后，阿斐在博客上发表了回应文章《自主？转述？而且对决？》，他的不同意见旋即产生了对决之外的对决。在我看来，他的诘难主要是三个问号，或者说是三个W——（When）什么时候的中国性？（Which）何种中国性？(Whose)谁的中国性？具体而言，分别是：中国性究竟是古典的中国性，还是现代的中国性；中国性里隐含的现代性的属性究竟是中国，还是西方；自主的中国性中的主体究竟是国家，还是个人。

　　如我之前所言，不同“主义”就会有不同的结论，不同的结论又是源于不同的问题意识，而不同的问题意识则植根于对于问题采取了不同的基本判断。导致肖水与阿斐采取不同立场、持有不同观点的关键因素就在于，他们对当下现实的基本判断迥然相异，而这恰恰又是他们避而不谈的。虽然我也深知目前的言说之不易，但是，这并不能成为取“主义”舍“问题”从而避重就轻的理由。没有梳理清晰问题来源、没有厘定清晰言谈边界，即便争论双方所采用的都是相同的术语，任何争论都必然是关公战秦琼式的对决。

　　我将这场论争戏称为“80后的人文精神大讨论”，似乎是上世纪90年代那场人文精神大讨论的隔世翻版，类似的话题在学者们已经厌倦的时候，几个年轻的诗人重拾旧题，并将自己的激情投入其中。倘若比对当年的对阵双方，那么从肖水和阿斐的观点不难判别出他们的文化立场——年轻一代的新左派与自由主义。尽管我不主张使用这种贴标签的方式来对思想和观点进行简单粗暴的归类存档，但是，为了暂时能够拉开他们在思想拳坛上扭打在一起的观点（仅仅是观点，而不是人身），使它们各自清晰地呈现出来，这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做法毋庸置疑也是最为有效的。

　　对于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这段著名的学术公案，我想，恐怕无需在此赘述两者的区别。那么，不妨接着他们的讨论来谈谈我的观点。

中国性里有什么？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任何涵盖一切的大而无当的说辞通常都是毫无意义的，笼统地谈论中国性自然也不能幸免。在我看来，假使不得不界定中国性的话，作为文化属性的中国性是专指那些中国独有而别国没有，或者是中国原创而出口他国的独特文化。倘若中国有而别国也有，或者别国原创而出口中国，那就不构成所谓的中国性。这种无所不包的文化属性唯一能够做到的就是满足一下脆弱的民族自尊心，在名不副实的言谈中实现自我膨胀，此外它几乎一无是处。

　　既然如此，那么谈论中国性，首先急需解决的难题就是时间与空间的界定。在时间维度上，它体现为到底哪一朝哪一代能够代表中国文化。民族主义者尊汉，世界主义者尊唐，知识分子尊宋，权力机构尊明，还有不少文化原教旨主义者干脆主张恢复周礼。我们到底听谁的？或者索性把从三皇五帝到今天全部囊括进去。可我们如何调和漫长无比的历史中俯拾即是的矛盾呢？强的时候开放，弱的时候保守，强的时候使用武力，弱的时候又宣称爱好和平了，到底哪一个才是中国性？如果说，他们全部都是中国性，那么请问世界上又有哪个国家不是这样呢？难道说，反复无常和自相矛盾就是中国性？这恐怕更不行，主流学者素来都有崇尚稳定和维护统一的习惯，历史上反复无常和自相矛盾的一面是他们断然不能接受的。在空间维度上，它体现为到底哪一个地区哪一种区域文化能够代表中国文化。人人都秉承着“谁不说俺家乡好”的恋乡癖，恐怕最终的解决方案无非两种，如果权力者说了算，那么中国文化肯定就诞生在他的家乡了，如果民主方式来解决，那中国文化肯定诞生在人口普查中人口最多的省份。除了涉及省份差异，还牵扯到民族差异，不让居住在偏远地区的某些文化相对比较落后的少数民族代表中国文化，这显然是政治不正确；让所有民族在中国文化中占有同等份额的因素，则又肯定是学术不正确。况且，还有一个更难解决的问题，一旦当时间和空间这两个层面重合，就出现了蒙元和满清的问题。它们又算不算具有中国性呢？

　　我提出诸多问题，并非有意刁难我的两位朋友来为我立即做出解答，我不过是想要说明历史教科书上“历史悠久、幅员辽阔”的说辞使得中国问题异常复杂。同时，由于构成因素复杂，所以其特性十分不稳定。面对纷繁复杂的非稳定结构，阐释中国问题所必需的篇幅就起码是论文，甚至是专著，而不是看似简洁而且统领全局的关键词与摘要。

　　其次，就是肖水和阿斐都提到的关于中国性的古今之争。肖水主张努力打通两者，令它们的文化血脉变得顺畅，使得当下的中国可以借此汲取古典的养分。阿斐认为，古典文化与现代性决不是破镜重圆的关系，它们之间本无联系，强行拼凑或将导致两败俱伤。姑且先不论最终的结论怎样，至少在他们的论述中我看到了他们隐含的逻辑起点——谈论中国性，必然要直面古今之辨，而且势必要对此做出价值判断。

　　不论古今，虽然我们都在使用汉字，然而汉语文化却已经随着汉语使用规则的骤然改变而断裂了，且不说语音和字形的显著差异，至关重要的变化还在于语法与词法的使用结构早已面目全非了。根据西方传播学的理论，不同的语言使用习惯导致不同的思维模式，从而形成截然不同的文化类型。以新文化运动为界，文言文写作与白话文写作在中国文化内部明显不是同一种文化类型，那么，究竟是以楚辞汉赋唐诗宋词为中国性呢，还是以“鲁郭茅巴老曹”为中国性呢？如果将这些全都收纳进来，矛盾又产生了——这些五四一代成长起来的知识精英谁没有反思与批判过传统文化？不妨怀揣好意地认定，这不是文化人不珍惜祖宗传下来的文化，而是后人超越前人的努力，而将不断自我超越作为中国性的核心，试问世界上但凡尚存的国家和民族，又有哪个不是这样呢？

　　就我个人的观点而言，对于中国文化，我持衰退论。我认为中国文化的最高成就终于先秦时代，亦即雅斯贝尔斯所谓的“轴心时代”。具有原创性的核心价值均在此时得到空前繁荣，而在此后不断衰退，如今已是空前凋敝。此后出现的学说不可谓不多，可惜大多都是对于原创者（孔孟老庄）的阐述，以及对于那些阐述者的再阐述，并以此无限递推下去。在此过程中，文化的核心价值也在一代又一代的阐释中被不断稀释。时至今日，文化的核心价值既不能在原创中开源，又无法在使用中节流，在经历了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多次里应外合的文化浩劫后，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还残剩下些什么？

　　丧失核心价值的中国性，有名无实，犹如一具幽灵漂浮在争论的字里行间。这是我对于中国性的全部疑问——它至今尚存而且切实可行并且行之有效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现代性难道有国籍？

　　现代性是一种政治模式、文化模式和生产模式的综合性思想。目前，国内对于现代性的谈论领域基本集中在生产模式上，而普遍对另两个更为关键的范畴采取忽视乃至无视的姿态。学界对于“现代性”仍然存有相当大的争议，争论焦点主要集中在什么是现代性以及现代性的历史分期问题。大致上说，唯一相对确定的是现代性的源头——宗教改革、法国大革命与启蒙运动确定了现代性的基调。它们分别解决了人的自主性（人从教会中获得解救）、人的创造性（人的活动可以改变社会属性），以及世界的可知性（人可以通过理性、逻辑来把握客观世界）。纵然源头相同，可是现代性的河流却沿着不同的路径抵达不同的立场，其中不乏截然对立的结局。譬如，马克思认为只具有单一形式的现代性，它的终点必将顺着他的历史唯物论万无一失地抵达共产主义天堂；而西方自由主义者并不这么看，他们主张多元现代性，认为现代性可以有不同的出路，并非只有一条单行道。

　　在西方，左派是现代性的产物，右派也是现代性的产物，希特勒和斯大林是现代性的产物，民主政治也是现代性的产物。我想请问，在言必称现代性的争论中，究竟指的是哪个范畴的哪种形式的现代性？我想，答案是彼此心照不宣的——不能回答。无论什么样的答案，都是西方的现成例证，这和中国性又有什么关系？它所引发的另一个疑问是，中国有没有自主研发的现代性呢？这同样不必回答，答案显而易见——没有。

　　众所周知，现代性是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飞来峰，或者按照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观点，它是西方资本主义殖民者通过坚船利炮强加给中国人民的。在恰似荒诞剧的情节中，一个错误而坏的起因导致了一个正确而好的结果，仿佛穷人家的女儿被地主老财强暴后被纳为小妾，她享受着脱贫致富后的生活，却必须对于致富的原因三缄其口。然而，回避终究不是解决之道，只是崇尚稳定和维护统一的主流学者们无法容忍这样一个屈辱的历史玩笑，他们怎能接受历史逻辑中同一事物在价值判断上的前后矛盾。那么，原产地不是中国却在中国以一种独特方式生长的现代性能不能算是中国的呢？如果这一逻辑成立，恐怕阿拉伯人也完全有理由将中国的四大发明写进他们的文化史，毕竟它们是经过了阿拉伯人的转手之后才最大限度地被广泛应用于当今世界。假设，中国人慷慨地不介意那些走向世界的国粹被打上其他国家的民族标记，那么，或许现代性被贴上“中国制造”的标签也未尝不可？只是，中国人能容忍中国性遭人掠夺么？

　　究其原因，这还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心理在悄然作祟。究其实质，这种观点含有民族优劣的等级思维，它认为，任何非物质文明的东西也如同所有物质一样具有原产地，并且原产地对其文化产品拥有终身有效的产权，哪个国家或民族要是对于某样其他国家的非物质文明只具使用权而不具产权，那就是受人施舍，非但民族自尊心严重受伤，而且在民族性上也输人一等。我的问题是，难道非物质文明真有国别之分，现代性是含有国籍的？尽管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争论并没有纠缠在细枝末节的具体国籍上，但是东方和西方的对立思维并没有显示出不一样的逻辑，差别只是把问题从群雄混战简化成了东西对立罢了。

　　如我之前所言，中国性是专指那些中国独有而别国没有，或者是中国原创而出口他国的独特文化。同理，既然现代性已经是全世界绝大部分国家和民族所共有的，那么这种政治模式、文化模式和生产模式就不是独特文化，而是共有文化。换言之，它标志着全球性和普世性。既然，中国性的内部难以甄选出至今尚存而且切实可行并且行之有效的核心价值，那么现代性中又是否具备呢？

　　在我看来，现代性之所以成为普世的，就在于它的核心价值是一种普世价值。简而言之，也就是从法国大革命以来逐步形成的自由、民主、平等与博爱等理念。我不妨再次以最大的好意来揣测，当今世界恐怕并没有谁会反对这些，即便是暴君与独裁者也未必敢公然宣称反对自由、民主、平等与博爱。可见，这些核心价值完全有理由来构成世界上不同国族的不同语言的公民之间共同的“世界语言”。既然如此，又何必再区分现代性是专属于哪国哪方的产权和使用权呢？因此，我对此的看法是，我不反对在现代性内部来反思现代性（我认为反思是相当必要的），但是，将现代性放置在一个区分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的东西方二元对立思维上则毫无必要。

自主性还是主性？

　　阿斐在《自主？转述？而且对决？》中认为，肖水把自己的一个文化口号（“从中国回到中国”）改称为“自主的中国性”，言下之意是某个个人或几个人的“自主的中国性”将其他人的“自主”改造成一种“被代表”。我本人也参与了《语文报•大学人文》中“从中国回到中国”的专栏写作，作为当事人之一，似乎我也在“他人即地狱”这句名言上添砖加瓦。只是我并不知道，有多少人看过我在专栏中的那些文章，也并不敢奢望我竟有如此之大的影响力，居然能够以我的“自主”来侵犯到他人的“自主”。即便退一万步讲，哪怕我有足够数量的拥趸，他们是否认可我的观点也是我无法左右的，我既无能也无心将我的观点变成“最高指示”，强迫别人采纳、信奉并且以“两个凡是”的巨大热诚来贯彻实行。

　　在这个时代，个人言说的势单力薄和微不足道，想必在媒体就职的阿斐深有体会。自主性危机，绝不是不同个体之间的话语打闹就能置主体性于死地的，它的危机来自另一个层面上力量对比更为悬殊的对决——国家主义与个体主义。

　　在肖水的观点中，自主性的被提出首先是基于一种不容改变的客观事实。他认为，生活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人的自主性首先是作为“中国人”的自主性。换言之，自主性是在国家意识的前提下被提出的。诚如他所使用的类比，“我之父母，他们在身份、地位、财富、学识上可能不如他人，但他们生我、养我、育我、爱我的事实是无法改变的，对待他们的态度将成为理解‘自我’、塑造‘自我’、完善‘自我’的方式”，亦即是说，国家与个体的关系就是一种中国传统伦理体系下家长与子女的关系——家长地位的合法性来自血缘关系（他生我养我）和伦理关系（他育我爱我）。然而，现代性视域中的国家意识与其说是伦理关系，不如说是契约关系。不妨再从现代国家的正当性与合法性的角度来阐述，马克思•韦伯详细描述了三种基本统治形态的正当性来源：卡里斯玛型的基础是某一个受到非同寻常崇尚或盲从的权力领袖或由他所创立的制度被奉为神圣或英雄或典范；传统型建立在对传统的神圣地位以及由于传统而享有权威的信奉之上；法理型建立在对明文法律以及依法行使权力人员管理权的信任之上。很显然，肖水所谓的国家意识的正当性更接近于卡里斯玛和传统型，而不是法理型。毕竟，父母之为父母、子女之为子女的最初确认并不来自法律。如果按照肖水这个生动的比方，倘若恰巧父母有不抚养子女、甚至虐待儿童的不良习性，那么子女的自主性是否有权利脱离他们父母的监护权呢？又或者，子女一旦成人，是否有权从父母手中收回监护权呢，从而彻底自主，而不是依旧维持被父母监护的原状呢？

　　简单来说，这种传统社会家长制的伦理关系与现代性视域中的权力合法性并不同构。根据现代的政治思想，国家与个体的关系建立在对于法理的共同认定，国家是一个在共同的契约精神支撑下由个体组成的共同体形态。国家与个体决不是老子和儿子的关系，也完全不必严苛遵循“子不嫌母丑”的古训。

　　当然，肖水所持有的国家主义观点本身也是现代性的产物之一。它认为国家的正义性毋庸置疑，它和国家利益一样具有不证自明的神圣地位，它的一切价值都最终指向国家利益，在国家至上的口号下抑制和放弃个体。对此，我的疑问就是，当子女已经成人，由本人承担自己的监护人的时候，他是否有对那个拥有诸多不可改变的事实（生我、养我、育我、爱我）的父母说不的权利？如果没有这种来自法律所赋予的权利，那么他所有的自主性，究竟是体现了他本人的意志，还是要遵从父母的意志？如果当子女和父母的意志发生了偏离，那他还有没有权利去体现这种具有差异性的自主性？倘若这些权利都没有，试问自主性从何而来？又谈何“自”主性？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明确提出自我意识的“主奴关系”之说。在他看来，具有独立性的意识，它的本质是自为存在，是主人；具有依赖性的意识，它的本质是为对方而生活以及为对方而存在，是奴隶。如此看来，在传统家长制的思维模式下，儿子的自我意识究竟是独立的，还是依赖的？它所体现的究竟是自我作主的主体性，还是主人作主的主性？

结语

　　我的这些有些苛刻的问号，并非是专为刁难我的两位朋友，事实上，即便对于我本人而言，这些问号也颇有逼问之势。当然，宽容地说，中国性、现代性与自主性作为一个三位一体的开放的议题，不仅对于我们三个人而言是悬而未决的问号，纵然是对于我们这代人而言也同样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但是，我依然相信这两位诗人朋友完全有能力在他们的诗歌写作中闪现出彼此在论争中所持有的观点（或许阿斐是更口语化的、关注当下现实的，而肖水是更知识分子的、努力回顾历史的）。

　　中国性、现代性与自主性，犹如横梗在我们面前的三座大山，却又像是不可接近的城堡，而我们只能以各自的观点来试图接近这个目标。最后，对于这场永远不可能有结论的争论，就以卡夫卡的箴言作为我最后的结尾——目标虽有，道路却无，我们称之为道路的，其实是踌躇。

应友人肖水与阿斐之邀介入争论，写于2009年11月24日凌晨。

附：相关争论文章

肖水《“自主的中国性”与“转述的现代性”的对决》：http://blog.sina.com.cn/s/blog_623d7d350100fbbi.html

阿斐《自主？转述？而且对决？》：

http://lihuifei1980.blog.hexun.com/40791678_d.html#commentsList